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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内的局势之外，陈中还谈到了我们的邻国日本，他在强调，我们未来的战争一定会和日本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交锋。
陈中谈到，19世纪中期的日本幕末时代，当第一个“将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美国人培里，率领舰队在横滨叩关之后，日本即与中华帝国一样，被纳入西方列强的亚太政策范围之内。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半殖民地地位的奠定，日本如何免遭中华帝国的厄运，迈向近代国家，成为“尊王攘夷”的幕末思想家们的共同课题。而在“攘夷”思想中产生的“海外雄飞论”，是幕末改革派先驱对外思想上的代表性主张，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佐藤信渊受同时代盛行的日本国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著述中，不但勾画了以日本为中心称霸世界的蓝图，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23年写成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
他认为，作为“皇国”的日本，是“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故应以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关于“混同宇内”的方案，他提出要首先吞并中国，“支那既入版图，他如西域、遏罗、印度诸国必渐慕畏威，稽颡葡甸求隶臣仆”；并在书中详细叙述了“攻取支那国之方略”，提出要首先征服满洲，然后再图朝鲜、中国。
可见，这是一个征服满洲，吞并中国，进而征服世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的“秘策”。
佐藤信渊在世时，其思想影响还不太大。但到了明治维新以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就发现了并特别重视其上述主张。这是因为：在佐藤信渊的思想体系中，“包括了维新以来，大正、昭和与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适应时代要求而可以提取的种种侧面”，而其对外扩张、一统宇内的主张，更是被作为日本“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先驱而受到赞赏”。
佐藤信渊之后，吉田松阴则以言传身教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吉田松阴提出了“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
他主张日本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并且又在佐藤的主张上更进一步，主张日本要“乘隙收满洲而逼俄国，侵朝鲜而窥清国，取南州而袭印度”，从而实现丰臣秀吉未果的“宿志”。
吉田松阴在宣传其主张的同时，还创办了“松下村塾”，培养弟子。明治维新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皆出自松阴门下。
吉田松阴的上述思想，自然也就较佐藤信渊，在明治初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幕末时期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海外雄飞论”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攘夷”的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
明治维新开始以后，1868年2月8日，新政府在向法、英、美等国公使递交日本第一份外交文书的同时，也发布了第一份外交公告，一方面宣称“断然同意缔结和亲条约之事”，同时又表示要“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以对答祖宗先帝之神灵”。
3月10日明治天皇发布的《对外和亲谕告》，以及21日的《亲征诏书》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4月6日，明治天皇在紫宸殿率公卿诸侯向内外宣布《五条誓文》的同时，又向国内发表了“安抚亿兆、宣布国威”的《宸翰》，再次宣称“欲继承列祖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明治政权建立伊始所宣布的对外方针就是，要在对欧美列强“开国和亲”的同时，继承“列祖伟业”，对外扩张，以“使圣德光耀万国，置天下于富岳之安”。
日本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对我华夏的侵略是早晚的事，所以，积极备战，是我海南一直不变的战略。
军工的发展，更是我海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重点。
第一百九十九章 华夷秩序
陈中说，明治初期的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
一方面“脱亚入欧”，达到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平起平坐的目的；
一方面又加入列强在亚太地区的角逐，对近邻国家实施扩张侵略，以共同打破“华夷秩序”，确立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围绕朝鲜和琉球问题，日本的亚太政策初露锋芒。
日本近一个世纪一来，一直对华夷的概念加以阐述，他们认为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一切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夷。
这个华夷的概念还要追溯到早期的华夏族。当时的华夏族是部分夷狄蛮戎等民族的融合体，因此所谓的华夷之别，其实并不仅仅是民族和地域的区别，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高低之分。
古代人常以“夏”与“蛮夷”，或“华”与“夷”的对称，即以文化和种族来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优于夷狄的观点。
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华夷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华夏族在与周边各族群的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也难免对抗与碰撞。
