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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他在广州大本营对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中特意提到此事：“现计陈军三数万人，右翼由河源攻回龙，正面则在惠州马鞍，左翼则在淡水平湖，意图大举，故此次实为生死最后的决战。
幸河源方面敌人已被我军扑灭，惠阳亦无事，惟有小部分陈军窜入广九路线新安、平湖一带，大抵数日亦可击退。”
张民达、叶剑英在参加围攻惠州战役中日夜奔驰，历时半载，打了许多苦仗硬仗恶仗，击溃敌人数次进攻，受到许崇智的嘉许，报请大元帅给张民达记大功两次。
但是，各路讨贼军心怀异志。
滇、桂军无心恋战，不但不积极进攻惠州，反而在叛军攻击下，节节败退。
致使孙中山大本营又不得不从石龙移设于石滩车站。
11月12日，叛军攻占石龙，石龙滇军、桂军纷纷向石滩退却，溃兵如潮。
西路讨贼军总指挥刘震寰无法制止，也只好退走。
这时，惟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
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危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
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
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英指挥部队一方面阻止溃军，保卫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抗击叛军，且战且走，保护孙中山安全返回广州。
经过这次战斗，叶剑英感触颇深，后来回忆说：“那次打了个败仗，从博罗退到惠阳，后来一直退到广州近郊，退了几百里。
孙中山亲自督战，他的座车停在桥上，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打破了。
情况十分混乱。
但孙中山先生仍坚持督师不后退，最后左右参军假传命令，叫司机把专车开走，悄悄退回。
从这件事情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
第八旅从进军福建，攻克水口，转战潮梅，大战言岭关，到解围博罗，克服泰美，一直到最后固守石滩，变逆境为顺境，化险为夷，连战皆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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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篇（10）
这与参谋长叶剑英出谋划策，辅助张民达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
1924年3月10日，孙中山特意召见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及其他各部军官加以训勉，表彰张民达、叶剑英率领的第八旅是“真正革命军”。
八、服从调遣，报到黄埔
1924年春，草木复苏，万象更新。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揭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叶剑英热烈拥护大会的决定，他为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言论所吸引，怀着追求真理的渴望，如饥似渴地阅读列宁的著作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书刊，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政治觉悟。
他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反映了真理，真正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必将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
他耳闻目睹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以及发生在广东的工会、新学生社等七十多个团体联合举行的示威，这些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使他受到了实际的深刻教育。
他由此更加相信孙中山联合共产党、扶助农工政策的正确，尤其敬佩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全力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大智大勇和不屈不挠的品格。
他也总结了自己投身革命以来，从一个逆境走上另一个逆境的经验教训，开始认识到，只有像中山先生那样，不断接受新事物，靠拢共产党，依靠工农大众，才能摆脱逆境和困境，走向胜利。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采纳了共产党人的建议，着手筹办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任命王柏龄、李济深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2月6日，军校筹备处正式成立，分设教授、管理、军需等部，推选李济深、王柏龄、林振雄等为临时主任（李济深由邓演达代任）。
筹备处工作由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廖仲恺负实际责任。
廖仲恺负责筹集办校经费，并从粤军中物色军事人才参加学校的筹办。
根据王柏龄、邓演达的推荐，廖仲恺经过考察认为第八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备的将才，决定调他前来参加筹备工作。
旅长张民达是不愿叶剑英离开八旅的，但他又十分敬重廖仲恺先生，不便阻拦。
他向前来辞行的参谋长提出一个条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大本营指名调你，不能不放行，但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什么条件？只要对革命有利，再多的条件，我也应允！”叶剑英爽快地回答。
“好！够朋友。”
张民达绷起脸来，煞有介事地说：“条件很简单，就是你到了军校，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八旅，不要忘记我张某人。”
