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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汉密尔顿·杰恩斯不想卷入其中。一些重要的外交内线被利用。联邦调查局局长给总统的高级顾问打了电话。美国驻巴拉圭大使也出了马。允诺和威胁兼而用之。
多年来巴拉圭不引渡携带现款的嫌疑犯，而这个嫌疑犯身边没有现款，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国家。
巴拉圭人勉强同意对这事作特殊处理。
4点钟，斯特凡诺指示盖伊去康塞普西翁机场，那里距亚松森有三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当巴西籍司机被告知拐弯北上时，他用葡萄牙语骂了一声。
傍晚，他们驶入了康塞普西翁。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在天黑时找到了机场——一幢矮小的砖屋和一条狭窄的沥青跑道。盖伊呼叫斯特凡诺。斯特凡诺指示他把帕特里克留在汽车里，并且留下发动机的点火开关钥匙，然后撤离。盖伊、医生、司机和另一个美国人一边慢慢地离开汽车，一边回头张望。约莫走了100码，他们在一棵大树下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留了下来。一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一架美国飞机在跑道上着陆。滑向那幢矮小的砖屋。两个飞行员下了飞机，向砖屋走去。不一会，他们出了砖屋，走向那辆汽车，开门，上车，将汽车开到飞机附近。
帕特里克被轻轻地从汽车后门搬出，抬上了飞机。飞机上已经有一位军医在等候。他立即对这个俘虏进行检查。两个飞行员将汽车驶回原处。几分钟后，飞机起飞了。
飞机停在亚松森机场加油。这时帕特里克已能动弹，但依然因虚弱和疼痛不能坐起。那位军医给他喝了凉水，吃了饼干。
以后，飞机在拉巴斯和利马两次加油。在波哥大，他们将帕特里克搬上了一架小型飞机。这架飞机的速度是前一架的两倍。该飞机在靠近委内瑞拉海岸的阿鲁巴岛加油，然后直飞波多黎各圣胡安附近的美国海军基地。一辆救护车将帕特里克送到基地医院。
在经历了将近四年半的逃亡生活之后，帕特里克重新回到了美国的管辖地。
5
帕特里克原先所在的那个法律事务所是在他的葬礼举行一年之后申请破产的。他一死，事务所信笺抬头便加了一行字：帕特里克·拉尼根（1954—1992）。这行字被加在右上角，位于律师助理的名字之上。随后，谣言流传开来，经久不衰。不多时，所里的每个人都相信他窃款逃跑。再过了三个月，墨西哥湾诸州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并未死去。随着所里债台高筑，他在信笺抬头的名字也被删除了。
由于破产的羁绊，其余四个合伙人依然无可奈何地凑合在一起，他们原来一起签署了抵押贷款，后来，快到偿还期，又一起签署了银行借据。他们还一起成为几次注定要失败的法律诉讼的被告，于是不得不申请破产。帕特里克离去后，他们曾想尽一切办法散伙，但始终没有成功。两个合伙人已成为酒鬼，他们成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酗酒，不过各喝各的。另外两个合伙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但不稳定。
帕特里克抢去了他们的钱，抢去了他们的几千万美元。这些钱还未到位时，他们就预支了，因为律师是允许预支的。这些钱他们打算用一部分来装修比洛克西市中心的办公楼，还打算用一部分来购买加勒比海诸岛上的公寓、游艇和新家的陈设。那笔巨款已经汇出了，票据已填好，证件已查验，手续已认可，然而在最后一刹那，被他们已死去的合伙人抢走了。
这位合伙人明明已经死了。他们已于1992年2月11日将他安葬。他们还安抚了他的遗孀，将他的臭名印在精美的信笺抬头。然而6个星期之后，他不知怎样窃取了他们应该分得的那笔巨款。
他们曾经为谁应该对这事负责争吵过。查尔斯·博根，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和台柱子，曾坚持要把这些钱从付款地电汇到海外的新账户。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觉得有道理。那是一笔9000万美元的巨款，事务所将提留三分之一。而在仅有5万人口的比洛克西，是无法将9000万美元保密的。银行里的人肯定会张扬。不多时大家都会知道他们挣了大钱。四位合伙人决意保守秘密，即便各人均已制订计划，要尽可能体面地显露自己的新财富。他们甚至还谈到要购置一架六座的喷气式飞机，用做事务所的交通工具。
于是博根成为众矢之的，尽管他有49岁，为四人中的年长者，也尽管到目前为止，他是办事最可靠的律师。此外，他还应对9年前雇用帕特里克负责。对于这一过失，他内心不知滋生了多少悲哀。
杜格·维特拉诺也是众人责骂的对象。是他，推荐帕特里克成为第五位合伙人的。不过，对于这一灾难性的提议，其他三人也曾举手同意。事实上，在帕特里克被增补为合伙人之前，他已被允许接触所里的每一份材料。博根、拉普利、维特拉诺、哈瓦拉克、拉尼根，这五位律师在黄页电话簿中的一页广告上被尊为“海外侵权行为的克星”。“克星”也罢，律师也罢，反正出钱多的案子他们都受理，这点和大多数事务所没有区别。不同的是，他们的秘书和助理多，经费足，与太平洋沿岸诸国的政治联系最紧密。
他们的年龄均在44至49岁之问。哈瓦拉克自小在父亲的捕虾船上长大，至今他仍以自己那双长着老茧的手感到自豪。他曾经梦见自己在掐帕特里克的脖子，并最终将他的脖颈折断。拉普利变得极其消沉；他难得离开自己的家，无论什么事都是躲在黑乎乎的阁楼上完成的。
