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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制作童话吗？”林书梅语重心长地说，“难道你忘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了？政治是灵魂，是统帅！任何情感都必须服从于政治。一个伟大的人是不可能为爱情而发疯的！长痛不如短痛，难道你不明白吗？”
“可是，可是……我，我不是伟人，也不想当。”
“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也不能‘小资产’味十足啊！何况你是我们两千多人的司令呢！”
林书梅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不能“小资产”的。于是我才下决心并敢于面对石元砥道出“分手”二字。
然而。感情上的事情不是简单的加减法，所以，事后我的痛苦、烦恼是有增无减。我白天常常神不守舍，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夜里整宿整宿睡不着，眼前闪回的全是我和石元砥共同拥有的一幕一幕。于是，我开始悔不当初。
林书梅又开导我说：“现在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如果你还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之中，你就辜负了伟大领袖和我们大家对你的期望了。这是我对你如此说，换成别人要怎样说；你知道吗？你这是把马列主义装在手电筒里——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啦！想想吧，你还有没有一点儿革命者的气概？
林书梅一席话，把我心底的“小”全榨了出来。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在灵魂深处狠狠批判了自己的“小资阶级”情调，并决心改正错误。我说：“林书梅，从此刻起，我若再掉眼泪，你就拧我一把；我若再精神恍惚，你就踢我两脚；我若再在睡梦中喊他，你就卡我的脖子……”
虽然林书梅没有如法炮制，但是每当我“违纪”时她就高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们那些故事。现在白皪还当我是异己分子，不对我说任何事情。”石元砥苦笑着说。
“唉，做贼的都会心虚的嘛！”林书梅苦笑，“还有，白皪，后来，六七年春天石市长到医大找过你，这事被我贪污了。不好意思，真是太对不起你们了。”
“别说对不起。错的不是你，不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石元砥说，“如果一定说我们有什么错的话，那就是我们赶上了那个时代。”
林书梅说：“不论如何，我都有责任。当晚我也曾对白皪说过‘如后悔，可以收回成命’，但那不是我的心里话，只不过是为自己留个后路，免得有一天落埋怨。虽然我对自己的情感问题处理得并不利落，但我觉得白皪不能也那样。她是什么人？英雄、领袖！她是医大第一人，处处都该是表率，不能有瑕疵。我以为那么做是保护她，关爱她。谁知道……唉！统统是错！错！错！错！”
是啊，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个特殊而又特别的年代。那是个狂热的年代，那是个狂热而又疯癫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又无不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以政治为准绳，人们的情感也莫不以政治为基石。因而，人与人的关系、情感出现了可怖的变态、病态、畸形。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对敌，都是为着政治；而婚姻、友谊、情感的产生也可能完全为了政治。这种事情，今天的青年是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当时，却是那么正正常常、那么自自然然、那么合情合理。唉，我们这代人实在太傻气、太幼稚、太驯服，也太没有自我意识了。
“真的，如果没有我在中间插棒槌，白皪她肯会回心……”
我在桌下用脚使劲踢林书梅。
“嘿！都一大把年纪了，有什么关系嘛！”林书梅只顾说下去“如果你们言归于好，石市长还是能拉一拉白皪的，也许不至于，不至于弄得这般……如此……”
“不，那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办到的。”石元砥垂下头，“痛心啊！痛心！”
三人都沉默了。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二）
“浩劫”前后，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是深入也是灌满了每个人的心里。绝大多数人们是接受了它，包括那些信仰马列主义几十年，出生入死干革命的老干部。不是吗？他们在受到指责、批斗、*时还要真诚地检讨自己。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是在“九。一三”之后。试想，那些年轻人，那些红卫兵会怎么样呢？他们年轻，既缺乏实践，又缺乏理论，因而缺乏辨别能力；他们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新东西，更容易与时代的节拍产生共鸣，而他们的思想基础又是在“左倾路线”教育下，被浸红了的，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那些理论。一大群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和崇拜、对恩人和救星的无限感激和爱戴的孩子，在人们都不敢怀疑、逾越的“左”的信条的桎梏下，在政治思想的强大压力下，在一哄而起和唯恐落后的社会潮流下，他们身不由已地被卷入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漩涡。他们时刻想着表现自己的激情，时刻想着献出自己的忠诚，抱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的牺牲精神做傻事、蠢事。可是，他们还自以为是在“文化”的“大革命”那个大舞台上，表演着“威武雄壮的活剧”呢。另外，过去对于个人的尊严、生命的尊贵不够重视，也是运动中造成残酷的人身伤害的原因。
