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髑扛桑液桶汕住�
海容在外交部还结识了一位同事，并成为自己终生的好友，她就是唐闻生。唐闻生比王海容小5岁，父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母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张希先。1943年，唐闻生出生在纽约，她的中国名字“闻生”取义“闻父归而生”，美国名字是Nancy Tang。1952年，唐闻生随父母回国。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用3年时间学完规定的5年课程。她比海容早半年进入外交部，分配到翻译室任英文翻译，大家叫她“小唐”。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6年的春天和夏天过得格外不寻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分为“造反”和“保皇”两派。不过，不少人还是和海容一样，属于“逍遥派”。
与国家部委不同，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都会引发国际事件。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英国是最早与中国洽谈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但是，中英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暂不改变现状的共识，但在台湾问题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处于半建交状态。英国在北京所设代办处简称英国代办处。由于外交系统造反派中极左分子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8月7日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在外交事务中违背党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随后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并实施“打砸抢”，这就是“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得到汇报的总理当即下达指示，通过高音喇叭呼吁在场群众散开，但无济于事。局势混乱至此，总理不得不向外公汇报。海容记得自己也给外公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
外公当时在上海，接到总理的报告和各方面的信息后，果断解决了中央文革的极左分子王力、关锋（后来还有戚本禹），打击了极左的势头。
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去看望他，当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态。在谈到王力8月7日讲话时，外公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外公还向海容他们讲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海容当时不知道出处，回家请教祖父后，得知这是唐人罗隐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闻生明确表示：外交部要反对极左。海容回去后，尽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传达。外交部“批极左，抓坏人”的斗争，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展开的。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来极左派的势力，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外交系统部分机构的领导班子，许多有经验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由此，奠定了此后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组织基础。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海容向外公反映说：那样做法实在不好。外公肯定了她的想法，表示应向英国方面道歉。海容随即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事的进展并不顺利。最终，还是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处理。1971年3月2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了中方的歉意。
“文革”初期的外交困境
“文革”初期，特别是1967年5月至8月的3个月，是中国外交经受巨大波折的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上述困境必然直接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1970）记载，在“文革”的前4个年头（1966、1967、1968、1969），中国只是分别于1968年和1969年与也门（南）和越南南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调整外交政策，批判极左思潮，势在必行。
外公和总理审时度势，扭转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混乱局势。他们多次亲自向来访贵宾及驻华使节解释外交政策，表达中国愿与建交各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愿望，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智利等5国建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尼克松的一篇文章
尼克松发信号
1967年10月，外公读到了尼克松发表在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四期上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当时，美国是中国两个头号敌人之一——这两个敌人，一个被叫做美帝（帝国主义），一个被叫作苏修（修正主义）。
在文章中，尼克松表露出对美国多年孤立中国并未奏效的失望，从而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这可能是他最早一次发出有意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信号，它很快被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接收到了。1974年12月12日，周总理在医院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对客人说：“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基辛格博士说了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的，在美方来说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基辛格没有想到，而且当时还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后来才跟上的。当然这不是要贬低博士在恢复、发展中美关系中的贡献。他是有一功的。”
外公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总理也指示外交部门开始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中美关系至此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考虑的重大问题。
中美关系由来
中美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是互相支援的盟国。在此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外公去过重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延安受到外公热情的款待。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时卷入中国内战，外公写下《别了，司徒雷登》并宣布“一边倒”政策，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渐行渐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和美国处于不友好的状态。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又在朝鲜兵戎相见，中美两国成为准交战国，关系迅速恶化。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双方的联系仅维持在朝鲜板门店和波兰首都华沙的大使级谈判，但谈判不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在联合国带头反对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两国几乎断绝了一切来往，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
1965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对中国形成新的威胁，两国关系更趋紧张。
1968年11月，尼克松在竞选中战胜约翰逊，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利用这一全球瞩目的时机，又一次就改善中美关系发出信号。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对于“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讲话，中国照例准备给予抨击。根据外公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既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同时又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中苏问题
苏方来电
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就职并做出对华缓和姿态，苏联领导人便从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思想出发，对华态度渐趋强硬，并由两党论战最后发展到破坏两国关系。1969年3月，苏联单方面改变边境现状，武力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这就是“珍宝岛事件”。两国界河上的隆隆枪炮声震碎了中苏同盟残存的最后一点脆弱联系，形势十分危急。
据当事人——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在《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一书中回忆：此时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苏联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试图了解对方意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方一位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不但拒绝为他转接，还严辞痛斥道：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话务员愤怒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最初听说这一故事，我以为多半是民间的野史传闻；从海容这里才知道确有其事——总理曾指示应对那位女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几天后，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总理通话。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无奈之下，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电话同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机场会谈
3月22日凌晨，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中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经过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当日，外公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1969年9月2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周总理赴越吊唁。苏联方面也派出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越南吊唁，并提出与周总理会晤。9月10日，外公及政治局在苏方一再提出希望后，派周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其见面，史称“机场会谈”。这是1965年柯西金访华以来，双方政府首脑惟一一次接触。会谈虽然没有重大的成果，但双方达成了停火、维持现状的协议。中苏边界从此确实安静了许多。
珍宝岛事件惊醒了世界。一个紧随美国总统身后的人开始对此做出分析，他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时年不到40岁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成员，他凭借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精确分析能力为尼克松进言献策。在审视地图后他发现：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的判断虽与美国官方的“中国好战”结论相悖，但却更接近实际。在一个个类似的判断做出后，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见提升。
外公的预言
1969年，尼克松赴欧亚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