9点过后，博根和维特拉诺正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办公时，特工卡特进了位于比洛克西老城区的维厄马奇大楼。他朝女接待员笑了笑，问律师在不在办公室。这并不奇怪。谁都知道这里的律师酗酒，难得在办公室露面。
女接待员把卡特领进一间小会议室，递给他一杯咖啡。维特拉诺先走了进来。他目光炯炯，显得非常拘谨。紧接着，博根也走了进来。两个人一边搅拌咖啡杯里的糖块，一边和卡特寒暄。
在帕特里克携款逃跑后的数月，卡特不时到这里走走，告知联邦调查局破案的最新进展。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不过会面的结果总是令人泄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来传递最新进展的间隔增大了。而且每次来都是同一个结果：没有发现帕特里克的踪迹。卡特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和他们交谈了。
因而他们猜想，卡特只是表示关心，趁到市中心办事之机看看他们，要不就是讨杯咖啡喝喝，谈谈话，很快就会走的。
卡特说：“我们已经拘捕了帕特里克。”
查尔斯·博根大为震惊。“啊，天啦！”他喊着，用双手捂住脸，“啊，天啦！”
维特拉诺一怔，半天合不上嘴。他以毫不相信的目光盯着天花板。“他在哪里？”他好不容易才问了一句。
“波多黎各的一个军事基地，他是在巴西被捕的。”
博根起身走到角落，面对书架站立。他竭力不让眼泪掉下来。“啊，天啦！”他连声喊道。
“你能确定是他？”维特拉诺不相信地问。
“千真万确。”
“再告诉我们一些信息。”维持拉诺说。
“哪些方面？”
“你们是怎样找到他的？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当时他在做什么？他的外表怎样？”
“我们没有找到他，他是别人交到我们手里的。”
博根在桌边坐了下来。他掏出手绢捂住鼻子。“对不起。”他尴尬地说。
“你们认识一个名叫杰克·斯特凡诺的人吗？”
两人点点头，但有点勉强。
“你们也参加了他的联盟？”
他们摇头否认。
“你们很幸运。斯特凡诺找到了他，严刑拷打，差点把他弄死。然后交给了我们。”
“我真想亲手给他一个耳光。”维特拉诺说，“斯特凡诺是怎样拷打他的？”
“这就免谈了吧。昨天晚上我们在巴拉圭把他押上飞机，送到波多黎各。他现在那里的医院接受治疗。过几天他就可以出院，被送到这里。”
“钱呢？”博根设法问了一句。他的嗓音干涩、沙哑。
“没有下落。不过，也许斯特凡诺已经知道那些钱藏在哪里。”
维特拉诺盯着会议桌，心里思索开了。帕特里克是四年前窃取9000万美元逃跑的。此时他不可能把这一大笔钱花光。他也许买了楼房、直升飞机和许多女人，但肯定还剩下几千万。无疑他们会查明这几千万的下落。而事务所能提留三分之一。
也许，这仅仅是也许。
博根一边擦拭湿润的眼睛，一边想起他的前妻。她本是性情温和的女人，后来却变得暴烈起来。破产后，她觉得没脸见人，带了最小的孩子去彭萨科拉。在那里，她起诉离婚。之后，他酗酒，吸食可卡因。她获悉后将他痛骂一顿，而他只是默默地忍受。后来他下决心改掉了这些恶习，但仍然没有获准去看望孩子。
说也奇怪，他依旧爱着他的前妻，做梦都想把她接回来。也许这一大笔钱的失而复得能使她回心转意。也许希望就在前面。无疑他们会查明这一大笔钱的下落。
卡特打破了沉寂。“斯特凡诺惹了许多麻烦。他让手下的人严刑拷打帕特里克，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
“这是好事。”维特拉诺笑着说。
“你还指望我们会同情他？”博根说。
“无论如何，这是枝节问题。我们会监视他的，说不定能从他那里找到钱的下落。”
“钱不难找到。”维特拉诺说。“当时有具尸体。显然我们这位老兄把什么人给杀了。谋财害命，一目了然。只要施加压力，他就会招供的。”
“最好把他交给我们。”博根一本正经地说。“不出10分钟，一切真相大白。”
卡特瞥了一眼手表。“我还得去波因特克利尔，把这消息告诉特鲁迪。”
博根和维待拉诺不约而同地鼻子哼了一声，然后笑了起来。“她还不知道？”博根说。
“现在还不知道。”
“请把现场录下来。”维特拉诺说。他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我倒想看看她脸上是怎样的表情。”
“事实上我也希望能这样。”卡特说。
“那条母狗。”博根说。
卡特站起身来。“请转告其他两位合伙人。不过，暂时不要声张。我们打算中午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到时再联系。”
卡特走后，博根和维特拉诺陷入长时间的思索之中。有许许多多悬而未决的事情，许许多多要说的话。他们的头脑里像走马灯似的闪现出一个个可能和行动方案。
1992年2月11日，帕特里克心爱的妻子特鲁迪安葬了他的遗骸。帕特里克是在郊外一次车祸中丧生的。当时汽车已经烧毁，没有任何目击者。葬礼上，特鲁迪身穿黑色丧服，楚楚动人。当一锹锹的泥土铲向帕特里克的棺木时，她已经开始花那笔巨额保险金了。
在遗嘱里，帕特里克把一切都留给了她。遗嘱文字不多，且于最近签过了日期。葬礼前数小时，特鲁迪和杜格·维特拉诺打开了帕特里克办公室的保险箱，清点里面的物件。其中有那份遗嘱、两份汽车所有权证书、房产证和两张人寿保险单。头一张50万美元的保险单特鲁迪是知道的，后一张200万美元的保险单她从未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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