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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没答理他，这些年的经验使她不再相信人话，她只信菩萨。当代文问她吴芙怎么没来上香时，她转告了吴芙对他的埋怨：“她想来拜菩萨可又不想见到某人，她说某人是个无能的胆小鬼，是因为害怕染上跟我们一样的毛病，害怕尝到有话说不出口的滋味才逃走的。”
代文微笑着不再搭腔，把母亲一行人送到山脚下时，李秀想起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儿子：“抬打已经平｜反昭雪啦，不过他表面上还是叛徒。”
代文一惊，问：“怎么啦？”
李秀和同行的妇女都笑了，她边走边回过头说：“因为他脸上还挂着‘叛徒’的招牌啊。”
的确，抬打此刻正在为如何清除叛徒的痕迹而苦恼。他恨自己脸皮太不厚，刮下来丢掉就没了脸面，不刮掉更没脸见人。他得到平｜反的消息时，村民的失语症刚刚被治愈。仿佛就是为了自己能有一副好喉嗓来欢呼似的，突然来了一群穿白大褂的陌生人，他们自称是防疫站的医务人员，虽然没带任何证件，但大家都静静地笑脸相迎。多年的沉默生活练就了兴安人深沉豁达的风度。他们养成了善于倾听、勤于思考的习惯。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更丰富，为人处世更实诚。女人们彻底闭嘴后变得神秘又可爱，男人们也一反常态用实际行动取代了花言巧语，婚姻质量因此大幅提高，直逼和谐美满。当其它村子的社员们在禾机的引领下一个个喊得声嘶力竭直至声带出血时，兴安人却因省却了无数废话和无谓的激动而显得精神饱满，气定神闲。他们已然习惯并享受这种无言的安逸。若不是为了进食，他们甚至乐意永远地闭嘴封口。
医疗队进村后，经过详细地普查后发现，不仅是学龄前的幼童安然无恙，大人身上也没有任何感冒发烧或其它病症。若撇开语言障碍，他们算得上十分健康，难怪面对医疗队的介入，他们没有表现出病人应有的寻医问药的积极性。无奈，医务人员分发驱虫的宝塔糖鼓励胆怯的幼童说话，以了解更多些大人们的相关病情。这些孩子们已经四五岁了，仍未曾学会兴安方言，也不会日常对话，但脱口而出的却是整段整段的普通话版的标语口号和毛主席语录。全都字正腔圆，铿锵有力，与收音机和广播里的内容完全一致，简直就是童音重播。震惊之余，医生们为了难，他们暗自嘀咕：“这些话语的确句句是真理，一句能顶一万句。可它们更适合挂在嘴上或刷在墙上，用来疹病或救人可不行啊。”
既然从孩子嘴里问不出什么名堂来，医生们便以望、闻、切的传统方法给村民逐一体检，最终得出会诊结论：群体性失语癔症。
他们长吁了口气，因为这种精神障碍类疾病具有患病难、治疗易的特点。无需服药，仅用信心或榜样的力量就足以迅速治愈。他们用催眠的方法让德高望重的谭世林首先开口说话，然后安排他到晒谷坪里现身说法，以兴安人倍感亲切的土语高声宣示了畅所欲言的*。这无疑是世上最能感染人的声音，沧桑有力，饱含激情又不失沉稳。于是，人们不得不纷纷走出家门，正视这惊人的现实，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他们开始嘘寒问暖，互致关怀。兴安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谭牛牯和那位说谭斌是杂种并与李子梅大打出手的胖女人因病入膏肓属重症患者被医疗队带走了，据说要保送到安仁县城的人民医院去治疗。两人临走时只挥挥手与亲人告别，未作别的任何表示。
转过年，直等到人们有空坐下来回忆往事时，才警觉到那两位顽固的沉默者已经有去无归并成为了不可更改的历史。他们的家人试图向禾机打探亲人的下落，但禾机比旁人更迷惑，他断言那些冒牌的医生如果不是人贩子就肯定是嗜血的巫觋。不过，当平｜反后的抬打前来找禾机商量面子的问题时，他就没这么容易打发了。
