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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家庭关系越亲近，夫妻间的亲密程度就越大。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变得日益日常化。龚古尔兄弟在他们1860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孩子和她的母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关在女人的房间中。孩子还在婴幼儿时就会被公示于众，父母会骄傲地让保姆也出席，就好像是他们在舞台上进行一次他们产品的伟大展示。”
从私人角度讲，男人们是愿意与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表达关爱的。每天早晨，欧仁和玛丽？布瓦洛的孩子们会穿着长睡衣走进他们的卧室中，父母会把他们放到床上。1883年欧仁离家外出时，玛丽在给他的信中写出了这些早安问候的亲情味：“只有你能知道每天早晨我床上一片乱糟糟的样子。他们弄得我懒洋洋的，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母爱始终受到人们的赞誉，母性是女人唯一真正满足的角色。
随着孩子的成长，接受洗礼和领受圣餐标志着他们进入了基督教团体，在19世纪，这些宗教仪式已成为了普遍的家庭场景，宗教庆典有助于加强和活跃家庭关系。
法国大革命将教堂记录诞生、婚姻和死亡的责任剥离了出去，把这项功能交给了国家。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父亲必须要在三天内到孩子出生地所在市的市政厅宣布孩子的诞生。他还要带上两个同样居住在本市的见证人。在做出声明后的24小时内，一个官方的医生会进行一次拜访，确认这次出生确实发生了并确定孩子的性别。
原则上讲，洗礼也要在孩子出生后三天内进行。若要推迟，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但家庭的压力最终导致了这种宗教义务的减轻。仪式经常会被延迟，时间从六个星期甚至到两三个月，以便让孩子的母亲也能够参加。如果婴儿的生命堪虞，那么，就要尽快举行紧急的洗礼仪式。
一个孩子通常有三个名字：一个是生身父母起的，一个是教父起的，一个是教母起的。在教堂仪式期间，教父站在抱着孩子的妇女的右侧，教母站在左侧，两人都以一种象征性的姿势，把一只手放在婴儿的身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法衣上。当牧师问道：“你们想要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请求为这个孩子进行洗礼。”教父随后还要问一些其他的问题，孩子的教父教母也要一一作答。最终，孩子的父亲要邀请所有参加仪式的见证人共享一餐，然后孩子的教父教母会在洗礼证明上签名。
传统上，教父和教母两个人都要赠送礼物，但前者的礼物要比后者的礼物更具实质性。教父教母的官方责任是在孩子双亲去世的情况下监督孩子的基督教教育，但他们最重要的角色是向孩子提供特定的宗教仪式礼物。他们带来婴儿的摇篮对新生命表示欢迎，并在孩子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内通过礼物继续与他定期往来。
教父教母也会参加家庭庆典。传统上，第一个孩子的教父是父亲的祖父，教母是母亲的祖母；而第二个孩子，通常选择的是母亲的祖父和父亲的祖母，如果祖父母们都去世了，会转而选择亲近的亲属，更适合一些的是早一代的亲戚。祖父母二人作教父教母这一事实正是家族专制一个很好的例子。书包网 。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生命中的大事（7）
第一次领受圣餐和婚礼一同被视作“一个人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这是福楼拜对领受圣餐的定义。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婚姻的一种预演；圣礼所需的庄严许诺要在整个团体面前做出。这一切都被协调得如此美妙，不仅激发起参与者的情感，旁观者也受到强烈感染。
这种情感部分来自于对伟大日子的预期，为这个日子进行的准备工作已是旷日持久；部分还来自于这一场合的庄严。1879年5月15日星期四，伊丽莎白？阿里吉在她12岁时在圣日尔曼教堂进行了她的第一次领受圣餐典礼仪式。就在1879年即将开始前的几天，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次领受圣餐的一年。”她还特别提到了问答课，在这门课上她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好到足以获得荣誉奖章和牧师的祝贺。在5月8日星期四，她收到了一些礼物：一本白色的弥撒用书，一个象牙盒子，一个象牙十字架，还有各种宗教书籍。5月10日星期六，她在日记中倾诉说，她希望她的父亲能在自己第一次领受圣餐的那一天与自己一起接受圣餐。5月11、12、13日这三天是静修。传教士讲到了死亡、地狱和天堂。5月14日她参加了一个普通的忏悔仪式。伊丽莎白是最细心的：她责怪自己不该戏弄小妹妹，并请求上帝原谅自己。5月18日星期天，她详细叙述了星期三的仪式，赞美诗、风琴乐曲、人群，身着白衣的小姑娘们的行列，以及祷告者们的虔诚一同创造出了一种兴奋感，“我会终生记得在那一刻的感受。”她处于一种福佑之态，“我听到上帝对我的心灵讲话，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我是你的，你拥有我。’”
在19世纪，第一次领受圣餐的仪式通常是在孩子12岁时举行。在13世纪，罗马拉特兰公会决定，应该在孩子具有理智或“有判断力”的年龄给他（她）举行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也就是说，要在他或她能明辨善恶、分清什么是圣餐面包什么是普通面包时进行。16世纪时再次确定这个年龄应该在9岁到13或14岁之间。
在19世纪期间，对这种选择是否明智在教会内部也进行过讨论。有意见认为应该尽早给孩子进行这一仪式，“在一个孩子已能够辨明上帝而内心又依旧纯洁无染的时候”举行。
对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的争论在1910年8月8日罗马教皇颁布的一项法令中达到了顶峰。庇护十世下令，孩子一旦具备了基本的宗教知识就应尽快领受圣餐，标准的年龄在7岁左右。
