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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最后通牒。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看，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从史料记载来看，他的情报数量非常之多。可是他不会用国际战略的眼光去分析，仍用陈腐的观念去判断。他最信赖的情报有四个：一是英国女王的“国书”已经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前嫌”，“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赔俄国军费７８００余万两，因而要求入城，每日在城内、城外各收地租１万两，另每日收货税１万两，合计每月收银９０万两；英国又因镇压印度土著士兵起义，财用耗尽，军饷都发不出来了；三是额尔金在镇压士兵起义之中被打得大败，陆路奔逃，被士兵追击到海边，适遇法国军舰经过，连开数炮，吓退了乱兵，额尔金幸免于难；四、法国国王在葛罗临行时指示，中英交战，法国“只在守约通和，不准助势附敌”。
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之事。真不知叶名琛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情报的，或许他的探子都是送假情报的双重间谍？凭借着这些情报，叶名琛气壮如牛，竟然认为额尔金的最后通牒是英方技穷之后的“求和”行动！其目的是想讹一些银子，就如１８４１年广州被围时靖逆将军奕山付给赎城费６００万两一样。他还认为葛罗发出照会是受英方怂恿所致，并非出自本心，受到美国的揶揄已自生惭恧。因此，叶名琛于１２月１４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１０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并未进攻。又过了两天，１２月２４日，中方才收到英、法的照会，声称已将事务移交给军方。同日，英法海陆军总司令亦发出照会，限两天内广州清军退出９０里之外，叶名琛仍复照拒绝。两天的期限又过去了，英、法仍未攻城。叶以为英、法不过是虚辞恫吓而已，此外他相信扶乩，这两天的谶语无不大吉大利。现实和天意都预示着，最难过的一段日子就要过去了。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即收到额尔金最后通牒的第１５天，叶名琛兴致勃勃地给咸丰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字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盈贯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这一份奏折整整在路上走了２１天。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７日，咸丰帝收到此折，心中悬虑甚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结局，叶名琛不负朕望，不辱君命。当日发出的谕旨更是不乏坚定的信心： 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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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6）
咸丰帝完全在重复叶名琛的话，完全受了叶名琛的蒙蔽。如果他知道此折在路上的２１天内广州城发生了什么，即使他杀了叶名琛都不会解恨。在咸丰朝，臣子们哄骗皇帝司空见惯，不是什么新鲜事。局势那么坏，君上的要求又那么高，若不行欺瞒延宕之术，哪一位官员都不可能混下去。叶名琛主持对外事务，许多事情我行我素，不请示不汇报。“亚罗号”事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英已经开战，他仅上了六篇奏折，可谓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他完全颠倒了广州的战况，明明是一败涂地，竟被他说成是屡挫敌焰。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咸丰帝若勤于政务，早就能发现破绽。曾在鸦片战争中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噪一时的怡良，此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通过上海这一窗口，了解了广州战况。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他上一折，因见叶名琛为咸丰帝所宠信，不敢明言直陈，只是婉言透泄。咸丰帝对此全然不信，称此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勿为所惑”。当然咸丰帝也作过一些调查。曾在１８５６年秋外放广东乡试正、副考官的鸿胪寺卿王发桂，掌陕西监察御史张兴江，“亚罗号”事件时正在广州。他们的奏折对战况的描述相对真实一些，但在基调上却肯定了“该夷始有却志，民心亦渐次安定”。进京觐见返粤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于１８５７年８月有一折，但与叶名琛同出一调。
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上的规矩，咸丰朝尤其如此。这两份伪词也使咸丰帝误入歧途。与当时绝大多数官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他早就看出咸丰帝是左右摇摆并无定见的主子，一旦报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职。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对外示弱，局势岂不变得更糟？再说，轰破了城墙，损失了几条战船，伤及了几名士兵，又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十万红兵围攻广州，局势比这严重多了，自己不也硬挺过来了吗？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琛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叶名琛敢于作伪，不仅是一种自信，而且也因看出咸丰帝的心思。在广州城陷时，他终于说了一句心中的真话，“有人劝我具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尔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
