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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鼓励学生怀疑成见，大胆创新，提倡造反精神。英国众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有利于学生丰富知识，开阔思路。学工程时，我懂得了当有人要你设计一座桥时，你首先要搞清究竟需不需要桥。壳牌公司在马来西亚有许多炼油厂，由于热带气候，炼油厂周围的草地的草长得很快，需要经常整剪，因为炼油厂附近严禁烟火，不能用刈草机，向来只用人工除草。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养几只羊来解决问题呢？羊吃草不算什么新知识，可是炼油厂养羊就是创举。
“中国的传统一向提倡青年服从老年，不准随便怀疑长辈。我希望向老人的经验学习，把老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我的上司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好心人，他鼓励我发挥创造力，容许我犯错误。他让我负责一个五亿美元的北海油井栈桥项目的设计工作，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我发明的自动连合器其实只是把两种现成的产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产品。我发明这产品也冒了很大风险，我那时有好几个主意，我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后，就大胆着手实验，我不相信作无休止的分析。新主意要在实验室尝试，通过实验提高。
“我到哈佛来，是我对壳牌公司的工作感到厌倦了，工作虽然有挑战性，但是做了六、七年工程师，我已经习惯了。当时我的工作仅限于工程技术方面，但我感到自己可担任管理方面的工作。壳牌公司太大，有十六万雇员，我非得在技术岗位上工作许多年后，才有可能担任管理工作。我一向想进管理学校，我到哈佛来是因为我感到担任工商管理工作之前需要学习管理经营。正像如果没有受过工程学教育，我也不愿意当工程师。我很重视正规教育。
“美国教育注重广度，不注重深度。课程的知识面较广，但不及英国教育专业程度深。哈佛实例法与英国的教学法截然不同，我最初对实例法很不适应。华裔学生向来是被动的，但在哈佛经理学院要是你等别人请你时才说话，你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竞争强有积极的一面。我从未遇到这么多一流的人才集中在一一 个地方，年轻一些的同学对付压力较难，他们过分关心坐在什么位置，讨论程序如何等非实质性问题。他们重形式于内容，以致忘记了最终的目标——在友好的气氛中学习。我班开学时发生的抢座位事件就是同学不成熟的表现，有些很有才智的同学因为揣测得不到“贝克学者”的称号，就泄了气，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是很可惜的。非但他们学到的东西少了，别人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也少了。我觉得到哈佛来如果不最充分地利用机会就是一种犯罪，我本人学习的动机非常强烈，因为我离开了一个报酬优厚的工作，希望在个人事业上更有进取。
“压力固然能造就人，但有时候我怀疑哈佛施加于同学的压力究竟是不是完全必要。经理学院似乎以为有一套魔术般的公式要传授给学生，对学生搞疲劳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些的同学很容易全盘接受学校的那一套。
学习上的压力和找工作的压力还会使有些同学忘记道德准则。道德是个人的责任，也许无法教授，但是学校至少可以提高同学对道德准则的觉悟。哈佛在道德教育方面无意识地强调得不够。
“我的妻子为我来哈佛作了巨大的牺牲，我放弃在壳牌的高薪工作到哈佛来，是一个大转变、大适应的过程。妻子曾对我说：‘如果不去哈佛，你将一生后悔。’她是一个职业钢琴家，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宁愿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一方面要努力学习，一方面又认为应该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分享生活的乐趣。因此，在哈佛的两年，我每天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我完全靠意志强迫自己学习。我在体力上被推向了极限，但家庭给了我支持，使我情绪稳定，能专心致志地用功。
“美国人非常开放，这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的特点。在美国，机会很多。我感到欧洲公司对亚洲人至少有一种下意识的歧视，所以我自认在壳牌公司的发展机会有限。美国人尊重亚洲人的成就。美国最好的大学里，亚洲学生占了主导地位，华裔在美国科技事业上很成功，可是这种成就会给美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华人只在科技方面强，殊不知华人在经营管理、咨询、金融上也能出人头地。
“我的事业心不受国界限制，我希望像王安那样自办企业，或者到一家大公司里大干一番。我夏天曾在王安电脑公司工作，发现那里的管理方法比较直觉，不够专业化、系统化。杰拉德·蔡以理财见长，当上了美国罐装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走正统企业管理的成功者。我的梦想是两者都兼备，我将来的公司既要有技术上的创新精神，又要具备专业管理水平。”
黄焕平，祖籍广东，出生于香港，来自加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
来校前曾在美洲银行担任企业金融经理人员，因负责设计预测美洲银行北美业务的电脑模型，获优异工作奖。曾获国际武术锦标赛第四名，新英格兰武术锦标赛第二名。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在哈佛经理学院求学期间，在波士顿先锋风险资本公司兼职。
