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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房间里写作。原来的篇幅似乎不够，他们又增加了两集。二稿辛辛苦苦地拿出来以后，把钟秋喊来讨论，三个人吵了三天，第三稿的方案已经确定下来。
接下来是趁热打铁，钟秋又一次走了，留下他们两个人在那继续修改。过路的脑子有些麻木，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黄文也嚷着要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坐船到水库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在那钓了一天鱼，结果过路一条也没钓到。黄文倒钓了好几条，是那种放养的非洲鲫鱼，黑黑的，看上去很肥。第二天，大家都不想钓鱼，黄文说我们去购物吧，于是要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附近一个可以购物的小镇，在小镇上，黄文买了条烟，然后花了许多时间给她的一个男朋友打电话，让男朋友来山庄住几天，男朋友找了各式各样的借口，就是不愿意来。这以后，黄文有点闷闷不乐，在镇上闲逛时，时不时拿过路出气。她已经和过路打过招呼，告诉他男朋友要来，现在男朋友突然变卦，不肯来，她觉得很没有面子。
过路想起在部队招待所刚和黄文见面时的情景，那时候，他们第一次走到一起谈论剧本，黄文给过路留下十分粗旷的印象。她那天拎着个塑料口袋，里面很显眼地放着一大包卫生巾。在讨论剧本的时候，她粗话连篇，比男人还要男人。过路从来没见过思想像她这么开放的女光棍，那还是一次比较务虚的讨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观摩电影，每当电影上出现xing爱镜头时，她就发出放肆的怪笑。最让过路难堪的，是钟秋向她介绍过路时，话稍稍多了些，她竟然很赤裸裸地对钟秋说：“别说得那么详细，怎么搞得跟介绍对象似的。”
钟秋笑着说：“你不要想得美，人家过教授是有太太的人。”
黄文说：“有太太怎么了，我就喜欢有太太的男人。”
钟秋说：“你别瞎闹，过教授可是正派人。”
黄文半真半假地说：“这年头，男人当中难道还会有正派人？”
完全是凭直觉，过路几乎可以肯定，黄文说的那位男朋友，是一位已婚男人。因为黄文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她只喜欢已婚男人。她的理由是已婚男人，绝不会为了像她这样的女人，和太太离婚，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她最害怕的一步棋。黄文早就做好了独身一辈子的准备，一个男人为了你离婚，那么意味着接下来就要向你求婚。黄文说她想不明白，有些女人非要把结婚看得那么重，男人永远是对情人好，而女人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结婚是爱情的坟墓，是离婚的序曲，在讨论剧本的时候，黄文常常可以对男女之情，发出一些非常独特的见解。因此剧本中，凡是出现和女权主义有关的戏，一概都由黄文亲自处理。
从镇上回来，过路开玩笑地说：“你男朋友不来，也好，反正有我陪你，再说，明天开始，我们就得开始弄本子。“黄文问他是不是怕别人来了，她会丢下他一个人不管。
过路说：“一想到还要改本子，我就有些发怵，我反正是玩票，想想你们这些干职业编剧的，也真不容易。”
黄文没想到他说这些，叹气说：“我们可是说好这两天里，不许谈该死的电视剧。
说到编剧本，我肚子里的苦水，吐出来都可以淹死你。这些年还好，写了就能拍，想当年，一稿又一稿，最后全白写了。”
两个不谈电视剧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在聊天中，各自谈了些自己的生存情况。
黄文听说过路的太太在德国，第一个反应就是，既然去了国外，会不会不回来。过路说，太太真要不回来，他也没办法，不过她肯定会回来的，因为孩子还在国内，他们的小孩现在寄养在丈母娘家。黄文笑着说，女人到国外回来不回来，和小孩有什么关系，她真要舍不得，完全可以把小孩带出去，没听说，有人就是为了让小孩留在国外，所以不肯回国。过路明知道自己太太绝不会不回来，故作大度地说：“管她呢，她要是不回来，最好，我总不能硬阻拦着人家的好事。”
黄文笑着问过路，太太出国了，他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太太的事情。过路带着些轻薄地说：“起码现在还没有。”
黄文说：“算了吧，我看你也不像是有胆子的样子，男人大都是这样，有贼心，没贼胆。”
过路笑着说：“不是没贼胆，是没机会。”
黄文针锋相对地说：“怎么没机会，现在难道不能算是机会？”
过路从来没和女人放肆地调过情，他被她说得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男人。在过去的两天里，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几次都是话到嘴边，不敢贸然出击。自从老婆去了德国以后，他一直靠手淫解决自己的性欲问题。他仿佛又回到大学的苦读时代，那时候，周六自渎成了法定项目，因为他的下铺是本地人，每个周六都要住回去。双层的小铁床要想不发出可疑的声音来，非常不容易，过路相信同寝室里有很多同学，都在干着这悄悄的勾当。有的人甚至就躲在厕所里干，喷得到处都是。
没有老婆的日子真的不好打发，过路已经想了很多遍和黄文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他觉得自己和黄文真发生了什么，也不能算是对不起老婆，因为他和她之间，并没有任何感情的纠葛，不过互相借对方的东西用一下而已。
吃过饭以后，黄文提议大家都睡个午觉，过路没回自己房间，却跟着黄文进了她的房间，黄文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没想到他突然很笨拙地扑向她，把她掀翻在了床上。
黄文很恼火，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像话。过路这时候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反正已经动手，只要黄文不是真翻脸，就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他用手去抓黄文丰满结实的乳防，死死地抓住了不肯丢。黄文终于甩开了他的手，气呼呼地说：“你给我住手，听见没有！”
