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甏┖捅臼兰统酰蟹敲骋状τ诠鹊祝簧倬鞯纳倘讼刃幸徊剑诰谢竦霉�50％、甚至100％的利润，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厂家的涌入，和大批非洲客户直接赴中国进货，利润率直线下降，近几年，即使公认的厚利项目纺织品，利润较厚的品种也只能赚20％左右，一些小商品的利润早已降到个位数。
非洲金融体系不完善，尼日利亚等国出现过著名的“419金融诈骗”，不少国家货币极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一些国家实行外汇管制，即使赚到钱，也只能通过地下钱庄寄回国内，成本高，风险更高，2005年西非一名经营地下钱庄多年的印度商人突然卷款消失，造成众多中国商家的惨重损失。
刘会长采用近乎促销的“铺媒体”手段将自己的神话顷刻间传遍中国，甚至北美的免费华人报纸也概莫能外，其中心话题有二，一是希望更多的钱去非洲，二是希望更多的人去非洲，当然，要经过他的手。对刘会长本人的事迹我不便评论，但其叙述中的漏洞是一望而知的。
鉴于刘会长希望说服的对象，是广大对非洲了解极少的农民和农村企业家，作为在非洲生活、经营多年的“老非洲”，觉得有责任提醒一声：非洲有机遇更有风险，决不是遍地黄金的福地，金钱、生命，至珍至贵，在为一些动人的文字和言辞激动、为美好的前景打算痛下决心前，最好先静下心来想一想，问一问。
………【西非黑人的拖鞋】………
有些西方小说把西非黑人描绘成赤脚一族，这也许是过去时了，如今的他们对鞋十分钟爱，几乎随便哪个小城镇的市场上，卖鞋的摊档都开得到处都是，皮鞋、运动鞋，从高档名牌到廉价水货，应有尽有。
然而要说最普及的鞋，那莫过于拖鞋了，不论男女老少、富人穷人，几乎没有不爱穿拖鞋的。
西非黑人穿拖鞋可不像我们，只不过在家里、充其量在沙滩上图个方便，可以说，除了特别正式的礼仪场合，任何地方都不难看见任何身份的人穿拖鞋的身影。我在多哥时，注册会计师、大报关行老板常常穿拖鞋在办公室会客，在贝宁时，国会议员、区长甚至穿着拖鞋一路走进我们的商行拜访。在大街上扛货的“布斯布斯”（搬运工）穿的是拖鞋，在商店里坐镇的“埃拉吉”（信奉伊斯兰教的男性老板）和“马达姆”（贝宁独有的女当家）穿的也是拖鞋；骑着二手摩托揽客的青年往往穿着拖鞋，开崭新宝马的富豪常常也穿着拖鞋。不但如此，他们也不太计较衣服和鞋的搭配，传统长袍、运动便装甚至西便装搭配拖鞋的穿法，在我们看来怪异，他们却安之若素。
他们也不是什么拖鞋都喜欢。普通的平板拖鞋、皮拖鞋、胶底拖鞋，在当地销路并不佳，最受欢迎的，是那种看上去很土气、一般人乍穿很不习惯的“人字拖”。我曾试穿过这种拖鞋，由于需用姆趾和食趾夹住那连接鞋面和鞋底唯一的一根撑子，稍不留神鞋就会脱脚，因此只能慢走，不能快行，但当地人却不然，不但行走如飞，丝毫不碍，而且骑摩托、开汽车、搬重物，样样能做，甚至在贝宁，我曾亲眼见一位胖乎乎的中年妇女穿着人字拖，一溜小跑地撵上一辆已开动的长途汽车。
待得久了才明白，当地气候炎热，地面又多沙土，皮鞋、球鞋穿久了容易出脚汗，石子之类还容易钻进鞋里，既不舒服，鞋又特别费，而且当地许多人是虔诚教徒，祈祷、礼拜时要脱鞋、净足，皮鞋、球鞋都没有拖鞋方便。
