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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是民警的第二生命。我只好继续做着配枪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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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来的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案子。
那天上午，我们正在所里集中学习，不外乎是局里下发的一些通知以及其他文件，苍下村委会的治保主任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出事了。”
原来，田社村村民谢春英于早晨进入母亲房间，发现放在皮箱上的旅行包被翻动，藏于其中的600 多元钱不翼而飞。正准备用这些钱购买嫁妆择日出嫁的谢春英急得大哭，以为是16岁的弟弟谢新根拿走了，便不问青红皂白地责骂小弟，谢新根再三辩解，谢春英就是不相信。谢新根一气之下，竟趁人不备喝下农药，待家人发现时已气绝身亡。突然的变故使谢春英家人悲痛万分，方知错怪了谢新根。便愈发痛恨那可恶的盗贼，遂委托治保主任来派出所报案。希望能把案破了，也好让死者瞑目。
“走，看看去。”周所长把治保主任一并叫上了车。
“这段时间怎么案子一个接一个的？”前一段时间，案子比较少，弄得大家都有些松懈了。肖大胖的案子刚结束，这下又来了这种事。为了600 元钱去自杀，真是闻所未闻。
在车上，我心里有些打鼓。在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的盗窃案是最常见的，也是最难破获的。盗窃案中又因被盗的是现金或物品而有所不同。盗窃现金案又属于盗窃案中的高难度案件。一是它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二是人民币到处流通，从抓贼抓赃这个角度来讲也失去了意义，三是即使圈定了犯罪嫌疑人，如果他来一个“保持沉默”，那让你简直是无计可施，到后来还是将案件挂着悬着。盗窃物品案略有不同，假如被偷一彩电，即使过一年两年三年，只要这个物品不从地球消失，就还有“人赃俱获”的可能。这次被盗的正是现金，案件肯定不是那么好破的。
田社村离乡里不远，很快就到了。我们远远看到村口搭了一
个棚子，有两个女人正在哀嚎。按乡下的习俗，村庄上非正常死亡的人，是不能进祠堂的。想必棚子里就摆着死者的尸体了。
见我们的到来，正在悲痛之中的谢春英犹如见到了救星，她带我们来到了她家。
案发现场并不凌乱，只有那个旅行包被翻动，里面有个小坤包口子被剪烂，那600 元钱就放在里面。从家境来看，她家里很穷，这600 元钱对于她家来讲就是一笔大数目了，何况要用来买点嫁妆？
这是一栋乡下的年代也比较久远的老房子，而且是土砖房，显得愈发破旧。房屋里家徒四壁，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从现场来看，前门和后厅的门都没有被撬的痕迹，据她介绍，他们一般出门都会将后门拴上，然后锁上大门。吃过早饭后，她和母亲出门到田里去干活，一回来就发现房间里的包被翻动，里面的钱不见了，她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内贼”作案，而她家就是母亲、她、弟弟三人生活，母亲这边还在为她出嫁张罗，拿走她的钱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就怀疑是弟弟拿走了，哪里想到，谢新根如此想不开居然走上绝路！
“这两天你们出门可以肯定锁了门吗，尤其是后门记得拴了吗？”谭秋水问。
“可以肯定。”谢春英认真地想了想，肯定地回答。
如此看来，盗贼从房门进出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那么只有从窗户！我们前后房间都仔细看了看，那几间房间的窗户也没有被破坏的迹象，而且窗棂之间的间距只有20公分，要想钻进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传说中的缩骨功。
在来到后厅的一扇窗户面前，我们都停住了脚步，这是这栋房子剩下的最后一扇窗户了，也是我们破案的最后希望了。
周所长一声不吭，他仔细地盯着那扇面积不到一平方米的窗户。从表面上看，窗棂之间的间距也不宽，但要比其他房间里的宽一点，可要钻进一个人好像也根本不可能。见状，我几乎要泄气了。
“你们看这里。”顺着周所长的手指，我们看到了窗户的边缘上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划擦痕迹。而且很新鲜！这说明有人曾从这里爬出过。
峰回路转，大家很欣喜。
周所长果断地说：“可以肯定，盗贼是从这里进出，他应该年纪不大，个子很小，而且是本村的，可能经常到谢春英家玩，对她家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侦破方向定了，接下来就势如破竹，数小时后，案情真相大白：案犯竟是邻居家15 岁的彭华平！
彭华平见到穿着警服的我们，吓得半死，很快作了交代：他平日常到谢家去玩，知道谢春英准备出嫁且有一笔钱，便生了邪念，于是在上午乘谢家的人到田里干活之机，利用人小个矮的“优势”，从后窗翻爬入屋，偷走钱款。可没有想到他这一下手，竟会招来这么严重的后果，让经常一起玩耍的伙伴白白丢掉年轻的性命！
由于彭华平只有15岁，他的行为构不上犯罪，我们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其予以了教育、警告，责令他将偷盗的钱款退回谢春英。
谢春英后悔得差点要动手打人了，被我们劝住了。经过我们做工作，由彭华平家人补偿谢家的丧葬费，这件事才算了结。
一切都处理妥当，大家才返回派出所。
一路上，我们没有说笑，有些沉重。都在念叨这样的悲剧最好不要上演！为了600 元钱，谢春英不惜“冤枉”自己的亲弟弟，而亲弟弟也就为了600 元不惜生命来维护自己的清白，600 元，对于他们来说居然是一笔财富，是谢春英人生最大喜事操办的希望所在，600 元能够买什么呢？就连一台电视机都买不起呀，而600 元在富人的眼里是个什么概念？半顿饭还是一条中华烟？