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擅权自专。本是主管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正是利用咸丰帝的过分宠信，利用咸丰帝倦怠政务，成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决策人。在广州的外国观察家称这位太子少保、世袭一等男爵、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是大清朝的“第二号人物”。且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从前面已介绍的修约、亚罗号事件等交涉来看，咸丰帝已被他牵着鼻子走，至少在这些事务上，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号人物。 “将将”、“将兵”，正是统帅与将军的区别。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在咸丰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是咸丰帝最为疑忌的重臣，叶名琛是咸丰帝倚为长城的疆吏，两人正好形成对照。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绘这两位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描写说明咸丰帝的用人之道，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说明咸丰朝地方政治的实情。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即叶名琛上奏英方技穷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２０艘、地面部队５７００余人进攻广州。密集的炮弹如雨点般地落到了两广总督衙署，兵役再次逃匿一空，而叶名琛依旧镇静地在署内寻检文件，并声称：“只此一阵子，过去便无事。” ２９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逃难的市民挤满了街道。叶名琛仍居住在城中，并不避逃。对于部属各种议和的要求，他仍坚持不许英人入城之定见，只同意给一些银子。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门。叶住在左副都统署之第五院，敌军第一次来搜，未至第五院，家丁劝其赶紧离开，叶仍不肯。不久敌军复至，将其捕去，送上英舰。直至此时，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此后，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三个月后客死于加尔各答威廉炮台。叶名琛的所作所为，被时人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叶名琛被捕后的第三天，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为首的广东全体高级官员联衔上奏，报告广州城失陷的消息。二十天后，１月２７日，这份奏折送到了御前。十天前刚刚看过叶名琛大报平安的咸丰帝，闻广州又来奏折，以为有了上好消息，哪知竟会出此等事情，头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用朱笔在该折尾写了几个大字： 览奏实深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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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7）
咸丰帝得知怀庆未失守，写“喜报红旌”四字，命做成匾额。今故宫博物院军机处堂内依旧挂着咸丰帝所书“喜报红旌”匾。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1）
（）
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初阶段的一切失策，都可以归罪于叶名琛，咸丰帝至多不过落下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这也是儒家史学为君主辩护的常用套路；但是，从此之后，咸丰帝被迫走向前台，亲自主事，一切责任都应由他来负了。咸丰帝久读孔孟圣贤之书，熟于性理名教之义，唯独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俄罗斯当时都不是生词，可“天朝”大皇帝不屑于过问“夷”人之事，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咸丰帝一接手对外事务，举措之可笑一点都不亚于叶名琛。广州城失陷后，咸丰帝将叶名琛革职，以前四川总督黄宗汉继任，黄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他发给柏贵的第一道训令竟是：英国等国所恨者为叶名琛，现在叶名琛已经革职，柏贵与英人“尚无宿怨”，正可以出面“以情理开导”。如果英国退还广州，请求通商，“可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英国仍肆猖獗，“惟有调集兵勇与之战斗”。
从近代国际观念来看，咸丰帝的对策完全荒谬，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却并非没有来历。本来朝廷对于各地的反叛和边患，不外乎“剿”、“抚”两手。“剿”即武力镇压，不必多说了，而“抚”的常用手法就是以主办官员当作替罪羊加以惩办，再作一些让步，以能恢复常态。由此观之，咸丰帝的谕旨是“剿”、“抚”两手并用。他将前来侵华的英军当作传统的边患，将中国的传统治术运用到对外关系上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就“开导”而言，咸丰帝似乎忘记了1854年英方修约要求18项，他的那些“情理”又何能打动“夷”人之心？就“战斗”而言，叶名琛历来对外强硬，又何尝不想武力相抗？然在全国陷于内战的困境中，又何来可战之兵可筹之饷？叶名琛“以静制动”的方略，不正是苦于无兵无饷吗？咸丰帝的这道谕旨，今人一看便知无法实行。不过，广州局势又有变化，柏贵即便想遵皇命，也已无可能。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急于恢复秩序，以防民众小股骚扰，袭击英法士兵。
1858年1月9日，被英法联军羁留于观音山的柏贵，在刺刀的簇拥下回到巡抚衙门“复职”，与所谓的“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权。柏贵尽管名为“巡抚”，却已无行动自由，别人也无法探视。广州政治实由“英法总局”的英方委员、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人操纵。可以肯定，柏贵收到了咸丰帝的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