至于偏爱人字拖也有奥妙：平板拖、皮拖之类虽然容易习惯、初穿也很舒服，但在西非，拖鞋是要穿出门、走远路的，使用率和磨损情况比通常严重得多，这些鞋的鞋面和鞋底之间不论胶合线缝，一般都是在脚的前端两侧相连，在高使用、高磨损的当地，这些相连部分的皮质和塑料很容易老化开裂，并最终断开，一旦断开，这只鞋就很难修复，只能扔掉。而人字拖则不然，孤零零一根硬塑料撑子看似单薄，却极难损坏，即使坏了，找根绳一接，底下打个大结，就能接着穿好久，至少也不至于光着脚跑回家去。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生活较宽裕的家庭给小孩子买拖鞋当礼物，就往往选择漂亮的彩色平板拖，而不是人字拖。不过在选择时，他们通常会买那种在国内看来比较低档的透明塑料制品，却对真皮、人造革制品不屑一顾，道理很简单，透明塑料拖更结实、更耐穿，而且鲜艳的颜色很讨孩子们喜欢。
………【对付疟疾的高招】………
在西非长期生活的中国人没有不谈疟色变的。疟疾这种由蚊子传播的恶性热带病发作突然，一旦发作，便忽冷忽热，十分难受，而且此病来得急，发展快，早上好好的，不到中午就可能高烧40、满嘴胡话，如果治疗不及时，弄不好有生命危险，因此每个在西非的中国人对疟疾都如临大敌、严防死守。
传播疟疾的杀手是蚊子，预防疟疾的最佳方案自然是灭蚊了。当地人喜欢用蚊帐，可中国人在当地常住的都是大忙人，晚上睡觉很晚，蚊帐再好，总不能一直裹在身上，因此中国人的招数是物理和化学两手：物理招是开足空调冻死蚊子，化学招是杀虫剂加蚊香。这些招用处还是有一些的，但也颇有不足——空调在热带工作负荷太大，加一次氟利昂很快就得再加，用来冻蚊子实在成本惊人；杀虫剂、蚊香不是效果不佳，蚊子根本熟视无睹，就是把蚊子熏死之余顺带把人也熏个半死。
况且，当地四季皆夏、气温高，卫生条件又恶劣，谁也免不了每天被蚊子叮上几口，中招怕是难免的。当地医院卫生条件极差，若去就诊，弄不好疟疾没治好，反传染上别的病症。一些大城市有欧洲人开的医院，卫生条件要好得多，但价格高得怕人。
这还不算，中国人体质和黑人、白人都不同，去他们的医院就诊，往往会出意外。2003年在贝宁科托努我曾得过一次恶性疟疾，被送入一家欧洲人医院，结果被用了超出需要剂量数倍的点滴奎宁，差点把肾脏弄坏不说，疟疾也只消停了半个月不到就卷土重来。
好在许多地方都有中国医疗队，他们不但备有青蒿素等特效药，而且熟知中国人需要的剂量，收费也很低廉（还有中餐调养），我在贝宁那次疟疾复发，就是到邻近的洛克萨中国医疗队驻地治好的，由于全身浮肿无处下针，大夫只好把点滴针头插在我右脚脚面上，以至于每次吃饭、上厕所都分外艰难。
许多中国人由于时间、经济条件或习惯问题不愿去医院，而是自己买药吃。在西非各国，防疟疾的处方药，如“芳西莫夫”和替代品“蒿甲醚”是可以直接去药房买的，不过有时会买到假货耽误病情，就算是真药，也不是对谁都有效的，比如同是“芳西莫夫”，差不多的症状和病情，我的助手3粒即愈，我吃了两盒却几乎无效。因此老非洲往往会劝新来者：千省万省，这钱不能省，该去医院还得去。
不过处方药也有其妙用：疟疾可以治愈，疟原虫却会终生在人体寄生，非洲终究不是家，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总要回国探亲，或功成身退，这疟原虫自然也跟着偷渡回去，平时不发作，一旦寄主抵抗力下降，便冷不防奇袭一下，有时这种疟疾复发会在从非洲回国几年后，由于疟疾在中国已基本绝迹，一旦发作很难求医问药，因此有经验的老非洲回国时会随身备上几盒药防身。当然，如果碰上类似我这样吃药无效的便很头疼，我一位老领导就曾因此差点送命，好在他人在上海，被及时送到有热带病治疗经验的四军大附属医院，总算化险为夷。