一九六七年二、三月，党中央连续发出文件，要求“小学开学”，“中学师生停业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大专院校师生一律返校，参加本院运动”。然而这些《通知》、《意见》、《规定》如同一张张空文，没有发挥丝毫的实际效应。一些红卫兵若离弦的箭，回不了头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的首条即是“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同时提出“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时，混乱的局面还在持续发展，相当数量的学生还散在社会上，而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都是因受批判和审查，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很多学校不能复课。一些学校则出现了以派为基础的复课——由各派组织将本派的师生组织在一起授课、听课，代教、实习。为数不少的红卫兵，几乎个顶个都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铁杆分子（不论哪一派），继续去搞“派斗”，继续为“夺权”拼搏。这些红卫兵，是处于狂热、派性颠峰的人，他们仿佛是被巨大的推动力送上了特定轨道的行星，只能沿着那个特定的轨迹运动，外力已很难改变其方向。因此，红卫兵运动仍然在发展（尽管参与的数量减少了）。公平地说，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是存心与中央相对立，大多数人也不是为了个人捞一丁点儿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的责任心过于强烈、史命感过于沉重，故而痛切地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是因为他们被时代的疯狂所同化，故而发生了精神错乱，不知自身为何人，自体居何位了。他们中间好多人还是孩子，“给个棒棰就当针”的孩子！当然有极少数人是头脑膨胀，想捞取点儿个人资本，或者原本就是“别有用心”。另外，也有少数人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乘乱干坏事，就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蝇王》里面的那群孩子，那群杰克带领下的本性中丑恶暴露无余的孩子。
后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先生说：我惹了个大祸，不知如何收场。这也许是一则笑谈，也许是一句真心话。此话语无论为何者，这个“大祸”恐怕是指红卫兵运动。是不是毛老人家对红卫兵有些头疼了呢？他们年轻气盛，思想单纯，目光犀利，观点尖锐，善于发现新苗头；红卫兵头上没辨子、屁股上没尾巴，一身轻松，无所顾忌，因而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所以他们在群众中很有影响性和号召力；所以他们这些人安定与否对整个局势至关重要。偏偏这些人置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们的警告（“现在是红卫兵小将犯错的时候”）于不顾，也即是置中央战略布署于不顾，继续干扰“夺权”。直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全国著名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还在闹派性，搞武斗，分裂出一个“四。一四兵团 ”。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根据毛主席指示，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余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去整顿秩序，制止武斗。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工宣队”一度发生了严重的对抗，工宣队死亡五人，受伤七百三十一人。第二天，毛主席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说：“文/革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搞武斗。工、农、兵们都不高兴。”“你们叫我失望”，“而且，你们叫中国的工农兵感到失望”。
这样，红卫兵才停止与工人对抗。
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经毛主席修改审定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家管理学校。”于是乎，全国各地，纷纷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各个大、中、小学校。
至此，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经过整整两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宣告结束 。一代红卫兵，一代斗士，訇然倒下！在一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的狂呼中，百万大学红卫兵 ，近亿名中学红卫兵 、小学红小兵，訇然倒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三）
正像石元砥所说，我若早早急流勇退，可能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是，我像一匹拴在“运动”战车上拉帮套的驽马，身不由已地听从驾车人的鞭子，尽管有时也撒撒欢、尥尥蹶子，但终究得屈服于皮鞭子。在大势所趋下，一九六八年十月我校各派联合了，跟着筹备成立校革委会。在革委会成员名额分配和名次排列上，我们“造反派”的怨气是可想而知的。“造反派”派出生入死打天下，胜利的果实却被众人瓜分了。学校的革委会不是“三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