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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明月-第4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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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这句问话,已经涉及到国家大事,这样的话不应该由一名大商人提出,赵兴快速的瞥了一眼李师师,发现李师师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他心里知道,李师师其实早有猜测,只是在装糊涂。

想来也是,李师师是当今京城最红的歌星,按现代的说法,她是天皇巨星级别的歌后,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名大商人所能笼络的。见惯了高官显贵的李师师,猜到赵佶身份不凡,但赵佶却要享受那份平民爱情,所以李师师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无视了赵乙流露出来的破绽。

赵兴暗地里叹了一口气:章惇说的不错,小皇帝确实轻浮,国家大事怎能在勾栏瓦舍里商量。如果外面的大臣知道赵兴陪着小皇帝逛妓院,还趁机灌输自己的主张,估计后人也会把赵兴当作高俅一样的佞臣。

“放眼当今天下,实话实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辽国服软了,西夏求和了,我大宋外无压力,而内部党争开始平息,灾荒已经度过,海外贸易越来越昌盛,这真是千年未有的机遇。然而,我大宋确实也有许多弊病,若不图改变,估计会为后人埋下隐患。

我们确实需要变,但该怎么变,却需要仔细斟酌。”

赵佶打断赵兴的话,插嘴:“太尉在广南冬至日的讲话我也看了,太尉说:禽兽的学习是一代传一代,永不图变革,永不图创新,所以他们是禽兽。而人类在不断创造,不断革新,所以才成为万物之灵。太尉大人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幸奈列祖列宗,先祖先皇辛苦经营,才能有今日。然而,我们后人若不做出一点创新,岂不愧对‘万物之灵’这个称号了吗。”

赵兴是何等身份,大宋第一悍将,人称惹不得。虽然他现在闲着,但也是大宋副枢密使,二品高官。赵乙虽然用民间的称呼,以太尉呼唤赵兴,但他的态度却没有一个大商人该有的恭敬,反而更像是后辈咨询师长。虽然他的称呼没有问题,言语中也很少露出破绽来,但态度很成问题。赵兴提心吊胆的看了一眼李师师,却发现李师师冲他调皮的眨了眨眼,展示了一个微笑。

这下子,赵兴放心了,他原来怕自己言词中露出破绽,令李师师事后追问赵佶,现在看来,这女孩早已心有灵犀。去了那层担忧,赵兴的答话也利索起来:“赵大官人,王荆公当日的上书——《百年无事札子》确实有些道理。

论才学,王荆公却有真材实料,这一点,司马君实公,家师坡公都明白,也甚为赞许。王荆公在札子中说,大宋冗兵冗员已到了非裁减的地步。但他这是故意的错误,为什么他故意犯错——其实王荆公出生于官绅阶层,他所说的不可能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官绅。

官绅不纳粮,不纳税,随着我大宋立国已久,官绅阶层越来越庞大,他们享受朝廷给予的特殊待遇,却不向朝廷纳税,结果负担都积在了小民身上,官绅越来越多,读书人只要勤奋读书,也能考中一个贡士、进士,从而成为一个官绅,就可以不纳税。于是小民负担越来越沉重。官员阶层越来越庞大,朝廷支出越来越多,税源却逐渐萎缩。”

赵兴沉下心来,耐心向小皇帝分析王荆公的变法主张,指望能打消小皇帝的冲动,他不知道,这一刻,勾栏瓦舍的这间包厢里,迸发出大宋最强烈的思想之光。李师师双目眨动,神情专注,小皇帝也被赵兴的话吸引。

赵兴说的这番话跨越了时代。

第三百一十章 赵兴的变法想法

赵兴缓了口气,继续说:“除此之外,我大宋四邻强敌时时来骚扰,迫使我们不得不养军百万,也是负担沉重的一个原因。要想彻底摆脱这种现象,就必须变革。若不变革,再有百年,甚至要不了百年,三四十年过去了,官绅阶层进一步扩大,小民数量进一步减少,我估计,大祸为期不远了。

皇宋之地在于冗兵冗员,要想消除冗兵冗员,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其一就是扩展领土,开发海外空间,就是一个手段,让那些失地百姓到海外去垦荒,去为我大宋搜刮财赋,如此,方可减轻我大宋的财赋压力。而开发海外领,还有一个好处——南洋小国战斗力不强,各地养的厢军遇上辽国人都是废材,但对付南洋小国却绰绰有余,让他们去南洋小国掠夺,刚好算做‘废物利用’。

然而,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急策,开发海外领,拓展税源,虽然可以缓一时之急,但那些开发者到了海外,必定会成为新的官绅,若官绅继续不纳粮,要不了多久,我大宋没有小民了,全都成了官绅。那时,税收怎么办,靠谁来纳税,靠谁来支应差役?

所以,大宋真正的祸源是不平等的‘官绅不纳粮’。官绅享受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才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要想消除这个祸患,就必须让官员们履行责任……”

赵佶插嘴:“太尉在广南不是推行过‘官绅一体纳税’吗,这个法子是否可行?”

