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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牛人”挑战“权威”
许多同学在开始看论文的时候，总是说某某的工作多么牛（的确如此），但是问他这篇文章的不足是什么的时候，往往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说。
其实，我们看文章的目的有二，首先是向作者学习；其次是看看我们自己还有什么机会，或者说：把前人的不足找出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超越前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上是没有权威的；更不存在什么都正确的专家。科研不同于开发，科研是允许失败的。我想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没有经历过失败；但是，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减少失败的机率。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需要集体的智慧。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
目前，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我们国内培养的很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不愿意或者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特别是针对老师或者某些“牛人”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或者看法。其实，这既不意味着尊重老师和前人，也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如果导师不对此加以正确的引导，则会非常不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
我们的学生常常崇拜那些名人或者牛人，这点原本无可非议，但是崇拜不应该是盲从。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技术权威或者这样那样的权威，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和每一个刚刚报到的实习生第一次谈话中，都会明确地告诉他：对所有的技术问题，我们都允许并且鼓励大家争论，如果你有看法就必须讲出来。我们绝对不允许学生在学术讨论中因为胆怯而隐瞒自己的看法或者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我们每周一次的实习生研讨班上，同学们常常为一个技术问题毫不留情地争吵的面红耳赤，但是整个小组却是非常的团结。记得有从日本和韩国过来的实习生参加了几次我们的讨论班之后，在下面和我讲：我们很羡慕你们的研讨气氛，大家可以就研究问题这样开展毫无保留地开展学术争论，多好啊。告诉别人你的想法，善意地指出别人想法中的不足，就是对团队和合作伙伴负责任。
“高徒出名师”
我和沈向洋院长曾半开玩笑地谈论，应该把古训中的“名师出高徒”改为“高徒出名师”。
实际上，当和这些优秀的实习生一起工作时，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比如：他们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能够咬着牙坚持下去并一定要取得胜利的精神和必胜决心、他们废寝忘食的工作热诚、他们因成功而获得的欣喜、他们的多才多艺，等等。如果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课题，是无法想象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尽管他们有时候甚至因为一时解决不了程序或者算法中的某个问题而着急的掉眼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放弃。
我本人很幸运在过去的十年期间有机会先后和三十多名这样的优秀实习生一起工作，并从中获益匪浅。在结束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之后，这些同学现在大多在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或者大学从事科研或者开发工作，其中一些人已经迅速成长为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每每想起他们，总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实习生在研究院里除了紧张和繁忙的科研工作之外，研究院以及各位导师也为他们安排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比如研究院的每个研究小组要定期向实习生介绍本组的研究课题，还要负责安排与实习生的定期聚餐会、文艺演出等等。我们希望实习生在研究院不仅学习好、工作好；也要身体好、生活好。我的学生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要出去为寿星开个生日晚会；我们也鼓励每个学生要加强身体锻炼，健康成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J
作者介绍：
徐迎庆，1997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博士毕业。现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研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曾先后指导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名实习生。他热衷于探索如何把科学与艺术更加完美的结合起来。平时喜欢看书、旅游和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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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你的Idea 李世鹏（1）
当有人问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呆了几年了？我说很简单，只要看看我女儿几岁了就知道我在研究院的年头有多久了。当我女儿出生仅一个月后，我便怀揣着一颗海外游子的中国心跟随张亚勤来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候美国公司的CEO试图用重金挽留，可是我铿锵的回答却让他找不到继续说服我的理由，我说：“我是中国人，迟早都要回去的”。
临行前，这位CEO还特意打电话给张亚勤，略带“威胁”地说：“希望李世鹏是你带回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员工。”之后，我孑身一人回到中国工作。伴随着女儿在美国成长的足迹，其实也记录了一条我在中国事业拼搏的轨迹。
最享受“头脑风暴”的时光
