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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或智慧来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人，我对那些人说。你们是在做梦！我们要名正言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政府可以通过针对高收入阶层的累进所得税制，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失业救济、健康补助、单亲补助、慈善项目等对穷人进行救济，使收入差别得到缓解。”
宋骁飞以前很少公开替富人说话，这话相当于给在场的大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席慕青的姐姐席慕嫣，现在已经是中国国际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也列席了会议。她带头鼓起掌来。会场上掌声雷动！
宋骁飞举手示意他们停止鼓掌，继续说道：“第二个问题。我要谈的是承认和保护个人的私利，这是建立道德社会的基础。人可能会感觉饥饿，或身上某处发痒，而集体或国家则不可能有这种感觉。所以利益，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最后必须像饥饿或者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感觉到。换句话说，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或集体利益。利益必须被具体的人所得到。就像很多国企，表面上说是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支配权却归一小部分的国企领导。比如北京汽车厂，哪一个人去偷一个轮胎，都会犯盗窃罪，但是北京汽车厂的厂长，却可以任意使用厂里的财产。下一步，我们国家必须加快对非军工国企的改革。”
宋骁飞这番话让在座的国企老总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紧张得大汗淋漓，知道自己国企“旱涝保收”的好日子不久了。
宋骁飞接着说：“我们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要大力保护私有财产！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些学说以法国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代表。实际上，私有制并不特别有利于任何一方，它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一旦取消了财产私有制，任何别人的东西权力大的人都可以据为已有。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那么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一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随便被别人占有，那么人人都去从事掠夺，没有人从事生产了。此时，强盗和盗贼就会消失，因为人人都按盗贼的规则行事。人类就会退化到原始社会的野蛮群体。我国过去几千年的皇权统治，经常破坏个人财产的所有权，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得到发展。现在我们工商立国，再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是十分正确。实际上，这个社会，穷人的财产最缺乏保护，因为他们无钱无势，经常被有特权的人或有钱人所欺侮。所以说，保护私有财产同样有利于所有人。”
宋骁飞的话掷地有声，又合情合理，在场的官员有的掏出笔记，开始记录下来。宋骁飞开始讲起第三个问题：“关于平等，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包括康有为，也曾提出来过，但为什么这种结果的平等，只会是乌托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恋爱结婚，如果要求人人一样，男的必然要选最漂亮的女人，女人必然要挑长得帅的，那怎么办？最后真的共产共妻吗？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存在？按需分配？每个人的**都是无限的，谁来生产？人与人的绝对平等只存在于想像中，再隔几千年，这种想像也不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我们将来的社会，必然只能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再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我们要给予穷人和富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人们取得高收入，绝不是凭贿赂、特权、贪污。”
宋骁飞说完，在座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宋骁飞询问在座的人谁还有问题，这时，列席会议的鲁迅站起来，问道：“市场经济只讲竞争和私利，不讲良心道德。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大总统怎么看？”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道德，相反，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道德良心基础之上！我们今天社会的种种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假货泛滥，更需要商家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就会进入互害社会！比如农民种菜，喷洒农药自己不吃。饭馆用地沟油，老板员工不吃自家饭菜。大米添加白蜡，加工者自己不吃。服装生产者劣质服装，自己不穿。开发商拿下工程，偷工减料，自己不走。但最后，谁是受害者？这样不讲良心的社会，人人自危，害人终害己。怎么办？不要市场经济？那就太傻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期望着市场的经营者自觉自律，我们的政府部门要做好监管！政府有依法监管市场的职责！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实际上已经出台了《食品安全法》，凡是生产有害食品的，没收个人所有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这样一来，现在的市场经济，和封建、君主**下的经济相比，总的说来更有利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的形成。因为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的社会，迫于生计而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情，会大大减少。而且因为商品经济不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律让人与人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因而借助于权势去损人利己的机会大大减少。人人**治的社会，道德必然高尚，人人讲道德而不**治的社会，必然是个虚伪的社会，道德也会一塌糊涂！”
