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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而我的内界是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从地质学的一线门缝里望去，我看到：河流和岩石，海洋和大陆，都经历过各种变化；但指导那些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所服从的法则，始终是相同的。（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ｃｄ ｉｎｖａｒ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按我的理解，这正是大自然的“至诚”。 这正是“至诚者，天之道也”。（唐朝，李翱） 苏轼有言：“天不容伪。” “世界哲学”安放在地质学原理上是可靠的。这才是懂得“天高地厚”。 按这条思路跟踪追迹下去，我必然会对古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发生浓厚兴趣。当然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一条狭窄的缝，往里面的王国投以一瞥。心理动机只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心。 二、 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和圣希兰的《解剖学哲学》 植物学还有哲学？！动物学还有哲学？！解剖学还有哲学？！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富有童心（我一无所有，只有童心）的人来说，我的大脑神经系统作出三个特大惊叹号是符合逻辑的。 我喜欢１８、 １９世纪的欧洲学者，他们偏爱把自己的学问同哲学挂钩，这样整个认识层次便上了一个台阶。（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估计这是牛顿深远影响的缘故。牛顿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之为《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和他的世界体系》。我对这个书名有种敬畏和肃然起敬感。尤其是站在该书的英文名字面前（每个开头字母大写），我的敬畏心情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返回目录＇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2）
我这种大脑有关神经系统的反应既来自我的天性，也来自我在北大接受到的教育。这种反应和我对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钢琴同整个乐队对话”的反应是属于一个性质。没有这种反应，我便不可能走向觉醒。没有这种反应，我的脑壳便不开壳。 牛顿还有一个习惯：他把物理实验称之为“实验哲学”，也给了我美好的、崇高印象。不要小看了这一个术语，它在当年对我洗礼、启蒙和正面的冲击足抵得上北大任何一位名教授。 《动物学哲学》据我所知，这部经典我国至今没有中译本，而日本早在２０世纪初便有了日文译本。一百多年来，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主要是靠翻译起家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日本是西方文明最好的学生，是高材生。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后来是西方的学生。光这个书名给予我的就是一种神圣、高贵的冲击。 我不懂法文。当时我读的是英译本：《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北大图书馆又有收藏！记得盖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在书中，拉马克在扉页中谈起他的研究动机，引起了我的共鸣（同书中伟人产生共鸣是我６年求学时期最主要的经历）： “观察自然，研究她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探究其普遍的或特殊的关系；再去捕捉自然界中的秩序，把握她进行的方向，握住她运作的法则……这等工作……还能给我们找到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快乐，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 这后一句，尤其给了我安慰。逃向大自然是我当年倔傲抗世的方式。我只能走这条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个传统：“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我也不例外。 拉马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是法国人，进化论先驱。他有句格言给了我深刻印象：“大自然就是时间。” 意思是：大自然创造万事万物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说，大自然的动作很慢，她非得用悠缓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大业不可。生物进化便经历了漫长时间。 毕业前夕，我还给上帝下了一个定义： 上帝—大自然＝时间＋空间 “上帝—大自然”是个德文术语：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拿掉时间和空间，上帝便消失了。上帝用时空搭建大舞台。在台上，他一边创造一边毁灭。 圣希兰（Ｅ．Ｇ．ＳａｉｎｔＨｉｌａｉｒｅ，１７７２—１８４４）的《解剖学哲学》同样给了我智慧。他的专业是脊椎动物学。他和拉马克都是这类思想家：一方面注意观察，看重事实；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大量事实中抽出普遍法则，追求哲理。从我的学生时代，直到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偏爱１７、 １８和１９世纪的自然科学家追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记得１８０６年有位法国生物学家说过：真正的植物学家理应去追求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永恒真理。 今天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倾向、气质和色彩比以前少了，淡了，我认为是退步。我建议把古生物学叫“古生物哲学”；把实验物理叫做“实验物理哲学”；把解剖学恢复到“解剖学哲学”，为的是在人心中激起一种神圣、崇高和庄严的感情。 圣希兰仔细解剖了各种脊椎动物，并作了比较。