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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以为这辈子可以不用再见到罗主任了，没想到这一天她又到病房来，她说：“你们到广州去，他们也没有让你们说要活检就给你们做活检，他们会看情况。不过我告诉你们，你们到了那里他们一定叫你们透析，小医院我不知道，大医院通通都是这样，中山医院也好，广东医院也好，一进去就叫透析。那里不像我们这里，还可以商量，那里叫透析就得透析。广州那些人我也都认识，广东医院的庄主任、胡主任，我也能请到他们。透析得看各人的情况，有的肌酐400多就得透析，有的800多900多还不需要。从前有个县的公安局副局长，在升正局长之前才四十岁，检查出肌酐300多，我跟他说别开玩笑，得多注意休息，他不听，住院的前天晚上还去抓人，结果肌酐升到400多。我说透析，他听后说，不要说透析的话！不许你说透析！我最讨厌透析！一下子请来了四个专家，但隔行如隔山，有人说要这样有人说要那样，一个老中医还说要用中医疗法。我跟我们院长说，他们一人说一样话，说完各走各的，不听他们的不好，听他们的一定坏事。我找他们家属谈，说必须透析，要不没办法。他这个人很有能耐，从‘南油’叫来一架直升飞机，送他到广州，很多专家都在那里等他，各方面的都请来了。会诊后回去，交给广东医院的庄主任。庄主任也说透析，我说他不同意，庄主任说让我来跟他说。最后做肾脏移植。”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我父亲说：“大家都很关心。”她说：“对，有时候就帮倒忙。”她说：“什么时候要出院，我病历写一写，我建议透析。”我父亲说：“这段时间你的治疗是有成效的。”她说：“没有没有。”我父亲说：“也有可能回来后还要再请你来妙手回春。”她说：“没办法没办法，我没有这种能力。”我父亲说：“心脏不好，要坐飞机，开点药可以路上吃。”她说：“可以，不过我还得说，不一定有效。”
我父亲回到家后，晚上请出祖母的香炉来拜，求她保佑自己到广州后能够平安地回来。
第二章 广州之行 5
别以为这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虚构另一部《悲惨世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文学创作上的两座大山。
第二天邻居开车送我们到机场去，他像要带我们去旅游一样，一路上说：“边防出入境跟公安局出入境是同一家人，但我们比他们大，他们叫上面做爷，我们叫上面做爹，我们比公安局还大，公安局处级，我们副厅级……”不远处有一座新建的办公大楼，他指着说：“我们单位的办公楼就在那里，附近几个地区都归它管，这楼不是很大，但花了五千万！”到机场大厅，他像回到自己家，见谁都打招呼。最后，轮椅还是没办法带上去，本来可以托运的，但我们用了机场的轮椅，自己的那辆让他帮我们带回去。
我姐夫出差后在广州等我们，他今天穿了一件花衣，很像个生意人。他见我父亲没有理他，假装对我姐姐说：“你这几天老是气父亲是不是，老是气父亲，气得父亲气嘟嘟的。”
我们坐出租车到医院的招待所，父亲下车后就不愿意再动了，我姐夫只好去找轮椅，找不到轮椅就花十块钱雇了一张轮床，把父亲推到住院楼。到了住院部我们叫父亲下来，他没有听见，我们又叫了一次，他慌慌张张滚下来。
这时候住院部的医生在房间里面开会，我问外面一个小护士说：“庄主任有没有在？”她说：“不在。”我又问：“胡主任有没有在？”她说：“在。”我说我们有一封信要交给她，这个小护士像在送一封“鸡毛信”一样，帮我们送了进去。
医生开完会我就进房间去，一个女的正坐在桌旁打电话，见我进去，就从身上掏出那封信来，说：“这信是你给我的？”她放下电话后把信看了一遍，说：“我先把病历看一下再说，呵。”我离开后听到她跟一个青年医生开玩笑，她说：“到时候你不准生病！”青年医生说：“到时候我就生病。”
我们在医院住下来，下午来了一个女医生，自我介绍姓张，个子很矮，像头猫头鹰。她听说我们是来做活检的，说：“还要做活检啊，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可能要做透析。”我父亲说：“透析一个是恐怖，一个是经济问题。”她说：“好，不同意吧，你们可能看我年轻，信不过我，那好，让我们的主任亲自来跟你们说，我可没这个面子，还是要做透析的。”她走后我父亲对我说：“晚上到两个主任的家里坐一坐。”我故意说：“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在。”父亲生气说：“没在就算了！”
很快一个男医生来向我们介绍“利血宝”，这药是进口的，每支两百五十元。我们不敢再拒绝，就答应了。我弟弟在电话里听到后，叫我们赶快去跟医生说不要，说那是医院在乱卖药。我姐姐不敢去，让我去，我只好去了。我跟一个医生说：“这药太贵了，我们没带那么多钱，我们是自费的。”这个医生说：“药单已经送下去了，没办法，这三支已经开好了的就先用，以后的怎么办再说。”
晚上我们准备到胡主任家，我打了几次电话，她家里的电话都没人接，从七点打到八点，再从八点打到九点，我说：“操，只好乱撞了，打庄主任家的电话，看他有没有在。”我姐夫说：“不好不好，不能乱撞，搞得不好就要坏事。”我打电话回家问林教授，他说没关系，胡主任没在就找庄主任。最后我还是打给庄主任，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他的声音，说：“喂，哪里打来的？”没等我说完，他说：“我生病在家，正在发烧，你找别人。”我们没办法，只好继续找胡主任。
第二天一早我和姐夫起来后先到住院部，一个小护士说她今天在办公室上班，我们到她的办公室，那里的人说她在门诊部。医院很大，我们从东走到西，又要从西走到东，经过住院楼的时候，我说还是回病房，我姐夫不敢回去，我说先应付了医生后再去，今天医生来查房，一定又要说透析，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才说得过他们。