抬打没要求政府赔偿或者其它补偿性的待遇，只是希望把脸上的“叛徒”招牌摘掉。禾机刚从恶梦中解放出来的轻松心情又被眼前的难题搅乱了。实在没办法，他再次把当初给抬打文字的那两位受过处分的年轻干部找来，勒令他俩不惜一切手段回收自己的杰作，以抚平受屈者的伤痕。于是乎，又一个富有创意的方案出台了，但显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右脸的“叛徒”不能铲除，那就只有在左脸文上“不是”二字相添。抬打权衡良久，也感觉似乎别无选择。与其继续蒙冤，不如忍痛换个“不是叛徒”的招牌以昭示自己的清白。
第二天恰逢赶集日，抬打一改平素的生活习性，大大方方到关王庙集市上抛头露面，听到见面的人都说自己“不是叛徒”时，他觉得终于挽回了面子，一时半会几乎忘了过去的悲哀和伤痛。
三月初八日，抬打把爷爷新采的虎坦茶送到黄洞仙。他身穿泛白的旧军装，左下摆还打了个补丁，脚上趿一双缺了后帮的烂解放鞋，那张文着“不是”“叛徒”的脸上洋溢着喜滋滋的笑容。代文强忍着内心的悲愤，没等他汇报完村里的情况就从功德箱里拿了二十元钱打发他下山，还把自己的一沓布票给了他，嘱咐他买双新鞋，做套新衣。
“要穿得像干部一样干净体面。”说完这话，代文立刻想到这干部可不是指谭代辉那样可怜的干部啊。
代文上次进省城去见了谭代辉，那位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堂弟早已不见了往日的神采。他脸颊凹陷，形容憔悴，胡子也很久没心情刮了。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随时都想从他那瘦骨耸耸的肩架上滑落。
“你这官也做得太寒碜了。”代文感到心寒，但仍想把气氛弄得轻松些，他笑笑说：“我记得小时候听耒阳牯说过，当大官的都得是天庭饱满肥头大耳呢。你可名不副实啊！”
谭代辉转业后回省城做了一名高级干部，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瑟瑟发抖。幸亏没人了解他胸无大志的内心世界。打懂事起，他就没什么像样的理想，因为身材不高，他受够了低人一等的窝囊气。村里一个越长越高的姑娘在他幼小的灵魂深处埋下了一颗自卑的种子，从那时起，他秘不示人的少年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那个“人高奶大”的姑娘的丈夫，然后生八个儿子三个女儿，种十五亩地。但身不由己，此后的一生，就像一个又一个意外串成的命链。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意外。他没什么大作为，仅仅靠资历和年岁的增加而辛苦积攒了一点点原本足以让他安度晚年的名望和地位，被闯进他住宅的一伙红卫兵哐当一声全给砸了。于是，他搬到了办公室住，但红卫兵们像嗅觉灵敏的猎犬跟踪而至，很快包围了他的办公楼。窗外略带童音的口号喊得阵天价响，令他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他做梦也料不到当年过松潘大草地时挂在自己旗杆上的那个婴儿如今已长大成了围攻自己的红卫兵头头。
谭永秀把别在胸前的硬币大小的毛主席像章当车票，穿梭在全国各大城市搞串联、作动员，很快当了造反派的小头目，而且拥趸甚众。他自以为在颠覆传统和亵渎权威的快乐中获得了重生。他对那位被围攻的堂叔的资料了如指掌，却小心地隐瞒起自己的宗亲关系。他的从众本能发挥到了极致，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若不能融入集体与他人保持高度一致，就势必沦为人民的敌人。那天下午，就在谭代辉的办公楼前，当他与意外现身的父亲四目相对时才意识到要躲避已经迟了。他停止呐喊，从战斗队伍中走出来跟父亲打招呼。