从地缘政治上看，当时的日本要向外发展，无论是北进亚洲大陆，或是南进海洋，均需首先解决朝鲜、琉球问题。
有鉴于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务省，主要为解决朝鲜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并获准通过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通过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并为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迈出了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同时也否定了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始打破东亚“华夷秩序”。
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国的覆亡，在东亚的“华夷秩序”上撕开了一角，“这是所有朝贡的属国一个一个的被割去的一个序幕，如安南、朝鲜、缅甸”。
如同指向朝鲜、北进亚洲大陆的企图一样，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台湾，也暴露了它南进的野心。
伴随着明治初期“‘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扩军备战，日本在与欧美列强和好的同时，以武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己经比较明朗。而实施这样的政策，矛头最终必然指向中国。
山县首相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首次发表了施政方针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维持国家独立、伸张国势”的对外主张：“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
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如若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国将不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己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山县有朋的上述“利益线”主张及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己基本形成了。
在甲午战争的军事作战阶段，日本对华战略方针是经由朝鲜半岛，先在东北的辽东半岛，逐步向山东半岛、台湾岛转变。
它反映了日本从北上、南进两个方向，实施其亚太政策的企图。而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过程，还包含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这两个重要人物在政策实施上的主张的分歧与斗争。
1894年11月底，山县有朋亲自率领的第一军，与第二军配合，攻占了辽东半岛大部。他决定按预定计划，继续向山海关进攻，发动直隶作战，进而攻陷北京。
但他的主张受到了伊藤博文的反对。12月4日的大本营会议上，伊藤提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意见书，主张另外组建一军，渡海进攻威海卫，歼灭北洋舰队余部，与辽东半岛一起“扼渤海之锁钥’，与此同时，“要以南向夺取台湾为大计”。
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持台湾诸岛作为战争之结果必归我所有之论者，晚近于朝野间愈益增多”；日本必须先以兵力占领之，作为在战后媾和条约中割让台湾的根据。
日本在控制渤海、威胁直隶的形势下，迅速开始了略取台湾的作战，同时在旅顺设立“征清大总督府”，继续保持对直隶地区的军事压力。
清政府被迫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结束战争。通过该条约，日本推翻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侵占了台湾并将其作为殖民地，实现了日本自1874年以来20年的梦想，台湾从此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华南地区及南洋群岛和东南亚的跳板，从而拉开了近代日本南进的序幕。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阶段，日本从此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向踏向亚洲大陆的基地，并为继续北上、南进亚太地区打下了基础。
同时，它不但打败了老大而软弱的清帝国，又把朝鲜、琉球等藩属强行割裂出来，从而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达到了“脱亚入欧”的目的，为其称霸亚太地区开辟了道路。
甲午战后，日本的重点之所以转向“北守南进”，除了因为华南乃至南洋亦是其亚太政策的既定发展方向之外，主要是因为在北方，俄国自带头向日本干涉还辽之后，在中国东北大力扩张势力，并在朝鲜取代了中国的支配地位。
日、俄矛盾在北方的激化，预示了一场新的争夺战争。山县有朋在前述意见书中也谈到：“欲将朝鲜收归我之势力范围，必先具备对俄开战的决心，唯有此决心，才能实现经营北方的目的”。
为此，日本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积极备战。同时利用英俄之间在亚太地区的矛盾，于1902年1月与英国签订了第一次同盟条约，争取英国支持对俄作战，以作为解决“满韩问题”的手段。1904年2月起，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大战，
日俄战争即将要结束了，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俄国失败的结局成为了必然。
这样的结果，使日本必将成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加速吞并朝鲜、大力经营南满的同时，完成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迅速加入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新一轮争霸。
我们华夏民族俨然成为了这场争霸赛的奖品。面对日本人的野心，我们海南岂能坐视不管。
当强盗的铁蹄已经踏进了我们的家园时，我们所有的华夏儿女必将拿起武器与侵入我们家园的列强做一场殊死的搏斗。
第二百零零零章 北上抗日
德国的军工考察团在海南通过近三天的洽谈，达成了一大笔军火的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