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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大学的那年，他才十七岁，还差不多是个孩子，列席过一次对高年级右派学生的斗争会。他们新生分坐在阶梯大教室的前排地上，算是入学政治教育的洗礼。点到名字的右派学生便站起来到阶梯下，面对大家弯腰低头，额头和鼻子上汗珠直冒，又掺和了鼻涕和眼泪，跟前地上都滴湿了，那副老实可怜的样子活像落水的狗。上讲台的发言口人都是同学上个个慷慨陈词列举他们的反党罪行。後来在大饭厅里，不知从甚至时候起，这些不吭声专找没人的饭桌匆匆吃完就走的右派学生都不见了，也没有人再谈起他们，似乎就不曾存在过。
劳改这词他直到大学毕业还不曾听过，仿佛也属於语言禁忌，不可以提及。他不知道他父亲当年怎么做的检查，尔後去农村劳改，也只隐隐约约听他母亲含糊说过一句。那时他已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了，是他母亲在信里提了一句，说的是
“劳动锻链”。又过了一年，暑假他回家时，父亲已经从农村回来，恢复了工作，擦了个右派分子的边。这事父母一直瞒著他，直到文革时他问到他父亲，才知道是他老革命的表伯父干预了，他父亲那单位打的右派又大大超过了上级规定的百分比，分子的帽子他父亲才没戴上，只降了工资，记入档案。他父亲的问题是写了张一百来字的黑板报稿子，也是党号召知无不言口，看口无不尽！帮党改进工作作风，
“呜放”出来的。当时又何从知道这叫
“引蛇出洞”。
他居然同他爸九年前一样，也上了这圈套。诚然，他只是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了个名，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毛主席的号召，一人民日报一上印的黑体字。他是上班时楼下大厅有人在张贴大字报，徵集签名，他也就提笔一挥，把名给签上了。他不知道这反党的大字报怎麽策划的，以及写大字报的人的政治野、心。他无可揭发，可他必须承认这大字报矛头指向党委别有用、心，他签了名也就迷失方向，丧失了阶级立场。其实，他并不清楚他究竟属於哪个阶级，总归算不得无产阶级，也就没有清楚的立场，不在这张大字报也会在另一张类似的大字报上签名，他就是这样检查的，无疑犯了政治错误，从此也要记入他的档案，他个人的历史不再清白了。
那之前，他还真没想到过反党，他不需要反对谁，只希望人别打搅他的梦想。那一夜却令他惊醒，看见了他险恶的处境。那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政治风险中，还能保存自己的话就不能不混同於平庸，说众人都说的话，表现得同大多数人一样，步调一致，混同在这大多数里，说党规定要说的话，消灭掉任何疑虑！就范於这些口号。他必需同人连名再写一张大字报，表示拥护中央首长的讲话，否定前一张大字报，承认错误，以免划成反党。
顺者存，逆者亡。清晨，楼道里又盖满了新的大字报，今是而昨非，随政治气候而变化，人人都成了变色龙。令他怵目惊心的是由一位政工干部刚贴出的大字报：
叛徒刘某，说你是叛徒，因为你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叛徒刘某，说你是叛徒，因为你
出卖党的机密！叛徒刘某，说你是叛徒，因为你一贯投机取巧，隐瞒你地主家庭出
身，混进革命营垒！说你刘某是叛徒，也还因为你至今仍然包庇你的反动老子，窝藏
在家，抗拒无产阶级专政你叛徒刘某，正因为你的阶级本性，藉运动之机，混淆黑
白，欺骗群一，跳了出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你居心叵测！
革命的缴文都写得吓人。他顶头上司老刘就这样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当即孤”止了，从围观大字报的众人中出来，回到办公室，关上里间处长室的门，再出来的时候，不再咧嘴叼个菸斗，也没有人再敢同这位前处长打招呼。
通宵夜战之後，窗外开始泛白。他去厕所洗了个脸，凉水让头脑清醒了一些，眺望窗外远处，一片片灰黑的瓦顶，人们大都在睡梦中还没苏醒，只有白塔寺那座圆顶染上了晨曦，越益分明，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大概就是个潜藏的敌人，要苟活就不能不套上个面具。
“请注意关车门，下一站是太子站，”说的是广东话，又说一遍英语，你打了个盹，坐过站了。这香港地铁比巴黎的乾净，香港乘客比大陆人守秩序。你得下一站再往回坐，回到旅馆打个盹，不知今宵酒醒何处，总之在床上，身边还有个洋妞。你已不可救药，如今可不就是个敌人，你正在走向地狱，回忆对他来说如同地狱。
8
“说说你那中国女孩？她现在怎样？”马格丽特把手上的酒杯放下，抬起精、心画过又浓黑又长的睫毛，在小圆桌的对面望著你。
“不知道，想必总还在中国吧，”你含含糊糊，想绕开这话题。
“为什麽不让她出来？你不想她一．”她盯住你问。
“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还说这干甚麽，要不提起也就忘了。”你尽量说得很平淡，此刻要的是同地调情。
“那你怎麽还记得我？那一夜，第一次在你家见面？”
“这很难说，有时一丁点细节会记得很清楚，有时！那怕当时很熟的人连名字都忘了，有时整年整年的，怎麽过的竟全然想不起来——”