我们上楼后从电梯出来，这时候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从医务室出来，胸前抱着一个资料夹，顺着墙根向电梯走去，我还没看清她是不是胡主任，她就向我们走来。她说：“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先做检查，检查出可以做了再给你们做，检查出不可以做我也没办法，因为病人高血压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一针扎下去会出血不止的，我们治人也要仁治，主要是看皮质怎么样，如果很清晰，我们就做，如果模糊不清，还是不做的好，呵。”说完就要离开，我说：“昨天医生说要做透析。”她说：“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先不要做透析。”我姐夫说：“胡主任你住在哪里，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去坐一下。”她说：“我很少回家，现在每天都很忙，我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等再联系吧，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是……”我急忙从身上掏出笔和纸，把她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记下来。
我又打电话回家告诉林教授，他说：“做活检出血的千人没有一个，你去跟庄主任说，跟他说是我说的，他就会同意。”我们费了很大的脑筋，觉得还是到胡主任家坐一下比较好。
吃完晚饭后我就打电话到胡主任家，没想到这一次她立刻接了我们的电话，我急忙说：“胡主任，你好，吃饭了没有，我们现在就去坐，你住在哪里跟我们说一下。”她“噢”地一声，说：“我在办公室！”我这才知道自己打错了，把她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当成她家的电话号码，我们可没想到她这个时候还在办公室。
我和姐夫赶到她的办公室，一路上我担心着红包里装着八百块钱会不会太少，我姐夫说多少都可以，有钱送她一万块也可以，没钱随便多少就多少。
我们见到胡主任，她说：“林教授下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们很急，是不是，我跟你们说，这个不能急，要慎重一点的好，看是不是急进型的，如果是急进型的就好办，如果不是，真的是慢性肾病，我们就采取保守的疗法，有百分之十我们就保住这百分之十，那百分之九十坏掉了的就让它坏掉。”我把红包拿出来放在她的桌上，她说：“不用不用，我跟林教授是好朋友。”我们转身就跑，她在后面说：“病人叫什么，名字你写下来。14号病床我知道，我明天再打电话问抽血化验的情况。”我把父亲的姓名留下后，回去向父亲报喜。
我父亲和我姐姐都很高兴，我姐夫这一次不敢跟我争功，他说：“早上要去门诊部找胡主任，走到半路阿辉说回来，结果在住院部碰到胡主任，晚上打电话到她家，打错打到她办公室，没想到她下班后还在办公室，结果被我们找到。”我姐姐对我说：“哎，你的运气真好！” 。。
第二章 广州之行 6
这天上午我们送父亲去做检查，忙了大半天才把全部项目检查完毕。中午我女儿打电话给我父亲，说：“爷爷，你的感觉怎么样？”我父亲说：“你父亲上午用轮椅推爷爷去检查推得很累，爷爷很想念你们，快点好然后回去看你们。”
我姐夫急着自己回去，想给我和姐姐找一处出租屋。在病房当护理的小唐帮我们联系了一处出租屋，我姐夫对她说：“你忙你的，我跟他说是你介绍的，有佣金我知道。”小唐被他这么一说，不好意思起来，笑得跟哭一样，说：“没——有。”
来了一个女的，她接到电话后就跑来。我们一起去看房子，走了很长的路才到医院的小门，不知道她刚才是怎么跑来的。从医院的小门出去就是一个村子，我们在一些小巷里穿行，跨过几条臭水沟，最后来到一个门洞，摸黑上了楼。
房东的房子共有两房一厅，他们自己一家人住在厅上，一个房间已经租给人家了。我从门口看进去，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人，一个小孩从头到脚扎着绑带。另一个房间空着，正在烈日的暴晒下。房东说他们下午就要走，这两个间房租给我们，每天八十块。我姐夫问我说：“怎么样，如果可以，你一间，你姐姐一间，我晚上就要走了。”我说：“不要。”
下午下了雨，我在招待所睡觉，一边听着楼下水沟里的水哗啦啦地响着，一边梦着自己小时候在乡下一条小溪无忧无虑地玩耍。我醒过来后发现姐姐和姐夫已经到病房去了，刚好这时候雨小了些，也去了。
一个医生到病房来叫我们，我们到医务室去，见到几个医生都听从胡主任的指挥，早已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等我们。
胡主任叫人叫把门关上，然后对我们说：“检查结果出来了，肾已经小了，怎么办？”她在等我们回答，我姐夫在等我回答，我说：“我打电话给林教授，看他怎么说。”胡主任说：“好，你叫他打电话给我。”我拿出电话，拨通了林教授的电话后把电话递给胡主任。胡主任跟林教授谈了一会儿，然后把电话递给我，我听到林教授说：“回来吧，回来治疗就可以。”
胡主任还说：“跟你们交个底，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治这种病。”我本来想跟胡主任说出院，但我姐夫拦住我，说：“这样，我跟你说，你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