国民会议的会场气氛很不错，这时，街头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在大街上游行示威，表达他们的诉求。袁克仁并没有能说服阮义勇、冯家遇，段宏纲他们那群“太子党”。
袁克仁对阮义勇说：“我们中华帝国现在的特色民主，比美国、欧洲都要先进，我们属于是人民民主，我们是真民主，欧美是假民主。再说，现在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示威自由，比以前好多了。”
阮义勇说：“想不到你也替你老爹狡辩呀。美国、欧美国家民主，再怎么不济，人家都是有选票的。没选票的民主是真民主，有选票的民主是假民主，你可真能胡扯。就像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傻逼专家，说中国奶农倒奶和西方国家奶农倒奶有本质的区别，真他妈能扯！都是倒奶，还能有本质区别！”
袁克仁见阮义勇口出脏话，心里十分不爽，高声说道：“你骂谁能扯呢？”
阮义勇不屑地说：“我骂的是傻逼专家，没骂你。”
段宏纲见两人言语不和，赶忙跑到两人中间圆场，说：“大家都是兄弟，不要为了一个傻逼专家伤了和气。”
冯家遇说：“大家消消气，我们合计以下，今天的游行示威还参不参加？”
袁克仁说：“我爹说了，现在社会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很复杂，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我看还是不要参加。”
阮义勇说：“我和同学说好了，现在不能退出。况且，我们是推动社会进步，总要政府对我们的诉求有个回应。”
四个人举手投票，段宏纲和冯家遇也还是打算参加，袁克仁没办法，只好和他们一起上了街。（未完待续。。）
第五章 学生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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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在国民代表会议宣布实行法治新政后，因为并没有宣布立即进行自由选举改革，有些学生还在街头不肯散去。北京高校学联的秘书长**，他出身于湖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有抱负，在人群中正臂高呼“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
在**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一百多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普选，严惩房地产行业的黑心奸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也相继出现内容相似的小字报。北京农学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大中专院校5000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喊呼“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复兴党独裁”等口号。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贴出抵制校内体育活动的“倡议书”，有些班级贴出声援大字报，言辞激烈，从“要民主”转向“要人权”，各校还贴出一些标语。
当时，这人观念都相当流行，西方思想在晚清大量传入，并影响年轻一代，而随着宋骁飞力主推动白话文，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当时，一些社团组织在中华帝国也有所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
此前，学生也加入了一系列零散的抗议、罢课和暴力事件中，有的针对政治问题，有的针对学术和学校相关问题。但在学生方面。他们并不想推翻复兴党，只是想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青睐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来统治国家的想法。但是他们对复兴党一党政府造成的营私**心怀不满。
那天，牵头的学生和代表开过一次会。学联各校代表来了三十人，会场在燕京大学。**主持。游行示威的总指挥部设在西单路北靠西一家亚北咖啡店二楼上。指挥部放在队伍外边的固定地点是便于各校来联系时容易找到。
**当时还准备去美国使馆寻求帮助，冯家遇作为中国陆军士官学校的代表，否定了这个提议：“民主、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崇高追求。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强加，不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
段宏纲、阮义勇等人也骑车东奔西跑，非常忙碌。阮义勇担任跟随队伍的指挥。
**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了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
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他3岁识字，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历史上因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1910年经段祺瑞举荐，担任北京军警总队司令。
徐树铮怕学生闹事闹大了，跟段祺瑞汇报，要求关闭北京各个城门。段祺瑞不以为意，笑道：“怕什么。我们年轻时也都为民主而斗争呀！”
徐树铮于是只是关闭了部分城门，而且把应对策略改为重点控制高校，指令各校关闭校门。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大的队伍全被军警关闭城门。阻于城外。这支队伍后绕道西城几个城门均不能入城，只好在城外进行示威游行和宣传。
游行队伍原约定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门前集合。徐树铮派军警已出动去包围了学校，学生们冲出了被军警把守的校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也都冲了出来，他们按规定路线，沿途还冲进几个学校去接应被阻拦的同学，有些学校同学是跳墙出来的。
后来学生指挥部决定队伍北进南长街，东去王府井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中有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