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之后真正人格（person）觉醒的影子。如果说重义轻利、以道制欲是中国文化的原则，那么它同样也是“文革”（革文化的命）的原则。但无论是“政治挂帅”、批评“物质刺激”，还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都与所谓“人格的自我实现”毫无关系。其实中国人从来不具有person意义上的人格观念，不懂得唯有个人（私人）才是权利和义务的最终主体，而唯有不仅仅承担义务（“义”）而且拥有自己的权利（“利”）的个人，才真正具有完整的人格。正因此，中国人必然只能将人格理解为一个人的“品格”，即用普遍性的“道”来制约、压抑个人欲求这种做人原则和道德规范。在西方人看来，任何人、包括十恶不赦的罪犯都有人格，这是一个事实（其依据是每个人都有灵魂、思想和理性能力这一事实），并没有道德褒贬的意思。一个人有人格并不就是道德的，只有他尊重人格（包括尊重自己的人格）才是道德的。人格本身并不意味着诸如“高风亮节”、“大义凛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类的德行，相反，它标志着一个人的“不可入性”、不可窥探性，即他的隐私，他有权将自己个人的东西（即使实现出来将是不道德的、可羞的、丑陋的，如罪恶、卑劣的念头）秘而不宣，只要他不用这些东西付诸实行或损害别人。因此，人格就是“面具”，就是表演或扮演的“角色”。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所谓“四人帮”“践踏人的尊严”、“侮辱人格”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否认人是一个独立的封56闭体，用外在暴力或舆论压力去“触及人的灵魂”，把人当作一个没有内心世界的物件，任凭政治权力来解剖和检查，使人的一切个人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谓“逼、供、信”，所谓“揭开某某人的面纱”，所谓“思想犯罪”，都是根据这一点。今天人们要求尊重人的人格，尊重人的隐私权，无非是要求把人当作具有不可侵犯的内心世界的“个人”，而不是一头可以随意摆弄的牲口。不允许仁义干涉和窥探个人的一切未触犯法律的私人行为，不论是以“群众”的名义，以“组织”的名义，以“道德”的名义。
人的心灵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不可能“净化”为几条道德戒律；思想越深刻、情感越丰富，就越难以用简单的“好坏”、“美丑”、“善恶”、“君子小人”来归类。但有一点是无疑的：真正善良、真诚、美丽的心灵，首先是建立在维护一个独立、完整的内在人格的基础上的，而对个人人格的普遍蔑视和粗暴践踏，则只能使我们的国民性变得日益浅薄、粗陋和伪善。这种个人人格的结构，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孤独意识、责任心和尊严。
第一节孤独意识：距离感与恶心
意识到孤独的权利是意识到人格的前提——孤独与排除孤独是人生的两大需要——中国古代隐者不是要追求孤独，而正是要排除孤独——中国士大夫孤独感的非本真性——章永璘与大青马的对话：人对世界、对他人的隶属关系——性与生殖力成了“做贡献”的本钱——中国文人理想的怪圈：对自我阉割的只得与不满——中国人从来没有对孤独的真正需要——古希腊孤独意识的哲学象征：原子论——基督教的灵魂学说——上帝也害怕孤独——西方人只有在孤独中才可能拯救孤独：中世纪修道院与中国寺院的差别——新教对孤独意识的挑明：上帝的孤独就是人的孤独——中国人对排除孤独的片面追求：放鞭炮为了逃避孤独——虐待狂与受虐狂在文革中的泛滥——视孤独为人生与死后最大的不幸：祥林嫂的恐惧——克服孤独的手段：亲情、礼教与名分——现代西方孤独意识向极端发展：尼采的号召力——萨特的《恶心》——洛根丁对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反感——恶心的本质：移情与拒斥移情的矛盾——洛根丁把世界和自己都变成了地狱——查拉图斯特拉的孤独和博爱之心：真正的救世是教人以孤独——萨57特自救的方式：文学创作或表演人格的第一个前提是孤独意识。没有意识到人有孤独的权利的人，也就没有意识到人格。所谓孤独的权利，是指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存在肯定自己的孤独性、唯一性，是对孤独的需要，即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划分开来的需要用日常的话来说就是：“我需要独自呆一会儿，“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这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的。
但只有把孤独视为“我之为我”的根本，而肯定并且需要这种孤独，这才是一个人初步意识到自己的人格的标志。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感到过这种需要，他就是在人格上不成熟、未长大的。在原始思维和儿童思维中说体现着的移情、拟人或交感的心理活动，本身还只达到对人的孤独性的否定性意识：人还忍受不了一人独处，他从情感上自然地倾向于将一切对象都看作自己的同类、同伴，他需要有一个倾诉衷肠的对象能和自己发生共鸣，他需要感到自己是一更大的团体、乃至全宇宙的一分子，全宇宙与他齐一，与他“共在世”（Mit…in…Welt）。在这方面，首先要破除一些表面的假象。中国历史上那些托迹深山、遗世独立的隐君子，与其说是需要孤独，不如说是逃避孤独。庄子追求的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道家遁世或避世正是由于在尘世感到孤独（所谓“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只有在山林泽畔才感到安慰和有所寄托之故。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则以“涅槃”和“破我执”来消除孤独感，因为只要消除了“我”的唯一性，也就不再成为痛苦，而成为最高的幸福和解脱了。在中国，最为孤独感所折磨的反倒是那些追求群体和谐，以民胞物与、治国安邦为最高理想的士大夫和儒生。