“我大学毕业时，对于银行、法律、咨询这些吸引大多数同学的工作都不感兴趣。风险资本这一行似乎与众不同，风险资本公司的理财需要直觉，需要对明天的技术有远见，需要对人，对风险企业家有判断。风险资本公司的工作种类很多，电脑、生物技术、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这一切都赋予风险资本这一行以某种浪漫性。那时风险资本公司刚刚开始，但是我没有实际经验进不去。到美洲银行后，我意识到要改行非得先进管理学校不可。哈佛经理学院的名字有分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被哈佛经理学院录取后，有一家风险资本公司同意聘用我了，因此我到经理学院的目的在进校之前已经达到了，但是当时我已作出来经理学院的决定了。
“经理学院告诫我们第一年的功课极其紧张，不要在校外工作，我却一边上课一边为先锋风险资本公司工作了两年。每星期工作二十到四十小时。
对我来说，工作是一种嗜好，把我从紧张的学习中解放出来，使我轻松一下，而且让我把学到的用在工作上。学习也受递减律的支配，花时间多，收效不一定大，如果我不工作的话，学习成绩也许更好，不过这是我有意识的取舍。
“经理学院的学生有一种自命不凡感，以为哈佛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地方。进哈佛经理学院的确是件很光荣的事，但是经理学院每年招生八百人，绝对谈不上是一个独家俱乐部，不管竞争在哪个水平上展开，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强中还有强中手。一毕业就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有能力经营大公司，作大投资，想大大整顿一下某个企业组织的人是得了‘MBA 综合症’。
“作为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别人对你，你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自然而然都高了。我个人的目标很高，我受家庭的影响很深，我家是个多子女的大家庭，连我共有十个孩子。父亲原是广州郊区的地主，一九四九年去香港开建筑公司，一九六二年来美定居。我家先住在蒙大拿州，那里绝不是栽培学者、律师、实业家的乐土。可是我家有五人考进了哈佛大学，两人考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余的进了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我父母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也不懂得美国教育系统的那一套，他们跟一般的中国父母不同，没有在我们小时候强迫我们用功，他们培养我们的独立能力，以为我们应当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不用做父母的叮嘱。只要我们学习成绩好，他们从来不管我们，我们自己学会管束自己，要是逼到非要他们来管教不可时，那一定会很严厉，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的中学是洛杉矶一所公立学校，质量很差，连半文盲的学生都可以毕业，我当时觉得上学简直是浪费时间，最后一年就索性不去了。最后一学期，旷了四十天课，老师上门告状，父亲问他们我的成绩怎么样。老师说全是满分。父亲说，‘既然如此，你们何必找他麻烦呢？他知道应该做什么。’
只要不使父母失望，他们愿意让我们独立管理自己。一方面父母存心培养我们的独立能力，用高标准要求我们自己；另一方面父亲在大瀑布城开了一家饭店，平时忙，也照顾不过来。我小时候他不常在家，母亲要照顾这么多孩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这里也有环境的因素。
“我练过五年武术，打过少林拳，练过气功，这是我个人修身的一部分，与我的事业心密切相关。我师傅武艺极高，武术教会我独立自助，不靠别人，使我体会到一个人的潜力有多大。我能赤手击砖，空拳破冰，使出我本来认为不可能的功夫，关键在于全神贯注，发挥技术。内功有三个阶段，起初是达到身体的极限，再是心理上的极限，最后是精神上的极限，使气在体内运转自如。我通过武术探索自己内在疆界，武术锻炼了我的直觉和敏感度，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因为在风险资本公司，我们经常探索前人未知的领域，我必须有自信又明白自己的限度，五年艰巨的训练给了我这种基本功。我想在工作上和学习上，掌握数据和事实是一回事，作出判断又是一回事。判断需要直觉。
“我在大学里读经济学时，读过关于五年计划、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文章。最近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个体经济很活跃，市场生气勃勃。我看到万里长城的照片有无数次，但不登上长城决不能领会它的雄伟。‘桂林山水甲天下’名不虚传，中国的风景太优美了。我是随一个美国旅行团去中国的，为了不让别人注意我是国外游客，我买了一套当地服装，这样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国的生活。我发觉中国人在满足日常基本需要上花费了许多精力，在美国我从来不需要操心吃穿，因而可以把精力放在个人的事业、兴趣、家庭生活上，而中国人的日常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满足基本需要进行的。我相信中国有许多与我能力相仿或比我更强的人，区别在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我有时间和精力追求似乎更高一些的目标。
“中国人在美国开了许多饭店，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像麦克唐纳快餐馆那样的联业餐馆。中国饭店都是家庭自营，即使有财力，一个家庭的人力物力也有限，无法扩展。王安退休后他的电脑公司由儿子接替，但是从公司经营角度来看，他的儿子未必是最佳人选，这是由于中国人对别人不信任，只信任家里的人。而对别人不信任的根子又出在中国人一般不懂产生行为的原因。不懂如何促使别人为你工作。凡人都需要动机和刺激，中国人却不懂得只要给人以适当的激励，任何人都会为你努力工作。这是中国人最大的弱点。
要办大企业光靠自己家庭的力量是不行的。美国罐装公司的总裁杰拉德·蔡是由于企业管理有方而被提升到这一要职的唯一华人，他经营的是别人的公司。我想从他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我希望今后一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