“她的名字你也忘了？”
“马格丽特！”你捏住她手说，
“回忆总令人沉重，还是谈点别的吧。”
“那也未必—也有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爱过的人。”
“当然，可过去了的宁可忘掉。”你一时还真叫不起那女孩的名字，唤起的只是某种痛楚，那声音和容貌也模模糊糊了。
“你也会忘了我？”
“这麽活生生，这麽生动！怎麽能忘？”你盯住她睫毛下阴影挡住的眼睛，避开这话题。
“那她—那女孩难道就不？”她并不避你的目光，也直勾勾注视你说，
“她那麽年轻，小巧可爱，还那麽性感，在我对面，手箍住裙子包著两腿，可裙褫下垂，正好看见她里面甚么也没穿，要知道那时候是在中国，这印象很深。”
“很可能，听见敲门那时没准儿还正在做爱呢。”你咧嘴做个微笑，乾脆别装正经。
“你也同样会忘了我，还不用多少年。”她把手抽了回去。
“可这不同，很不一样！”你只好辩解二时没词，说得也不聪明。
“对男人来说，女人的身体管她是谁，都那麽回事。”
“不！”
你又能说甚麽呢？每个女人都想证明非同一般，床上那绝望的斗争，在欲望中去找寻爱，总想肉欲过去之後还留下点甚麽。
这蓝桂坊小街最时髦的听酒吧里，隔个小圆桌，你同她面对面靠得很近，努力捕捉她的目光。音乐摇滚，挺响，嚎叫的是英语。蓝幽幽的萤光灯下白衣衫哲哲发亮，柜台後打领结调酒的男人和引座的女郎都是高个子的西方人。她一身黑衣服，影影绰绰，嘴唇勾画得分明的红唇膏发亮，萤光下呈暗紫色，像个幻影，令你迷惑。
“只因为是个西方女人？”地盯住你，眉头微蹙，声音来得也好像很远。
“不单单西方女人，怎么说呢，你女人味十足，可她再怎么说，还是个女孩子。”你显得轻佻，调笑道。
“还有甚麽不同？”她似乎要问个水落石出。
从她一眨不眨的眼睛里你看出狡黠，便说：
“她还不会吸吮，只是给予，还不懂享乐…”
“这每个女人自然都会，或早或晚…”她收回目光，画过睫毛的眼帘垂了下来。
你想到她肉体起伏波动，又僵硬还又柔软，她那润湿、温香和喘息都唤起你的欲望，便狠狠说又想她了。
“不！”她断然说，
“你想的不是我，不过想从我身上得到补偿。”
“哪儿的话！你很美，真的！”
“我不信你的话，”她低下头，用指尖转动酒杯，这小动作也是种诱惑，随後又抬头笑了，袒露出头影挡住的乳沟，说：
“我太胖了。”
你刚要说不，她却打断你：
“我自己知道。”
“知道甚麽？”
“我讨厌我这身体。”她突然又变得很冷，喝了口酒，说：
“得了，你并不了解我，我的过去，我的生活，你不知道。”
“那么，说说！”你挑逗她说，
“当然很想了解，甚么都想知道，你的一切。”
“不，你想的只是同我性交。”
得，你只好解嘲：
“这也没甚麽不好，人总得活，要紧的是活在此时此刻，过去的就由它去，彻底割断。”
“可你割不断的，不，你割不断！”她就这麽固执。
“要就隔断了呢？”你做了个鬼脸，一个严肃的妞，中学时数学大概满好。
“不，你割不断记忆，总潜藏在心里，时不时就冒出来，这当然让人痛苦，但也可以给人力量。”
你说回忆也许给她力量，对你来说却如同噩梦。
“梦不是真的，可回忆都是确有过的事，抹杀不掉。”她就这麽较劲。
“当然，再说也未必就过去了，”你叹口气，顺著地说。
“随时都可能再来，要不提醒的话，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如果人都不说，不揭露，不谴责，随时都会复活！”她越说越起劲，似乎每个犹太人的苦难都压在她身上。
“那麽，你需要痛苦？”你问她。
“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痛苦确确实实就在。”
“那麽，你要把全人类的痛苦都承担在你身上？至少是犹太这个民族的苦难？”你反问她。
“不，这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他们流散在全世界，我只是一个犹太人。”
“这岂不更好？更像一个人。”
她需要确认自己的身分，你怎么说呢？恰恰要摘掉你身上这中国标签，你不扮演基督的角色，不把这民族的十字架压在身上！你没压死就够幸运的了。讲政治她还大嫩，作为女人又大有头脑，当然後两句话你没说。
几个时髦的香港青年进来了；有扎马尾辫子的，也都是男生。引座的高个子金发女郎让他们在你们旁边的桌前坐下。他们中一位对引座女郎说了句甚麽，音乐挺响，那女郎弯腰俯身，听完一笑，露出的牙萤光灯下也白皙皙发亮。又挪过一张小圆桌，显然他们还有约。两位男生相互摸了摸手，都文质彬彬，开始点酒。
“九七以後，还允许同性恋这样公开聚会吗？”地凑近你，在你耳边问。
“这要在中国，别说公然聚会，同性恋要发现了得当成流氓抓去劳改，甚至枪毙。”你看到过公安部门内部出版的文革时的一些案例。
她退回靠在椅背上，没再说甚麽，音乐依然很响。
“是不是去街上走走？”你提议。
她挪开还剩点酒的杯子起身，你们出了门。这小街霓虹灯满目，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一家接一家酒吧，还有四元较雅致的糕饼店和小餐馆。
“这酒吧还会存在吗？”她问的显然是九七年之後。
“谁知道？都是生意经，只要能赚钱。这民族就是这样，没有德国人的忏悔精神，”你说。
“你以为德国人都忏悔吗？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後，他们照样同中国做生意。”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