赵兴点头:“祖宗之法,官绅不纳粮,但商乃贱籍,祖宗可没说过允许官员经商,相反,还设置了重重禁令,只不过这些禁令都没人执行。

现在的官家在潜坻的时候,就曾经以端王的身份,向广州市舶司依律纳税,这就是一个好的前例。可以最少触动官绅的利益,而后慢慢变革——祖宗之法不是说官绅不纳粮吗,我们依旧官绅不纳粮,但经商必须纳税。

反正,当今经商的禁令也没人遵守,既然官府堵不住,那就敞开口子让他们竞争去,我们按‘纲’收税就行。最终,我们是要过度到官绅与小民同税同义务,但我认为朝廷无需着急。

我们现在是重商主义,商人在交易过程中,最讲究公平,最讲究契约。一个守契约,公正的进行交易的人,人都愿意跟他打交道。这是商业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我大宋的商业文明只持续了一百多年,所以我们无需着急,只需要尽力维持这种商业文明的氛围,让公正精髓与契约精神再影响我们一百年,甚至五百年。那时,公正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中,自然而然,小民与商人会起来要求与官绅享有同等的权力,履行相同的义务。于是,社会就趋向于公正。

若让我评价王安石的新法,我认为唯有两样新法必须刻不容缓的实行,其余则该缓就缓。不着急实施——第一就是免役法。官绅一体纳税后,老百姓也无需负担差役,甚至可以靠服差役挣钱养家糊口,这就是为官府做工。

这一点我认为唯有大宋具备,是我们的时代特色,在别的朝代做到这点是不可想象的。开玩笑,老百姓给官府干活,还能挣上钱,也唯有在商业的大宋才不被视作洪水猛兽。这是仁政,我大宋应该将这项政策推至极盛处。

我有一个建议,正想过几天跟朝廷说说。比如: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各地收入等级,由各地地方官进行申报当地收入情况,并告诉他们这个收入不得作假,因为通过百姓的收入,我们可以计算出当地的经济状况以及税务状况,而今后地方官的政绩,全通过这些数字来表现,他们若想作假,必然影响到自己的升迁。

这些数字报告朝廷后,朝廷可以根据当地收入状况,制定一份免役法实施细则,使我们根据当地的收入制定免役钱——众所周知,地南北不同,北方农民辛苦一年,所获不过三五贯,而南方肥沃之地,百姓劳作一年,有可能收入在百十贯。而广南更不能用这些衡量,广南百姓辛苦一年,每户收入在六百贯左右。

这个收入也可以计算出来:广南人口约两千五百万,年均上交税收约在三千万贯,按十五岁一的比例,它的年均收入应该在十五贯以上。除此之外,广南养军费用、教育费用、免费医疗等各项开支加在一起,应该在人均六十贯左右,按每户十口计算,每户年均收入应该是六百贯——这就是朝廷计算每地财赋税收的依据。

我这里只是粗略的算算,苏三丈(苏辙)精通会计学,应该更了解地方财赋的计算方法。所以只要地方官报一个收入数据,我们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地方财政的税收与民情,而地方官的政绩,全在于如何使百姓收入上升,这就是量化考核的标准。我广南就是这样对官员进行考核的。

百姓的年均收入出来了,一年共有三百六十天(阴历每月三十天,一年共十二个月),刨去休沐日,刨去节庆,剩下的就是百姓的工作时间,用这个工作天数去除年均收入,就是百姓平均劳作一天理应获得的平均收入——当地的免役法,付给百姓的免役钱不应该低于这个数字,这样,百姓就可以通过替官府劳作,获得不亚于当地平均收入的生活。如此一来,百姓怎么不愿意应付差役。

为了防止地方官无休无止的支应差役,我们还应该设立一套相应的预决算制定,每年秋季‘司考’的时候,应该要求地方官上报明年的财政计划,若是地方政府支付差役的钱超过地方财赋收入,或者达到地方财赋收入的一定比例,我们就应该否决地方官的年度财政预算……

这里面还有很多实行诀窍,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免役法要想实行,前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需要堵住所有贪官可能贪污的漏洞,如此,才能让朝廷的初衷得以贯彻。而朝廷确立这项工作以后,还可以加强中央的控制力,以后朝廷可以通过否决地方的开支计算,控制地方官、地方节镇的为所欲为,将一切权力收归朝廷……”

赵佶插嘴:“如此行事,确实能加强地方的掌控,但我怕控制不了太尉大人这样的弄钱高手。太尉大人不加赋,便年年使广东财赋增长。你刚才所说的广南户均收入超过六百贯,这恐怕是真话,但你的计算方法含含糊糊,说明你向朝廷少交税了,少交了不少,足够再养一支大军,譬如像朱雀军那般耗费钱粮无数的吞金兽。”

赵兴尴尬的一笑,跳过这个话题,继续说:“王荆公另一个值得实行的法律就是‘三舍法’,朝廷每三年召集士子进京一次科举,路途遥遥的,需要提前一年做准备,许多人路费不够,便无望参加科举,譬如广南,坡公贬谪去惠州的时候,在路上走了八个月。广南指射之地,有多少士子有这个财力,维持八个月的旅行?

而王荆公的‘三舍法’,却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学舍为单位,官府只需每年考核学舍的资格,就可以让天下寒士,能够就近读书,就近学习,学成之后,替国家效力。

我知道,根据朝廷律令,各地官府对当地学生都有各种补贴,以替朝廷养士,栽培读书种子。让朝廷负担养士的费用,也算冗员的一种,将这个负担下放到地方政府,朝廷可以减少支出,天下寒士也可降低求学成本。所以我认为,指射之地的指射之法应该推行天下,本地人就应该担当本地官,如此,才不至于民怨沸腾,祸害乡邻。”

赵兴刚才说的“六民”,是古代中国对国民的分类方法,其中包括官宦、商户、匠户、农户。而农户里又分几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纳税额与承担的国民义务各不相同,而他们的权力也各自不同。

赵兴在这里侃侃而谈,谈的都是治国方略,态度异常恭敬,完全是朝堂奏对的格局。他的这种态度与和乐楼的欢畅气氛有点格格不入,此地谈论国事,场合不对、人物不对,方式更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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