他发觉大自然是根据同一法则去创造一切生物的。主要、基本原理不变，只是在一些次要地方作了些改变。若是圣希兰活到今天，知道了ＤＮＡ结构，他会更加为自己的这一自然哲学信念而兴奋不已，并喊出： “壮哉，造物主！伟哉，大自然！” 三、 为“进化论”卖掉裤子 “典衣买书”在我的６年北大时期是生活中一件不算小的事。开始萌念买批书是在１９５８年秋。我渴望自己能拥有一批心爱的名著经典。有下面几件事对我是个触动： １． 温德先生的小书房很温馨，古色古香，书桌很大，是明式家具风格，拥有大约四书架的书，约一千本。我也想将来有朝一日有这么一个做学问的环境。当年我没有想到，这要等到４２年后（即２０００年）才得以实现，地点在上海浦东， 三室一厅，带一个阁楼，斜屋顶，共１３０平米——这是我的终老之地了。 ２． 有一回我在温德先生家翻到一本１９４８年的英国杂志，里面有张照片深深触动了我：１９４０年纳粹飞机轰炸伦敦，有的书店和图书馆被毁。可是爱书的英国人照样从容地在废墟中淘书看，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苦难。 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 ３． 想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日记》。我特别羡慕他搭乘军舰“贝格尔”号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南美）进行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探险和考察。１８３１年１２月１７日，２２岁的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能够实现考察世界的愿望，那是一个多么稀有和了不起的机会呀！要作好到海洋去的思想准备……” 我自己不能去考察，从书本上同达尔文一块去游历、开眼界，也是一件好事。这叫“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靠助学金是没有指望的。我拿的已经是最高一级了。对此，我要终生心怀感激之情。１４元５角虽不多，却使我有了基本的温饱。若是像今天去打工，消耗掉我的相当多的精力，我还有时间去“俯而读，仰而思”吗？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3）
温饱之后还想买些书，这对我毕竟是个奢望。为了满足这个正当的奢望，我只有一个办法：卖掉母亲给我的衣服。 一共卖过５回，共计一只表、１个金戒指、３条毛料裤，一条羊毛毯。裤子是父亲的，有###成新。 第一次采取行动便是为了买回进化论和达尔文的书，还有几本是古生物学教程和地质学。它激起了我的有关太古时期的梦。 典衣物的地点在前门大栅栏，要带学生证。价钱压得很低。 第二次是为了买回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是为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基础而狂热。归根到底是一次“朝圣”，向我心目中的“上帝”走去。 第三次是为了买英、德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全集。 第四、五次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探亲。６年，共回过３次家。北京—南昌路远，车票自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昨天（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我和南昌的大妹通了电话，共同回忆起往事和母亲在世的情景，为的是填补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有关母亲的一些记忆空白。在电话里，妹妹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怎么不花钱？不交学费吗？买书、买练习薄，不要钱吗？” 后来她才知道我每月领取助学金。但详细情况，她始终不清楚。我对母亲永远是“报喜不报忧”，免得她再为我牵肠挂肚。人的一生就是身处烦恼之海。我母亲摆脱不了生存的“烦”。 我父亲则很达观。所以在我的基因里既有忧虑又有达观。后来，我都把它们提升到了世界哲学的层面，成了“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提升要受教育） 所以我这个人有两个灵魂。或者说，我是两个灵魂的交织物或混血儿：“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前者是母亲，后者是父亲。两个灵魂的起步和开始形成，都在北大。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和体认便涉及到“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 许多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一直处在“对生的沉思和对死的默念”状态，包括追问时空的本质。 有位法国文豪说：“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前半部他说错了。时间缓缓悠悠，不慌不忙，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驶，给人柔弱、无所作为的印象或错觉。 其实时间是最有作为的。它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清楚，特别明确，而且是永不回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时间创造一切，也毁灭一切。它知道创造什么、毁灭什么。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最高法则。它是法治。 在第一回“典衣买书”的壮举中，我买到一本《进化思想史》（英文）。其中提到两位１９世纪的法国人： 奇内（Ｅ．Ｑｕｉｎｅｔ），是位诗人哲学家，在１８７０年出版的《创造》一书中，他写下了一句箴言：“大自然是不回头的；她绝不去重新创造她所破坏的东西。” 比如恐龙就是一个例子。地球上再也不会诞生恐龙了。 古生物学家道罗（Ｌ．Ｄｏｌｌｏ）于１８９３年发扬了奇内的观念，把它提升为“不可逆的进化理论”。 宇宙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统统在时空这个大框架内、大舞台上进行。所有的事件（天上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大小小的戏。宇宙一舞台，万事万物都是戏。没有空间，哪来时间？没有时间，何来空间？时空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当然还有物质。 ２０世纪德国大数学家魏尔（Ｈ．Ｗｅｙｌ，１８８５—１９５５）有本经典就叫《空间·时间·物质：广义相对论讲义》 （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