在研究院九年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仍然是一个让我每天清晨能够为新奇的技术而激动醒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最享受的就是与同事在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光，每每沉浸在那样的思维火花恣意跳跃的场景中，在陶醉于别人的新奇想法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成为了我思考的光源，并让我激发出很多奇怪的想法，偶尔，你甚至还会看到一旦兴奋起来大伙儿手舞足蹈的忘我表情。这些激烈争辩的情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想在那间命名为“火药库”的会议室里，那里面斗嘴的火药味应该是最浓的J。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缺乏Idea的人，但是我唯一渴望的是让自己的Idea有可以迸发的出口。
我觉得热爱做研究很多还是缘于自己的天性使然。我就是比较喜欢每天能做一些与往日有所不同的东西。我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多，但是一到头脑风暴的时间我就非常开心，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好像在那个时间突然打开似的。研究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自由开放的科研环境，也为我们做许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研究院对研究员相当宽容
我现在从自己做研究更多地转向为指导研究员做研究。研究本身是一项无法预测和计划的事情，如果一切都能被预先估计到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研究了。我们做的研究主要是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甚至有些技术需要面临长期攻坚的准备。从这点来说，我觉得研究院对每个研究员都是相当宽容的，这不仅体现在了对研究兴趣和方向的自由选择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研究周期的时间支持上，这对于一个企业的研究院是相当不容易的。
如果在产品组的话，一个项目如果其研究周期超过两年就很有可能被撤销，可是，在研究院，我们从来不给研究员时间上的限制，我们组在可伸缩视频收缩方面的研究甚至历时九年之久，到目前还在继续深入下去。从另一方面而言，研究院对每一个有潜力的项目所给与的期望和资助，是每个研究员都能感觉到的，这也是他们能坚持不懈出成果的动力和原因。
新想法在起点就要经得起考验
现在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管理上的事务比较繁杂，很少有时间去直接跟进项目。但是，只要我一有时间，如果项目进展情况没有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的话，我就会主动找相关的研究员来谈心，了解问题主要出在哪了。
如果是技术问题的话，那还好说，万一绕不过去，还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是最初的概念就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就非常糟糕，基本上这个课题就不得不夭折了。所以，我现在很少告诉我们组的研究员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实现技术，而更多的会从大局和方向上给予提示，告诉他如果这个加上那个会很有道理，诸如此类的。
为了能让某个新想法在起点的时候就经得起考验，我也会不断地去挑战研究员们的思路，一般他们80％的最初观点会被我批得体无完肤。我以前跟组里的研究员沈国斌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一半以上的提议都被我重棒否决过。他后来做的几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包括情侣手机在内，也都是在我们激烈讨论下才逐渐成型并成熟起来的。
我觉得在前期判断一个项目到底有没有意思，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请对方告诉我，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你这项技术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或者目的。如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都不能满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的话，那么更不用说在现实的研究中会出现什么样不可预测的问题了。如果连这个都没有想明白的话，我就会建议他回去后再好好想想，并且自问一下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做下去。
亮出你的Idea 李世鹏（2）
因材施教方能育才成林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么些年来，我不仅带过很多年轻的员工，而且也指导了很多实习生。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对不同学历背景进入研究院工作的毕业生，我会采取不同的培养方式。
对于硕士毕业刚开始工作的员工，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普遍比较强，可塑性也较高，如果人足够聪明的话，他的适应速度和角色转变能力都会比较快。同时，他们对研究只有一些模糊的兴趣，因此很难指明一个自己可以致力的方向，也就很难指望他们马上就能挑起一个独立的项目。对于博士毕业刚工作的员工而言，他们虽然有自己一些初步的研究经历和成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可以开拓一个新领域的火候。
我记得当我自己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告诫我：“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你的研究之路才刚刚起步。”中国的博士学习阶段就像练兵演习，在导师的建议下解决几个问题，写一些论文就算顺利过关了。但是，真正工作的时候，你要做的东西90％以上跟你读博期间所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一个好的博士员工，要有优异的综合素质，不要只专顾于你以前学过的知识体系，或者只擅长自己钻研的某一个方面，却缺乏与其他领域贯通的思维。
中国高校的博士教育培养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比较多。与此相比，美国高校的博士教育，他们的知识面非常广博，掌握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对某个领域的探究会很深，同时他铺开的面也很广。于是，他专长的某一项技术在整个系统里也能完好地得以契合。
不招“只懂一方面”的学生
我一般不大会招单纯只懂一个方面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我主要衡量他是否有想法，从我的诉求而言，我希望对方不仅有自己的领域专长，但是对其他领域应该也有想法。
不仅如此，在平时与组员的交流中，我也非常鼓励员工去跟其他不同领域和背景的人交谈，以此开阔自己的学术眼界。因此，在开组内部讨论会的时候，我很少让他们讲自己的项目，而是建议大家谈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其他学科的前沿动态啊，最近正在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然后通过这种旁敲侧击的交谈相互激发出富有创意的想法。所以说，一个研究员的综合素质是相当重要的。
别让“害羞”成为成长的绊脚石
再比如说，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