教皇的命令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精神上的，另一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詹森主义（17世纪天主教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宠便为*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译注），延迟领受圣餐的理论基础。詹森主义者们将圣餐视作一种奖赏，而教皇坚持认为应该将其视为“对人类脆弱意志的一种补救”。如果一个孩子经过了两年问答课的教育，获取了基本的宗教知识，就应尽快为他们举行领受圣餐仪式，这是他们抵御诱惑和罪恶的最有效途径。
教皇法令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减少与第一次领受圣餐有关的各种表面文章。教皇法令的反对者们担心，这样做会“丧失严肃性，正是这种庄严使得第一次领受圣餐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四天”。众人按照特定的仪式一起领受圣餐这种方式是在18世纪中期被引入法国的，最初是在专门的宗教组织中，尤其是由耶稣会士把持的宗教组织中，其后很快就扩展到教区内。这种做法在1789年时还不十分普遍，直到罗马教皇与各国政府签订宗教协定之后才被广泛采纳。
生命中的大事（8）
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庄重特性使其演变成一种社交场合，像婚姻一样，其进行的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男孩们穿着庄重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的丝绸臂章，而女孩们则像小新娘一样披着白色的薄纱和面纱。让斯伯爵夫人在1920年写道：“一个女孩的整个生命在两个面纱之间绽放——领受圣餐时的面纱和新娘的面纱。”在领受圣餐时，女孩们会收到价值可与婚礼时的“篮子”相媲美的礼物。只有那些并非家族成员的朋友才会送一些宗教性的礼物，像弥撒用书和玫瑰花束。亲近的朋友会送一些非宗教性的礼物，像珠宝、手表或是一流的艺术品。在19世纪末，当时的风俗是把礼物摆放出来，旁边放上赠送人的卡片，就像送结婚礼物一样。
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意味着这一场合不再那么像是婚姻的预演了。人们送给一个7岁女孩的礼物和送给一个12岁的青春期女孩的礼物是绝对不同的——送同样的礼物是荒谬可笑的。这样一来，年幼的孩子们不再那么专注于礼物和自身的外表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但是宗教权威们并未意识到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中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在那一天，全家人穿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是新的。父母也要穿新衣服。尤其对于母亲而言，领受圣餐正是从丈夫那里获得一件新衣服的绝好时机。裁缝那里早已有很多预定单了。对于家境贫寒的女孩子们来说，要有价值法郎的服装，紧身胸衣和面纱要另加法郎。对于富有的人来说，要有价值130法郎的外套，并有价值15法郎的童帽与之相配。缎带的样式很多，价格从法郎到40法郎不等。
毫无疑问，教皇希望通过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来减少与领受圣餐有关但却与宗教无关的表面财富展示。但他并不想有损这种场合的严肃性。庆典的庄严可以激发起教区内教众的热情，唤起参与者亲朋之间的真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都是在复活节举行的。这种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孩子青春期的开始，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家庭庆典，许多人都不愿放弃它。数年之后人们会回忆起这个仪式，重温当时的快乐和神圣。
除了所有人都会进行庆祝的年度性节日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私人典礼。这些家庭庆典好处多多，尤其对于融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这些家庭内部的仪式比如命名日和生日这样的庆典，对于祖父母一辈的老人更显重要，他们需要一种感觉，一种还被孩子们记惦着的感觉。在这些特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邀请全家人与他们共进晚餐。
结婚纪念日尤其引人关注，它标志着夫妇二人走入了婚姻的海洋，从棉花周年纪念（结婚1周年）到瓷器婚（结婚20年），银婚（结婚25年），金婚（结婚50年）和钻石婚（结婚60年）。儿子辈的，孙子辈的，曾孙子辈的，都会齐聚在这些家族内部的庆典上。
人类的平均寿命在19世纪期间得到了显著增长。1801年时的平均寿命是30岁；到1850年时男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了38岁，而女人则上升到了41岁；到1913年时男人是48岁，女人是52岁。但富有的人可能远比穷人活得更长远。在法国，在1870年到1914年间，对于40岁的男性来说，各个领域内的个人死亡率是：白领雇员是130人，工人是160人，工厂主是90人。1823年在波尔多，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平均死亡年龄是49岁，而社会阶层低下的人只有33岁。1911年到1913年在巴黎，在比较富裕的行政区内死亡率是人口的万分之十一，贫穷地区的是万分之十六点五。贫穷地区的肺结核死亡率是富裕地区的两倍。
生命中的大事（9）
因而，富有的人通常可以在他们的生命晚期享有一段快乐的退休时光。那些从事独立职业的人不得不自己承受退休以后的花费；在19世纪只有公务员可以领到补贴。1853年6月9日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曾服役的老兵、政府雇员和从事学术工作超过30年的人60岁时向他们提供补贴；同时还确定了最高补贴数额：以地方官员为例，补贴额不得超过6000法郎或是过去6年中平均补贴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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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几乎就领不到补贴。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受雇在政府的工厂或铁路或是特定的大型工业公司中工作的人。许多工人都赞成互助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