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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营企业流动资金问题的规定》，付诸实施。1959年，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又改为存货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
除中央财政存款、中央各工业部直属管辖的大企业放款及必须由中央管理的一部分存、贷款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外，其他存、贷款的权力一律下放到地方，实行差额包干。地方存款大于放款的差额上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地方贷款大于存款的差额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补给。在计划差额包干范围内，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贷款。这实际上就是敞口信贷，根据各地的大跃进，提出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给，必要的信贷制度被废除。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运用高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235倍，其中工业贷款增长109倍，商业贷款增长13倍，国营农业贷款增长21倍，农村社队贷款增长0。8倍。结果，助长了计划外基建规模的盲目扩大，使信贷失去平衡，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过多过急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又缺少必要的制约，加上反右和反冒进劭长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使得经济运行出现空前混乱。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担国家综合平衡的责任，一味追求当地经济扩张，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产品质量严重下降。蚍外，权力由中央下放给地方，同时意味着权力由专门机构和专家下放给非专门机构和非专业官员。由于当时的地方干部大多不懂经济管理或对其知之甚少，其思想和行为盲目性更大，成为地方上高指标、瞎指挥盛行的重要原因。
三、国家计划实施出现混乱与投资效益遭到破坏
大跃进开始不久，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就暴露出来。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根源所在，纠正的过程几经反复，到了1960年，国家计划实施的混乱状况及投资效益下降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产业结构明显失衡。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武昌会议，面对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压缩空气，要降温，要压低指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压低指标很难做到。
1959年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反左。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读政治经济学，讨论形势、任务、体制、综合平衡、学会过日子、产品质量等19个问题。会议开始阶段称为神仙会，主要是分组交流情况，各抒己见。但是自从7月16日在会议上印发了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信供各组讨论开始，会议主题急转弯。7月23日毛泽东讲话要反右倾，会议由纠正左的错误转变为反右倾。1960年重复大跃进的口号，提出搞开门红，重提几个大办，共产风又刮起来了。
三年大跃进期间，工业生产搞了高指标，与此相适应，基本建设就要大铺摊子，乱上项目。用基本莲设的扩大规模来保工业生产的高指标。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又要求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搞高积累。1958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67亿元，比年的138亿元增加近一倍，1959年、1960年进一步增加到314亿元和384亿元。导致1958－1960年三年期间全国总计积累基金分别达到397亿元、558亿元和501亿元。
积累率分别上升到339％438％和396％。远远高出了八大提出的25％的适当比例。这对于1958－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1307亿元、1439亿元、145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200多元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高的。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国民经济陷入了危机。
首先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如前所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人民的消费水平下降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工业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了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各项比例的失调，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衡，财政赤字增加，市场供应紧张，入民生活困难。
破除繁琐的规章制度，发展成冲击一切管理秩序。在大跃进的声势下，把所有借鉴苏联的投资管理办法，统统当作迷信加以破除，造成了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的严重混乱。先勘察、后设计，先设计、后施工的科学建设程序，被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或四边（加上一个边生产）取代，刺激了许多项目草率上马。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左的口号下，一些小炼铁厂盲目发展炼钢，机械行业的一些配件厂盲目转产主机，纺织工业的一些专业厂盲目追求全能。由于建设条件不具备、工艺技术不过关、产品质次无销路，造成一些项目边建、边改、边拆、边废，不少半截工程骑虎难下。同时，把经济核算制当作繁琐哲学去废除，一些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取消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推行以表代账，甚至搞了无账会计。由于取消了成本核算，许多工程造价无从考核，同类工程的成本在企业之间相差悬殊。一个企业内部的同类工程造价陡升陡降，掩盖着大量损失浪费。由于削弱了财务管理，许多单位的财产管理混乱，盲目采购造成大量积压。管理混乱给贪污盗窃分子以可乘之机，财产丢失相当普遍。迄至1962年清仓核资时，基本建设和施工企业财产短缺和损失浪费被迫核销3忆多元。工业生产的正常秩序的破坏使企业管理陷于混乱，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下降，库存积压严重，流动资金大量增加，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分散了财力、物力的使用，使建设项目延长了建设周期，长期形不成生产能力，大大降低了投资的经济效果。
更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业生产搞高指标，相应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平调。据估计，当时各地各单位平调农民的资材共达270亿到300亿元（包括大办钢铁平调的资材在内）。农业生产搞高指标，还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如1959年粮食商品率由过去的20％左右剧增到40％。农业上的高估产、高征购，使农民口粮困难，牲畜缺乏饲料。从1959年起，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农业大幅度减产，造成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开工不足，又引起轻工业生产下降，市场商品供应不足，从而扩大了祉会购买力与消费品可供量之间的差额。1958年与1957年相比，消费品可供量仅增加178亿元，而社会购买力却增加561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近40亿元。1960年比1959年，消费品可供量减少742亿元，而社会购买力却增加295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达到100亿元以上。1960年的消费品可供量仅及社会购买力的879％。市场商品供应不足，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从而导致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0年全国平均农民消费水平比1958年下降25％左右，1961年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比1958年下降左右。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粮食产量虚报为连年增长（而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种虚幻的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死亡率上升到新中国建立后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0，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绕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l00‰的有40个县。由于生活困难，营养不良，很多妇女出现妇女病，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造成人口亏损局面。
三年大跃进时期在经济上，特别是工业与国防尖端科技方面仍有显着成绩。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工业部门和工业技术确是在这时开始产生的；国防工业和一批当时的国防尖端科技是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诞生的；工业建设的遍地开花也为以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经验教训极其深刻并具有典型意义。如果领导决策尊重经济规律与科学方法，将全国人民高涨的建设热情引1963年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年底为70499万，全年增加1327万人。而1964年全年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人口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螬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普查已经把这部分扣除，而1963年年底人口数包括这部分人。实际上，1964年上半年增加人数应是889万。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必能减少损失、提高效益，取得更加骄人的业绩。
·5。报个老实数字与三年补充计划的提出
一、计划要建立在老实数字的基础上
1958年910月份，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达到顶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严重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8年11月初和11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别在郑州和武昌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降温工作，接着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阐述了几个重大的政策和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纠正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明确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肯定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仍应起作用；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会后，虽然制止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是共产风和高征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接着，中共中央又连续召开会议，制定政策，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确认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各级干部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纠正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浮夸风、高指标，尤其是钢铁生产的完不成的高指标，迫使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