“这是自然，我怎么会……”叶剑英觉得这有何难，抢先作答。
“不！你听我说完，”张民达接下去说：“我要你不忘八旅，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要有实际行动。
那就是一旦八旅有作战行动，你得立即返回！怎么样？能做到吗？”叶剑英稍稍迟疑一下：“旅长，这不难做到。
你方才不是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到时候你一道命令，我一准回来的。”
“那好，你还是八旅参谋长，作为八旅代表参加办校，办完就回来，这一点，请向廖仲恺先生说明。”
叶剑英愉快地答应了张民达的要求。
他去筹办处报到之前，首先到大元帅府拜见廖仲恺。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篇（11）
这位国民党中央的核心人物，身兼十几个重要职务，但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
他虽然在办公室里忙得团团转，但仍然抽时间热情接待了叶剑英，问寒问暖，亲切交谈。
叶剑英作了自我介绍，转达了张民达的意见。
他满口答应，顺手给王柏龄、邓演达写了一个便笺，介绍叶剑英去筹备处。
邓演达、王柏龄、林振雄等一见叶剑英，像迎接亲人一样，把叶剑英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向他介绍筹备处的组成和分工情况。
急着要办的事情很多，如草拟学校章程和服务细则；制定第一期学生教练计划；选定和修缮校舍；聘请教职员；招考学生；其他还有购置图书、器材，确定校服样式，等等，也都需要很快操办，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大家正忙得不可开交。
王柏龄特意引见叶剑英拜谒了蒋介石。
蒋介石听王柏龄说叶剑英是他的得意门生，从上到下扫视一番，简单问了问出身、履历，连连点点头说：“这个，好，好。”
王柏龄告诉叶剑英在筹备处给他当助手，主管教授方面的事。
叶剑英对这位颇为赏识和重用他的“尊师”相别数年不甚了解，相处久了，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些看不惯，但在表面上，仍注意维持彼此的关系，不致破裂。
在叶剑英心目中，邓演达与王柏龄相比，则完全是另外一种人。
很早以前，他就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来成为国民党坚定的左派。
孙中山、廖仲恺十分器重他，曾想委任他主管教练部，但他自觉资浅才疏，极力推荐李济深担此重任。
他为人正直，威而不猛，严而有信，一丝不苟。
叶剑英很敬重他的品德才干，凡事多向他请教。
邓演达也很欣赏叶剑英，两个年轻的革命军人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从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整军到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这一段革命历史，叶剑英是个积极参与者，有切身的体验。
他在回忆中，把这一段实践活动看做是孙中山建军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
对这段历史，叶剑英是这样评述的：“1921年至1924年是中山先生的晚年，也是中山先生一生思想的最高峰。
在建党方面，中山先生坚决排斥了右派势力，改组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
同时，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了建军、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中山先生在这一段时期，根据过去几十年革命的经验及当前情况，了解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装不可，不能光靠暴动和运动旧军队倒戈的办法。
因此，在桂林独秀峰下开始了整军。
“可是那个时期，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整军方法，让个人能接受革命思想，了解三民主义，还没有从建立革命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
1922年，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根据自己研究的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和加伦将军在一起研究了苏联建立红军的经验之后，深深感到要实行革命非得有革命的军队不可。
这支革命军不仅每一个成员具有革命思想，也必须有革命的军事制度。
所以，后来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中山先生那个时期的比较完整的建军思想。”
九、为筹办军校四处奔走
筹办军校谈何容易！摆在叶剑英面前的困难一个一个接踵而来。
就说军校的校址吧，究竟放在哪里好？分歧不小，遇到许多麻烦。
当初，孙中山指定在黄埔岛上办校，但后来许多人不同意。
驻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势力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军事干部学校。
粤军有江西讲武堂，湘军、赣军、桂军、滇军也都有自己的讲武学校或军官学校，等等。
各派各系都主张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选择一所学校加以扩充，反对重新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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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篇（12）
邓演达、王柏龄、叶剑英等筹备处的多数人主张另外选地点，单独创办军校。
但这需要勘察、论证。
各派提出几个地点，都在广州城里。
经过实地勘察，发现不是环境不合适，就是房舍不好，结果一处也没有看中。
后来，叶剑英随同王柏龄、林振雄等筹备处人员到黄埔勘察。
黄埔岛位于广州南边二十公里的珠江中，北通广州，南连虎门，是控制珠江口，捍卫广州市的第二门户。
它虽是个孤岛，却堪称中流砥柱。
珠江主流沿着岛的东北，支流沿着岛的西南流去。
这个周围二十多里的岛屿，山峦起伏，林木葱茏，中间有一座高山叫升旗山。
山的东头，筑有几座炮台，地名叫蝴蝶岗。
岗后有村落，有乡场，北面还有船坞。
岛上大地名叫长洲，设有长洲要塞司令部，罗列着要塞炮阵地。
岛的周围驻泊海军，海军是当时比较可靠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