屈原的《离骚》整个透出郁郁不得志、而又无法满足于洁身自好的精神苦闷；陈子昂登幽州台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宣泄了欲寻一贤主而不得、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感慨。通常，这种孤独感的爆发总是在经世济民的理想遭到破灭，而又尚未彻底绝望，未遁入佛、道门径以求超脱的节骨眼上，作为一种过渡、犹疑和眷恋不舍之情来抒发的。李白的孤独感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58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士大夫或知识分子孤独感的一个固定模式：朝中小人当道，主上昏聩不明，国势每况愈下，故友同流合污，满腹经纶无处施展，一片忠心无人理会。世皆沉醉，独醒何益？洁身如玉，终弃泥淖！在看一个现代的例子。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因政治问题而被迫处于孤独之中，甚至被长期压抑了唯一还能使他摆脱孤独的原始本能——性本能，以至使他成了一个“废人”，一个生理上的和尚，一具身槁木、离形去知而仍不能“坐忘”的半尸。大青马（即章永璘“良知”的象征）对他说：“在某一个时候，我也和你一样，觉得有离群独的必要。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在什么时候呢？显然是在倒霉的时候，在被人“误解”、侮辱、鞭笞、唾弃的时候，在被群体所镇压、所歧视、所拒斥的时候。在这种已在事实上被孤立起来的时候转而把被迫的孤独当作自己暂时的“需要”来领受，的确不失为一种阿Q式的“安时而处顺”的妙法。但能否真能由此成为“哀乐不能入”的“至人”，还得看他在孤独中寻思些什么。他寻思的是：“人活着要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些什么，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但又不愿像奴隶和囚犯一样被人驱使着去干，而要凭“创造性的劳动”，否则人的一生就失去了意义。大青马则尖锐地反问：“你还要创造什么？人和马，和其他一切生物最根本的创是自身的繁殖。你连这点都做不到，还想有什么创造？……你即使创造出来什么，也会是畸形的，甚至对人类有害。”“千万！千万！赶快熄灭你创造的欲望，做个安分守己的人，像我似的做个安分守己的马。”这真是一针见血！人是否为世界“增添”什么，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这“增添”的一点什么到底是对人类的“贡献”还是危害，也要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不过，大青马说的只不过是愤激之辞而已。它揭穿了章永璘的“为世界贡献一点什么”是抽象空洞的“大话”，不足以成为人生意义的价值基础；但它把问题归结为人类最起码的创造能力——生殖力，以此来衡量人的创造能力及其创造物的好坏，时候章永璘的大话只要加上生殖力这个因素就仍然可以成立。
但无论是章永璘还是大青马都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是世界上生殖能力最强的民族。59数千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不可想象的劫难，经常处于赤地千里倒退到宇宙洪荒的时代，但凭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殖力，中国到今天却以其人口爆炸的增长速度而使全人类瞠目。即使在今天人们以办养殖场的科学头脑和气魄施行着中国的人口控制我们也可以随便在哪个穷乡僻壤看到为人类“贡献”出七八张嘴来的笑眯眯的户主。章永璘和大青马的人生理想和这些户主的理想难道会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唯一的区别是，章永璘的被迫自我阉割使他失去了“作贡献”的本钱。一旦黄香久使他恢复了他的本钱，成了一个有生殖力的真正男人，他就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去利用这种本钱为自己的一生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而且这个“什么”还要比任何一个无知无识的农民的“什么”无限的高超。他不在乎黄香久的没有生养，因为他想要去孕育的是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是使我们的国家得到“新生”。这种救世主般的自傲与他内心那种貌似豪壮、实则虚弱的人生理想是一致的。“人活着要为这个世界上增添一些什么，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世界、人类是山岩，是大海，个人是沙粒，是水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拼命成为群体中的一粒沙、一滴水，为无的山峰和大海增添一个分子。这样的人生只是一种物理学上的人生，它的价值始终依赖那个外在的、偶然的物质体积，一旦被抛掷、被蒸发，他就失去了全部意义。章永璘后来是否真的去参加了“真正的人民运动”，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小说中没说。即使他赶上了好时光，真的为“四人帮”的倒台出了一份力，这也只能说他运气好。但他完全有可能一辈子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终身在流放地甚至监狱中翘首以待，死不瞑目，这种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在少数，如果真的是“结局好，一切都好”的话，那些活不到自己的好结局的人就只能是死得毫无价值了；如果价值并不在于结局，而在于抱定一个“作贡献”的愿望至死不渝，那么即算陷入章永璘的被阉割状态，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非但不应抱怨，而且应感到庆幸，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