过路感到有些无地自容，手还按在她的乳防上，既舍不得拿开，又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人陷入了一片迷惘之中。
黄文总算给了他一个台阶，和颜悦色地说：“我们理智一些，行不行，把手拿开。”
她掰开了他的手，因为动作是温柔的，带有安抚的性质，过路起码不是感到过于下不了台，他做出很顺从的模样，把手拿开了。黄文说他好歹也算是个有教养的人，怎么一下子也会如此不成体统。过路无言以对，想今天出丑了，偷鸡不着蚀把米，以后如何做人。
黄文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有些感动，她说她并不想让过路难堪，但是自己正处于排卵期，不想冒怀孕的风险。她告诉过路，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堕胎是一件很伤心的事，不是怕别人说什么不是，她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时候，最能让她感到一个独身女人的不幸，当你最需要男人的时候，他们像闯了祸的孩子一样，很不负责任地溜走了，她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黄文的话说得如此诚恳，过路真不知说什么好。他有些不死心，又不能不死心。黄文大约也知道他的心思，说：“你不用难过，我也不会怪罪你的，其实我也有那么一点喜欢你。但是，我有原则，因为不想出事。“过路嘟嘟囔囔地说：“早知这样，今天上午在那小镇上，我就应该买几个安全套。“他告诉黄文，上午在百货店里，他看见专门有个柜台，出售各式各样的避孕药具，甚至还有进口的，吹了气耀武扬威地陈列在橱窗里，看上去很滑稽。黄文被他的话说得笑起来，说：“我真看错人了，原来你早就不怀好意，俗话说，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教授也一样是坏人。“过路得寸进尺，要拉着黄文一起再去小镇，黄文说：“要去你去，我才不跟你一起去买那种无聊的东西。”
过路来了精神，看她样子并不是真的拒绝，一定要黄文一起去。
结果两个人午觉也不睡了，果然又喊了一辆出租车，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地去小镇。
一路上，两人十分亲热，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出租司机还是原来的那一位，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忍不住有些好奇心，时不时从反光镜中看他们一眼。过路想不到事情会这样，感到很兴奋，胸口咚咚直跳，一路孩子气地拉着黄文的手不肯丢。黄文反倒被他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出租车终于到了小镇，到了那家百货店门口，过路欢天喜地地让司机等着，他和黄文下了车，手牵着手，往百货店里走，黄文一路走，一路笑着说：“我们俩真是有点疯了。“
《别人的爱情》第五章
钟天是个儿女心肠非常重的人，自从和包巧玲结婚以后，自己的四个孩子几乎和他断了关系，这一点让他感到很痛心。倒是包巧玲的小儿子杨卫文经常跑来蹭饭，他的工作关系在话剧团，离这不远，一抬腿就来了。右派平反落实政策，杨如盛又一次获得机会可以调回话剧团，但是他再次放弃了机会。既然是落实政策，杨如盛和当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包巧玲商量，让小儿子杨卫文顶替他的职。杨卫文属于那种脑子不太好使唤的小孩，上学时，考试总有几门不及格，高中考不上，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闲荡，进了话剧团以后，除了打杂，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想让他当水电工，很快就发现真让他干，非出人命不可，不是电死别人，就是电死自己。这些年，话剧团很不景气，已经好多年不排演新戏，演职人员都自己在外面找活干，杨卫文身上什么技术活也没有，眼见着就要下岗了，他反正也不急。
包巧玲知道钟天的心思，钟天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女，儿女们都很冷淡，每次挂了电话，都要闷闷不乐好多天。他尤其喜欢钟夏的儿子小雷，过去媳妇徐芳星期天常带着孙子回来，现在徐芳正和钟夏闹离婚，两个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钟天想孙子，挂电话过去，每次都被徐芳找各种借口推辞掉。结果钟天为孙子买的一个真皮足球，搁在小房间里差不多快大半年，仍然还没有送出去。有一天，小雷已经说好了要来，钟天很高兴地把足球拿出来，放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想到后来孙子还是没来，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徐芳说家里有什么事情，原订的计划不得不取消。钟天感到莫大的悲哀，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闷闷不乐地抱着足球，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
包巧玲为此感到有些歉意。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敌人，现在登堂入室，走进了这个家庭，钟天的儿女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理所当然，包巧玲自己并没有什么儿女心肠，和钟天相比，她知道自己是个很不称职的母亲，多少年来，她自己的两个小孩，其实一直是由杨如盛的义父带大的。杨如盛的姐姐有一个多年的老跟班，其实就是家里的男佣人，对女主人一直忠心耿耿，杨如盛小时，很长一段时间，就靠他照料。解放后，杨如盛的姐姐入了狱，老跟班无处投奔，在外面流浪了几年，最后就跑来找杨如盛，为杨如盛照料家事，帮他带孩子。杨如盛被打成右派以后，包巧玲就把襁褓中的杨卫字交给了他，后来差不多过了十年，又有了小儿子杨卫文，同样也是交给他带，因此杨卫字杨卫文兄弟，都是这老人家一手带大的。等到两个小孩都分别成人，他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死了，那一年杨卫文正好十八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