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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父慈、子孝、兄亲等传统伦理。最能集中体现这种传统伦理的文章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 ；宋骁飞说：“议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让他们修改《土地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也尽快把政策做一下调整吧，佃农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础上，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农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过国债从大地主那里购买来的土地，田租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对于那些失地农民，都往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移民，那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免租的方式，鼓励农民往关外迁移。而地主，要鼓励他们经商，买股票，买国债，开工厂等。”
盛宣怀表示同意宋骁飞的意见。宋骁飞说：“今后我们的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再全面铺开，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乱，中国现在是一个五万万人口的大国，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送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宋骁飞对中国现在的国情适不适合马上进行宪政改革，产生了疑虑，他虽然也在书中看了很多关于宪政的书，但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打电话给司法总长梁启超，让他来总统办公室。
梁启超见了宋骁飞，行完礼，道：“大总统找我来所为何事？”
宋骁飞说：“前些日子容闳曾和我谈起宪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根据国情慢慢来，我准备让你率团前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具体的宪政程序和措施，并且考察各国当时的法律和社会，看哪一些措施是适合中国宪政改革的。”
梁启超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我这就回去准备。”
第九章 梁启超遇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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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寒风渐起，大街上鹅黄的银杏落叶在地上乱串。在新华门附近的总统府，段祺瑞正在后院跟宋骁飞下围棋。段祺瑞穿着一件绸缎的长袍，上面绣着厚重的金线，他的脸色有一些不好，因为他的结发妻子吴氏不久前病故了，他很伤心，宋骁飞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派人去段祺瑞来总统府下围棋解闷。
宋骁飞拿起一白棋子，看段祺瑞还是绷着脸，对他说：“芝泉，弟妹过世有一段时间了吧，你是否有考虑续弦？”
段祺瑞摇摇头，皱着眉头叹息说：“我娶妻子过门时，她才十九岁。我父母双亡，这些年自己也忙于军务，恨少顾家，全靠他独力支撑家庭、养儿育女。这两年刚过上好日子，她又去了。我三年之内，不会再娶。”
宋骁飞点点头，“弟妹太不容易。”
这时，张佩蘅上来行礼，给宋骁飞和段祺瑞倒茶。她的父亲随袁甲三剿捻军时阵亡，一直寄养在袁家，宋骁飞的二夫人于小婉认张佩蘅为义女，因她的特殊身份，一般人还真不敢对她有想法。此时她已经二十六岁，还未嫁人，属于“超级剩女”了。她小段祺瑞十岁，平日对段祺瑞的为人有所耳闻，又经常听宋骁飞夸赞段祺瑞的才干，渐渐对段祺瑞心怀好感。
宋骁飞看张佩蘅的眼神，知道她对段祺瑞有意思，便打趣道，“芝泉，你看小女怎么样？”
段祺瑞道：“大哥说笑了，我们是拜帖子的兄弟。隔着辈分呢。外人会怎么看呢？”
宋骁飞道：“感情的事情，冷暖自知，管别人怎么说呢。”
张佩蘅听了这话，脸红了。这时阮忠枢急匆匆走过来。边走边说。“大总统，不好了。出大事了。”
宋骁飞手执一颗白子，下手之后，问：“什么事让斗瞻如此心慌？”
阮忠枢说：“司法总长梁启超在上海码头遭遇炸弹袭击。”
段祺瑞刷地站起来，说：“啊？竟然有这事？”
阮忠枢便详细介绍了那天的经过。
十月。上海黄浦江码头，一阵阵潮湿的风吹来，彩旗招展，鼓号喧天，工商各界一百多位代表前来欢送即将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梁启超代表团，外交部、商务部以及各报馆人员均先时到了码头，数百位学堂学生穿着学生装。列队送行，上海警察局的巡捕荷枪实弹维护治安。
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五人从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的码头乘“纽约”号客轮去美利坚合众国。不一会，司法总长梁启超等人的车队就来到了码头。其中花车一辆，头等车一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着五色国旗，随风飘展。就在现场一片洋洋喜气之中，一个人影接近车队，他的怀中，揣着一颗自制的撞针式炸弹。
“纽约”号客轮抛锚的汽笛声响起，梁启超他们下了车，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快到码头时，“砰”的一声巨响，有炸弹爆炸了，响声震动天地，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队员一片混乱，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顿时大乱。
万幸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五人，除杨度受伤之外，都无大碍，倒是周围送行的人饱受池鱼之殃，随梁启超同行的车夫、家丁均重伤，还有围观的一家三口，遭此意外之厄。这颗炸弹，直接造成了现场24人伤亡，有一些还是学堂的学生。
刺客本人则被炸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上海警察厅将刺客的面部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最终确认此人就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安徽桐城人吴樾，此人乃是复民同盟会的成员，和上海青帮还有瓜葛。
吴樾在上海成立了“暗杀团”。考虑到手枪并不可靠，吴樾开始学制炸弹。在行动之前，吴樾还写了一本手册《暗杀时代》，总结了他的暗杀救国的极端思想，他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所谓的“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够推进改革、修复体制的人，将大大减少革命成功的几率。
梁启超原来还同情革命，闻此痛斥道：“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说什么救民呢！”
阮忠枢递给宋骁飞一封电报，“这是梁总长发回的电报，问宪政代表团是否继续。”
除了请示是否启程，梁启超还在信中说，青帮和革命党相互勾结，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宋骁飞看了信，对阮忠枢说，“宪政考察团当然还要进行。受伤的杨度留下来养伤。你去以我的名义发电报给徐世昌大哥，让他补上杨度的位置。”
阮忠枢说：“我听说上海的青帮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黑恶势力现在国内外舆论都纷纷谴责这些制造恐怖的暴徒，我们可以早作打算，扫除革命党存在的土壤！”
段祺瑞马上站起来来说：“我马上带兵去上海，把这帮人都给灭了。”
宋骁飞哼了一声说，“这帮人早该收拾了。那些喜欢把枪口对准手足同胞的人，不管如何把自己的愚昧凶残，挂上替天行道或正义的旗帜，上台后难免会施行暴政，对民众来说，会是噩梦，对民族来说，更是灾难！我们共和国的土地上，决不允许黑恶势力存在。不管青帮黑帮，都让他们见识什么叫人民政府。不过，杀鸡不用宰牛刀，上海的打黑，由警察局出面就可以了。”
阮忠枢说：“光靠当地警察怕不行，他们和青帮估计会有瓜葛。”
宋骁飞说：“把谭嗣同叫来，让他和大刀王五带人去上海，开展专项打黑行动。其他各省也成立专案组，在今年春节之前，出动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扫除全国的黑恶势力！”
第十章 收回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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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的龙门路，在旧上海，几乎跟着名的霞飞路齐名。这里的均培里一号，矗立着一座三层洋楼，有几十个房间，此地正是上海滩“流氓大享”黄金荣的公馆。在旧上海，很多出身低微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逢源。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他1868年生于江苏苏州，早年在上海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当学徒，后来发迹。
此时，在黄公馆二楼东端的一间豪华的卧室，三十三岁的黄金荣挺着发福的肚子，舒服躺在铺了丝绸的红木床上。两位年轻秀气的丫鬟站在床边，一个给他捏着肩膀，一个拿着一柄印度的烟枪，服侍他抽大烟。黄金荣一口一口吞云吐雾，心里很是惬意。
黄金荣每日都要享受的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早严令禁止，屡教不改的会被枪毙！但黄金荣此时不仅自己是进巡捕房当差黄金荣，二十四岁到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现在已是法租界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门徒达到两千人，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