代文老远就看到了杵在一堆年轻人中高出一个头来的儿子像鹤立鸡群似的特别扎眼，却高兴不起来，他知道立于鸡群中的鹤都是蠢货，不可能是仙鹤。代文看了看四周满院墙用词粗暴的大字报，再看看永秀身后的那群戴着红神章摇着小红旗呐喊叫嚣的红卫兵们，不禁怒火中烧。他没说一句话，抬手给了比自己高得多的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转身上了楼。旁边有人嚷嚷着要冲上楼去展开武斗，但被谭永秀制止了。他像只斗败的公鸡彻底蔫了，无奈地告诉同伴：“他是毛主席的部下，我们赶紧了撤吧。”
这是谭永秀参加造反运动以来首次遭遇失败的打击。此前的多次行动中，他已经累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曾经从《康熙字典》中找出三十六个疑难杂字给一位倒霉的国学大师识读训诂，最终成功逮住两处纰缪，便嬉笑怒骂、肆意污辱，直至对方承认自己是个道貌岸然、欺世盗名的臭老九。他还让一位年迈的医学教授与小护士比赛静脉注射，可怜的老专家终因一针没能见血而成了不学无术的假权威、伪君子。由于父亲的从天而降，他似定的让谭代辉将军与红小兵比试枪法和拳脚的计划算是彻底流产了。
代文一进到那间冷冷清清的办公室，就明白不能指望这室主去给抬打伸冤了。见代文突然到访，谭代辉又惊又喜，眼圈泛红。他向老领导抱怨这喧闹的城市里无处不是浮游的致命病菌、皮屑、螨虫和漫天横飞的唾沫星子。他总感觉背后、窗外、绿荫深处、天花板上、镜子的反面，处处暗藏着窥视自己的眼睛，令人脊背发麻发怵，腿脚酥软。连家人间闲聊也小心翼翼的，变得异常规矩且仪式化。所有人都在看同一本红壳书，说相同的话，唱同一首歌，展现同样的笑容。似乎人与人之间只有虚伪才是真实的，承认虚伪就是可耻的背叛。他又跟代文说他特别想家，特别怀念与白云共舞、与野兽同歌的狩猎生活。他现在相信只有兴安村才是最适宜人类聚居的地方，他说那里向阳避风，即使刀耕火种也能丰收。这话一说出口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赶紧环顾四周好一会才稍稍安心。时下，他就连辞职的权力也失去了，若自行挂靴而去那简直是天大的谁也承受不起的政治罪行。
代文不忍心提及谭永秀的半个字，他只是用地道的兴安方言安慰惊魂不定的堂弟：“相信党和人民吧，这些狗狗还没长毛的红卫兵不足为惧，因为他们虽然人多势众却是有兵无将的乌合之众，战斗力无法持久，随时都将作鸟兽散。”
谭代辉戚戚然地反驳说：“可如今我俩是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啦，能奈之何？”
不过，听到了久违的乡音，谭代辉还是倍感亲切，两位老同志就在办公室里就着一碟油氽花生米把盏共饮，喝醉后竟相视无语，趴在桌子上一块儿思念着谭恒。
谭代辉至今孑然一身，代文对此一直迷惑不解，想不到自己是他一生的情敌。谭恒结婚后，暗恋者并未死心，仍痛苦地爱着无望的女人，把她当辽阔而迷人的风景，远远地驻足瞭望、欣赏，获取一种比占有更洁净更久远的快乐。谭恒牺牲后，暗恋者在思念和缅怀中继续爱着她，肆无忌惮地爱着，爱得更深更沉，还暗暗地下决心百年之后做了鬼再与情敌一决高下。
代文在省城住了一段日子，拜访了一些老战友，他们的境遇与谭代辉大同小异。代文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这里的风浪很显然比老虎山脚下更汹涌。这期间，他宁可住旅馆也没有一次想起去自行车厂看看儿子的工作情况，似乎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