我不由得想起了年纪轻轻却过早老成的谢春英，想起了那经历了几个朝代的破旧房屋，心里酸酸的。据说这里的农民辛勤劳作一年人平收入不足千元，还要上缴名目繁多的诸如农业税、屠宰税、乡统筹、村提留、教育附加、集资等等就高达数百元。如果叫那些达官富贵来看看这些村民那风霜雕刻日晒雨淋下麻木的表情，他们会怎样想呢？
第19章 生存之道
1
案子一少，所里就考虑办些来钱的案子，毕竟一来要靠罚没维持派出所的正常运转，二来要积存一笔钱建新办公楼，早点结束那寄人篱下、屋无片瓦，地无寸土的历史。
本来抓嫖是最来钱的，只可惜沙溪这破地方，连个带色的发廊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嫖娼案件。一些靠115 国道的路边饭店本来藏有些暗娼，但在我们的高压态势下，暗娼都吓跑了。无奈之下只好想办法办一些赌博案件，每每出去转转，就希望甚至渴望有人凑在一起打牌打麻将地赌博。
我不记得哪位曾提出这样的经典理论，想想还是很有些道理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对违法犯罪现象深恶痛绝。至少那些“坏人”例外。还有“坏人”的克星如公检法的警察们，似乎也不希望邪恶永远消除——“坏人”使得我们的饭碗有存在的意义。既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的古训，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直接证明的例子，就拿警察来说，除了非常有限的一点拨款，很大一部分办案经费和工资待遇只能从“坏人”身上整来。所以作为正义化身的警察，有时也会如此的渴望邪恶！经典，经典，说得真是经典！
但我们这样时不时地出去转悠抓赌，抓的次数虽然多，但“质量”不高，每次都可怜兮兮的罚不了几个钱，还搞的名声坏了，说我们有些不通人情。本来派出所的声誉在群众心目中还不错，但就是对抓赌颇有微词。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个中滋味呢，想想抓的那些所谓赌徒，多是农村中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利用农闲时间打打麻将，消遣一下时光，却往往被派出所罚去半年一年的收成，可不罚又怎么办呢？派出所没有其他来源，只有要靠这罚款来供应全所每天的费用开支，以及将那栋办公楼早日建起来。
真是两难呀！
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派出所的四个人有些闲的无聊，在打了几手牌后，不知谁说了一句：“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正是那些赌博的家伙最放心最松懈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转转吧，这个月没有罚到几个钱。”
大家想想也有道理，决定去一些老表反映赌博风比较盛的夏家村去看看。这些赌博的也许会想，在雨天，派出所肯定不会来的。
待顶风冒雨开车来到夏家村，很快就看到一座房子里灯火通明。
的确有四个人在玩牌，可过去一看，是那种骨牌，赌注太小，才几毛钱一下。
大家觉得很是没趣，把人抓回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好在派出所长有当场处罚50元的权力，周所长便当场宣布每人罚款50元，多少可以弥补一点汽油费。
哪知道，这四个人里面有个年纪70来岁的老头，他本来就对我们冲破了他们的兴头恼火得很，这时他才不管我们是派出所的，骂骂咧咧起来，态度很明显：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我们也有些觉得不仁义，50元钱就是人家一两个月的生活费，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老有所乐一下居然被派出所的搅胡一下，真是有些说不过去，就让他骂去，都爷爷辈的人了，算了。
后来，谁的款都没有罚，大家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一路上，大家牢骚满腹。
“人家小打小闹的打一两块钱的赌注也要罚款，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实在没有经费保障，鬼才会去干这样缺德的事情。”罗建华气呼呼的，刚才他和老头理论了几下，被人家顶得没有话说，憋了一肚子气。
“农村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点娱乐活动就是围坐在一起打打麻将玩玩扑克牌，来点小小的搏彩，其实真是无伤大雅，但又担心派出所抓，拿到人家沿海地区这算是赌博？”谭秋水深有同感。
“这样下去还小事，有的还说我们就知道抓赌，好像我们去抓赌就是谋私利。有的还这样传，我们在抓赌的时候，那些赌资就是往自己腰包里装。”我有些愤愤了。我有一次跟村干部聊天，我一说搞公安其实很贫穷，他们居然没有人相信，说你们抓赌的钱不是可以瓜分吗？还哪里哪里的治安大队派出所去抓赌，钱就是往腰包里搂，说得有鼻子有眼睛，好像天底下的警察都是这副德性，我真是欲辩无言，只有喃喃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说你们不知道，收缴的赌资是要每个当事人签字的，贪污罚款更加不可能，那是要开发票，要交给本人的…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做警察还真是不容易，背不上好名声还小事，还要经常受委屈，因为我们经常要面对一些复杂情况、复杂问题，有些情况一时不明，有些问题纵横交错，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者的误会，便经常会遭到人们的白眼、偏见。还有，我们要经常接触一些案件受害方及其家属，案件的受害方或其家人，受到犯罪加害以后，有的心情悲痛，有的情绪不稳，有的认为社会、警方负有责任或是不能按受害方要求办理案件等，都可能引发矛盾转移，把怨气撒在我们身上。这时的我们只好委屈委屈了。
“好像哪个地方的公安局还设立了委屈奖，设立委屈奖以来，有10多个警察受到该项奖励。”罗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