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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第一块在长江口的刘家港②，第二块位于福建省的长乐。这两块碑刻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当他们再次被人们发现已经时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了。它上面的描述文字将成为解开中国船队第六次航海之谜的钥匙。
福建长乐（Chiang…su）碑的铭文③：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以宣德化而远人也。赍币往赉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2）
刘家港（Liu…Chia…Chang）碑的铭文①：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关，变态无时，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3）
郑和长乐碑铭文的最初英文译本是由研究中世纪中国史的伟大学者J·J·L·杜威达克（J。 J。 L。 Duyvendak）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他的《中国15世纪早期航海探险的确切年代（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一文中，“三千余国（three thousand countries）”作为铭文中一个关键词组的翻译给提了出来。他及其以后的学者（4）认为这样一个论断是草率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致他们认为刻铭文的石匠一定是出现了疏忽。基于这些理由，翻译被修正为“三十余国”。随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并且仅当我翻阅杜威达克（Duyvendak）的论文时，才认识到最初的译文可能是正确的；文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阐明为什么刻铭文的石匠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②但是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真的可能正确吗？郑和的舰队是否到达过3000个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全球的探险史势必要重写了。
为了尽力重构船队所走过的航海线路，我首先必须使自己扮演中国海军上将的角色。除了像我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上担任一名年轻军官时所做的一样，再亲自走一遭郑和船队所经过的航路外，没有此外的更好法子。我们的海军上校过去是一名非常勇敢而且异常杰出的潜艇工作人员，现在为海军中将、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获得者。我们的船只—纽芬兰号潜艇于1959年2月从新加坡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the Malacca Straits）进入印度洋，然后转西向非洲方向航驶。在继续向西航驶之前，我们参观了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并在非洲的东海岸蒙巴萨（Mombasa）①靠岸。从那里出来，在到达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之前，我们继续访问了桑给巴尔（Zanzibar）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们随即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南下，在绕过好望角之前访问了东伦敦（East London）和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访问了开普敦（Cape Town），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2）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于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Abdul Razak，活跃于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6）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7）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榙a Conti，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穆斯林妇女，并改信了###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①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St Thomas）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s）的中心，同时也以“东方的神圣罗马的天主教阿西叙利亚教堂”知名—这个教派在公元6世纪于叙利亚（Syria）兴起而且至今仍存留于西亚的部分地区—宽容的扎莫林（Zamorins）允许那个地区信奉此教。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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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3）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于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入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