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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纳马拉抱怨说：“我知道生产线上的产能有多大，可是我却不知道我们的经销商的产能。”
他手下的一个主管告诉他说：“经销商没有产能可言。”
麦克纳马拉回答他说：“当然有。”
但是底特律却说不出一部车到底是怎么卖出去的，为什么会卖得出去，他们从没想过卖车的过程可以量化，可以控制。一部车的销售过程，结合了说服和感觉、冲动和不理性、业务员的诚意和顾客的热衷，这些都是无法计算度量的。然而在麦克纳马拉眼中，车子只不过是一个商品，一个代步的工具，既不代表地位，也不代表权力，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车子的确是比牙膏、呼啦圈或电视机要复杂得多，但它仍然是一个消费产品，如此而已。因此他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手下不能把汽车的销售过程看作一个科学，加以分析、统计。
有个主管奉麦克纳马拉的命令去调查经销商的产能，但是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计算诚意，我们没有诚意量表，也没有兴趣量表。”
麦克纳马拉的部属发现，他最不善于处理无法轻易量化的事情，尤其是造型设计和广告。有一次，他的手下在《读者文摘》做个实验，只针对半数的杂志刊登大幅广告，然后调查读者群中看到福特广告的人和没有看到的人，买车的情形有什么不同。两相比较之下，足以证明广告确实能够增加销售量，福特花29美元做广告，所增加的销售利润却有180美元。从这个实验当中，他的手下证明在《读者文摘》上做广告非常有利。麦克纳马拉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不过后来福特的市场研究人员重复过同样的实验，却再也得不到这么有力的关联性，令他不知如何是好。
虽然麦克纳马拉对于理性如此要求，如此坚持，但是他的天真也出人意表。当年他跟着桑顿一班人来到福特的时候，真心相信他个人的目标和公司的目标，可以不相冲突。对于一个想回学术界的人来说，这是他真心关切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和桑顿共同的理念。1946年他写信给任教于哈佛的老朋友勒尼德，信中提到说：“在我看来，底特律的管理阶层因为钱赚得太容易，加上这么些年来的经济景气，所以对其社会责任的觉醒，远比国内其他地方要落后。”
安全上路
麦克纳马拉认为企业对社会负有责任。他写过一封信给福特的经销商，要求他们逢年过节不要再送礼物给福特部门的人员，收到这样一封信，经销商都觉得难以置信。麦克纳马拉在信中说：“各位若能将为福特人员购买圣诞节礼物的那笔钱，即使是购买一点纪念品的小钱，转而捐赠给地方福利机构，让社区里不如我们这么幸运的人，也能度过一个比较充足的佳节，我相信这会更符合圣诞节的精神。”
当年桑顿他们十个人挤在旅馆房间里，讨论大伙未来在福特的策略和目标，利斯主张要让福特汽车成为销售量第一的房车，而且要让整个福特企业达到最有效率、最人性化的经营。但是麦克纳马拉认为，他们也要帮助亨利·福特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使福特公司变成业界的表率。那是1946年，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兰迪、米勒和莱特对于麦克纳马拉的看法都大表赞同，而利斯和米尔斯也认为有道理，不过他们的着眼点却是公益形象对主要的目标有所帮助。
当然，当时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在麦克纳马拉当上了福特部门的负责人，他最迫切的愿望是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车祸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令他非常担心，而底特律对于车祸的矛盾态度，更令他震惊。
早在1952年他还是审计主任，没有调到福特部门以前，他就已经开始担心汽车的安全问题。他注意到康奈尔大学的约翰·莫尔主持过一个车祸伤亡研究计划，他们早期的一些调查结果，提出了令人惊心的统计数字。麦克纳马拉跟着桑顿为陆军航空队效命的时候，曾经委托康奈尔大学研究飞机的安全问题，以改进飞航人员的安全措施。但是康奈尔着手调查之后，却发现飞行员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不是飞机事故，而是车祸。
1956年因为车祸而丧生的人数，超过4万人，受伤人数150万。而15岁到24岁的美国民众，死亡原因第一位就是车祸，25岁到29岁的死亡原因，车祸占第二位。这是个可怕的悲剧，不过莫尔告诉麦克纳马拉，这主要是如何包装的问题。
他说，例如有一斤鸡蛋要包装，你不会把蛋通通丢进鞋盒里去，你一定会把蛋一个一个用垫子隔开，这样才能把打破的几率减到最低。同样的道理，汽车的设计也应该有防护的垫子来保护乘客安全，因为康奈尔早期的研究发现，主要的死亡原因在于弹起造成的碰撞。这是基本的物理原理，移动中的物体，例如人的身体，如果撞上静止的物体，例如地面，速度加倍的时候，撞击力量会成平方倍增加，也就是四倍。康奈尔的资料显示，乘客如果从车里摔出车外，致命的几率会提高五倍。在车祸事故中，乘客被弹起以后，仪表板和挡风玻璃是造成伤亡的最大原因。因此一定要避免乘客被弹出或摔出车外，也就是说车门要关紧，同时车内要加强防护装置，例如安全带、安全玻璃、仪表板加装防护垫等等。
