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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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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写道:这天是“这次战争中德军的凶日!”德皇悲伤而镇静地对此作出反应,说:“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已山穷水尽了。必须结束战争。”几天后,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与威廉在温泉议事。当德皇下令让外交大臣开始和谈时,兴登堡抗议说,德军仍占领大片敌人领土;鲁登道夫则激动地宣称,必须在国内加强纪律,同时还应“在犹太青年中强行征兵,因为迄今为止他们还未有多少人入伍”。

在国内面临叛乱、前线即将崩溃的情况下,希特勒更常与人争论,并大谈特谈赤色分子如何进行欺骗。然而,希特勒的声音却被后备部队的抱怨声所湮没。据施密特说,在这样的时刻,希特勒“变得怒不可遏,常厉声高喊说,战争败就败在和平主义者和退缩者手里。”一天,有个见习军官说,再继续战是蠢举;他竟遭希特勒的袭击。两人拳脚交加,最后,在受了不少惩罚后,希特勒击败了对手。施密特回忆说,打那时以后“新来者都鄙视他,但我们这些老同志却更加喜欢他了”。

4年来,丧失人性的阵地战,如同在许多德国爱国者身上发生的一样,使希特勒无比憎恨国内那些“在祖国身上背后插刀”的和平主义者和逃避兵役者。他,以及像他那样的人们,都满腔热血,发誓要对这种背叛进行报复,从中也就产生了未来的政治。1914年的希特勒决不是睡眼朦胧的志愿兵。4年的战地生活给他带来了归属感,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自信。他曾为德国而战,而且是真正的德国人。他曾被迫光明正大地自食气力,长大成人后有自己的自豪感。入伍时,他还是个不成熟的青年,尽管在维也纳受尽了艰辛活了24年,但仍非常幼稚;现在,他已是个成熟的人,准备在世间争取一个成熟人的位置。

9月初,十六团开回弗兰德斯。由于是后备部队,也就允许士兵休假。他与一名叫阿伦特的同伴一同回到柏林。在首都,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肯定使他厌恶。他也在希皮塔耳老家住了几天。在他回团后几星期,十六团第三次开进伊普列斯下方,第三次出没在科明尼斯附近的野地和山间。10月14日,在威尔维克村附近,希特勒受毒气进攻而双眼失明,不久,视力得到恢复。但在11月9日听到德国即将投降的消息时,他的视力得而复失。此后几天,他听到许多声音和看见了幻影。

(4)

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时其中,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犹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最近几个月来,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此起彼伏,令人丧胆,威胁着德国人生活的结构。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10月6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6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11月7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9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有声有色地从市内经过。埃斯纳的手下人占领了铁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变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45,000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文官叛乱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是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48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另外,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急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实上,他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

两天后,凌晨5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熙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11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与此同时,他却无辜地造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神话——即所谓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当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挥舞。

(5)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8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气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60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6)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起——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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