因为谈疟色变，有时会虚惊一场。我在马里时，一个朋友突然高烧，就被我们急忙送去几十公里以外中国医疗队，结果只是一般发烧。不过大夫却称赞我们做得对，因为疟疾实在太危险，只要出现症状，“就得照得疟疾来办”。
在中国人中还流传着不少“偏方”，如一个据说是从印度侨民那儿传来的高招，说每天早晚各灌一瓶当地产啤酒，可防疟疾，这招好使不好使且不说，酒量不是人人都有，而且有些穆斯林国家还禁酒，因此很难普及；比较普及的偏方，是喝一种黑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出产的“TONIC”汽水，这种汽水透明无色，却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据说含有防疟天然成分，因此不论当地人外国人都喜欢没事灌一瓶，TONIC也成为黑非洲最受欢迎的瓶装民族饮料，风头直追可口可乐。我也灌过不少瓶，可该得疟疾照得不误。不过得归得，喝归喝，反正就算防不了疟，横竖也没什么副作用，至少还可以解渴不是？
………【“第一雇佣兵”： 他的时代早已死去】………
鲍勃。纳德尔死了，这个在非洲搞了三十年政变、暗杀和颠覆，既当过太上皇又当过丧家犬，曾被称为“第一雇佣兵”的法国瘸腿老人的死，让一些好事者感慨不已，也让另一些饱受其害国家的国人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瘸腿、白发、好说大话和不愿从梦中醒来的垂死者的死罢了，纳德尔——或吉尔贝尔。布尔热——死于2007年10月13日，但他的时代却早已死去。
他是雇佣兵，是出名的雇佣兵，也许是最出名的雇佣兵，但决不会是最成功或最重要的雇佣兵，因为真正成功、真正重要的雇佣兵决不会那么出名和张扬。在那个东西对峙的冷战时代，无数打着红旗或白旗、戴着左或右面具的他的同类：古巴人、南非人、美国人、欧洲人，或不知哪儿的人，为了金钱和利益，运用其唯一的特长——杀人技巧——在非洲大地游走、潜藏、厮杀，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帮助安哥拉共和国肃清反对者、颠覆刚果（利）的卢蒙巴政权，等等等等；另一些人则一败涂地，如在安哥拉支持萨文比，或在加丹加挑战蒙博托的人，但前者和拥有现代化重装备的正规军周旋十几年之久，后者则直面法、比、美联军特种部队的挑战。相比之下，在安哥拉丢盔卸甲、在乍得若隐若现、在贝宁一事无成的布尔热，只能在远离非洲大陆、仅有2170平方公里4个小火山岛的科摩罗炫耀自己的武勇。他并不是什么“第一雇佣兵”，只是最出名、或最敢出名罢了，对他的死，葬身加丹加机场或卡宾达丛林的无名雇用军人的魂魄，大约只会报以不屑的冷笑。
耄耋之年，他一直执着于他的“后台”，强调他身后站着法国。可在非洲的雇佣兵时代，哪一个雇佣兵的背后，不站着一个后台？苏联或古巴，法国或美国，葡萄牙或南非，这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雇佣军们拿着后台的武器和酬劳，保持着自己的编制和“独立性”，因为他们不屑、也没必要听命于他们名义上的非洲主人：他们端谁的碗，就服谁的管。
这种独特的代理人战争，和雇佣兵们游离于非洲同僚的战法，让雇佣兵的时代带有浓厚的骑士时代特征——个人英雄主义、精英主义和小团体精神，只是长矛换成了FNFAL自动步枪，坐骑换成了丰田“陆地巡洋舰”。对于纳德尔和他的同类，非洲或非洲人，只不过是舞台、龙套、布景、道具，而对于雇佣兵的后台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