这些都很简单的小事，麦克纳马拉认为这些道理根本不可言喻，他却不了解这个问题在底特律有多么敏感。汽车人对于安全问题兴趣缺乏，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卖点是美感与浪漫，他们可不希望大众注意到受伤、死亡的问题。通用公司对这个问题不是不担心，而是不感兴趣，他们不愿意承认汽车制造商对这个问题有任何责任。汽车界的传奇人物阿尔弗雷德·斯隆，第一次看到安全玻璃技术有所突破的时候，立刻就表示他不要这个东西。他写信给杜邦，抱怨说：“不管车祸不车祸的，这个问题我唯一关心的只有赚钱不赚钱。老是有人想尽办法要增加车子的成本。”
通用的态度令麦克纳马拉大为不满，如果不是通用的麻木不仁和老大作风，也许就不会激起麦克纳马拉的竞争心。他最早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见识到通用的蛮横，当时汽车价格受政府管制，公司派他到华盛顿开会，争取调高车价。政府官员告诉与会的厂商，如果他们希望涨价，必须拿出相关的成本数据，证明他们的要求有道理。通用一口回绝，他们要求涨价，而且坚持政府一定要同意，要主事的官员相信他们的话，通用的成本资料，是不对任何人公开的。
对于通用的态度，麦克纳马拉惊讶愤慨兼而有之，也许也是因为通用使他在工作上备受挫折，他的部门处处受制于通用，通用的所作所为主导了汽车市场的秩序。麦克纳马拉气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很尊重社会，他认为即使是通用汽车，也必须关怀公众利益。
天下为己任
在50年代中期，康奈尔的实验室经费严重不足，几乎难以为继。在那个年代，车祸和伤亡的资料非常欠缺，康奈尔急需要经费加强资料的汇集，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只有卡罗莱纳州一个警察局的车祸资料。麦克纳马拉说服福特捐出20万美元赞助康奈尔的研究，克莱斯勒也出了一点钱，通用却是一毛不拔，他们愿意洒下几百万美元做广告，但是连拿出一小笔钱来资助学校研究安全问题都做不到。
50年代的底特律，汽车的卖点是马力、压缩比、扭力、排气量、速度、新颖时髦的造型。这些事情没有谁比爱德·柯尔更拿手，他是雪弗兰部门的总工程师，后来晋升为部门总经理。他针对速度和性能大做广告，引擎愈加愈大，宣扬雪弗兰在赛车场上的胜利。麦克纳马拉对于柯尔的做法深恶痛绝，因为这与他对安全的顾虑大相径庭，徒然鼓励莽撞不顾后果的开车习惯。而在福特公司，有些人的想法其实也跟柯尔一样，甚至跟柯尔采取一样的做法来促销汽车，包括利斯在内，只不过首开风气之先的是柯尔。
麦克纳马拉约好跟他见面，当面要求他放弃速度和赛车，他说这样做既愚蠢又不道德，一般人买车跟赢得赛车胜利根本没有关系，汽车厂商只强调速度而不问安全，是在鼓励不计后果的飙车，而不是教育民众如何控制速度的危险。福特的撰稿人员，在广告文案中已经完全不提“速度”两个字。福特汽车现在是赶路，不再奔驰了。
可以想见，柯尔对他这番话是一笑置之，他可不准备让福特的一个怪人来告诉他生意该怎么做。然而麦克纳马拉还是锲而不舍，继续找通用主管游说他的观念，通用的人会听他把话讲完，但是决不改变立场。通用可以对抗所有的人，政府、消费者，福特公司当然也不例外。虽然麦克纳马拉从不会公开嘲笑通用公司，但是通用却代表了他所鄙夷的一切。
在安全问题上，麦克纳马拉相信他可以改变一些市场规矩，他要求行销人员推动一连串的福特汽车安全广告，这在底特律是前所未闻的事情。10年后瑞夫·纳德律师才发起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11年后，也就是1966年，联邦政府才通过汽车安全法案。但是许多人对麦克纳马拉这项行动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福特内部都有人质疑，亨利·福特自己就喜欢开快车。不过麦克纳马拉还是把他部门出厂的汽车都装上了安全带，而有一次他坐上车，系上安全带，开车的是他属下一位主管，他用眼角瞄了麦克纳马拉一眼，问他说：“怎么，我开车你不放心吗？”系安全带似乎是公然表示敌意的举动。
麦克纳马拉有些朋友相信，他对安全问题会这么关心，是因为邓涵的太太玛丽出过车祸被摔出车外而受重伤。麦克纳马拉告诉他们，这个血淋淋的教训足以证明乘客不能固定在车里的后果有多严重。不过多年以后，麦克纳马拉不肯承认他是因为玛丽的车祸才关心乘车安全，他说他之所以大力提倡汽车安全，是基于伤亡的统计数字，不是因为一个朋友车祸重伤的痛苦。
麦克纳马拉说动了亨利支持他这项努力，对于安全问题毫无兴趣的布里奇，要求麦克纳马拉事先要把演讲稿给他看过。除了亨利以外，福特的任何人都必须布里奇点头之后才能公开发表意见。麦克纳马拉早期的一些演讲稿，由他的公关顾问荷姆兹·布朗代为捉刀。其中有一篇麦克纳马拉自己润饰过后，却被布里奇删掉两个段落，因为他觉得那两段的利润主题不够有力，麦克纳马拉没有说话，但是心里非常生气。他对朋友说：“妈的，我替他们赚的钱比他们以前赚的多得多，他们就不能不管我吗？”他没有跟布里奇多说一句话，但是等他上了台，讲到被删掉的那两段的时候，他却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而且讲得流畅而有力。
就凭着他这股坚定的信念，他终于说服了公司，让大家相信安全甚至能让车子卖得更好。这不仅是一件应该做的事，还能让1956年度的车种提高市场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