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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女人，听你诉说现世的地狱，人不要听你这些陈腐的真实，宁可去看好莱坞的灾难恐怖片，编造的幻想。你要是编个性虐待的故事，做爱时没准还得点刺激，享受一回性高潮，你却无人可以交谈，只自云口自语，你就同你自己继续这番观省解析回顾或是对话吧。
你得找寻一种冷静的语调，卢除郁积在心底的愤懑，从容进来，好把这些杂乱的印象，纷至杳来的记忆，理不清的思绪，平平静静诉说出来，发现竟如此困难。
你寻求一种单纯的叙述，企图用尽可能朴素的语音口把由政治污染得一踏糊涂的生活原本的面貌陈述出来，是如此困难。你要唾弃的可又无孔不入的政治竟同日常生活紧密一黏一起，从语音口到行为都难分难解，那时候没有人能够逃脱。而你要叙述的又是被政治污染的个人，并非那肮脏的政治，还得回到他当时的心态，要陈述得准确就更难。层层叠叠交错在记忆里的许多事件，很容易弄成耸人听闻。你避免渲染，无意去写些苦难的故事，只追述当时的印象和心境，还得仔细剔除你此时此刻的感受，把现今的思考搁置一边。
他的经历沉积在你记忆的折缝里，如何一层层剥开，分开层次加以扫描，以一双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件，你是你，他是他。你也很难回到他当时的心境中去，他已变得如此陌生，别将你现今的自满与得意来涂改他，你得保持距离，沉下心来，加以观审。别把你的激奋和他的虚妄他的愚蠢混淆在一起，也别掩盖他的恐惧与怯懦，这如此艰难，令你憋闷得不能所以。也别浸淫在他的自恋和自虐里，你仅仅是观察和谛听，而不是去体味他的感受。
你得让他，那个孩子，那个少年，那个没长成的男人，那个做白日梦的幸存者，那个狂妄之徒，那个日渐变得狡猾的家伙，那个尚未丧失良智却也恶又还残留点同情心的你那过去，从记忆中出来，别替他辩解与忏悔。可你观察倾听他的时候，自然又有种愁怅不可抑止，也别听任这情绪迷漫流於感伤。在揭开那面具下的他加以观审的时候，你又得把他再变成虚构二个同你不相关的人物，有待发现—这讲述才能给你带来写作的趣味，好奇与探究才油然而生。
你不充兮田裁判，也别把他当成受难者，那有损艺术的激奋与痛苦才让位於这番观审，有趣的既不是你的审判和他的义愤，也不是你的感伤和他的痛苦，该是这观省的过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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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3
那些日子大字报、大标语满墙满街，灯柱上都是，口号甚至写到了大街路面上。广播车从早到深夜穿梭不息，装上的大喇叭高唱毛的语录歌，传单在空中飘舞，比国庆大典还要热闹。往年在观礼台上检阅人民的党的各级领导却上了敞篷卡车，由造反的群众解押示众，头上罩的各式各样纸糊的帽子，有的特高，风吹便倒，得双手紧紧捂住。有的乾脆套上个办公室里的废纸篓，胸前一律挂了牌子，墨笔写的名字，红笔打上叉。这革命伊始，初夏之时，中学校里的孩子这样批斗他们的校长和老师；入秋时分，红卫兵又如是揪斗“黑五类”；到这隆冬腊月，斗争的对象终於轮到了以阶级斗争为职业的党的革命家，恰如伟大领袖当年在湖南起家，发动农民运动时立下的榜样。
吴涛在礼堂的台上被大李按下脑袋，当时还很倔强，人都有尊严和义愤，不肯轻易低头，大李当腰便是一拳，肚子肥胖的吴涛疼得弯下腰，面色紫红，那头便不再抬起了。
他坐在铺红台布的台上，以前是吴涛的位置，主持了各群众组织联合召集的批斗大会。面对这些越来越激烈的行动，他似乎也坐在火山口上，稍加抑制就同样会被赶下台去。会场上，群情激奋，党委成员接二连三一个个被点名，都站到了台前，都学会低头了，都交代揭发吴的引行，都来自上级下达的指示，都承认错误，也都一脉相承，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倒是细高个子精瘦得像乾虾米一样弯腰的党委陈副书记，灵机一动，补充揭发吴新近对党委几个核、心成员说过：“毛主席不要我们了。”
会场气氛重新沸腾起来，众人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叫他灭亡！”
在一片打倒吴涛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他听出了一点悲哀。这才是吴涛的肺腑之言口，可也好像在哪里听过，之後想起，中南海边的那位首长丢出吴之前便流露了这种愤懑，可这话从吴涛嘴里出来变成了悲哀。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他必须声色俱厉，明知道这点哀怨不足以定为反对伟大领袖，可如果不把老家伙打倒，就凭他主持了这会，吴一旦重新爬起来，会不动声色照样也把他打成反革命。
会场上通过决定，勒令吴涛交出党委会议纪录和他的工作笔记。会後，他同哥们唐、小于三人坐上书记专用的吉姆牌黑轿车，带上吴涛本人立即去他家查抄。
他想把这事做得平和些，没有动手，叫老头自己打开一个个抽屉和堆文件的书柜。唐和小于在翻看衣橱，又命令老头把箱子的钥匙交出来。
“那都是些旧衣服，”老头嘟嘟嚷嚷抗议道。
“检查检查怕甚麽？要窝藏了整群众的黑材料呢？”唐哥们擦著腰，挺神气，查抄没准也有种快感。
老头到饭厅去问他老伴拿钥匙。正是晚饭时间，菜做好已经摆在桌上，饭厅的门开著，吴的老伴在家，还有个小女孩，他们的外孙女。吴的老伴一直待在里面，故意在同小女孩说话，他想到也许有甚么重要的东西就藏在饭厅里！可立刻又驱散这念头，没有进饭厅，也避同她们照面。
两个月前，红卫兵查抄他那屋之後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有人敲门。”个姑娘站在门槛边，肤色白净，脸蛋明媚，侧面来的阳光照得眉眼分明，粉红的耳轮边鬓发发亮，说是房东的女儿，住在隔壁院里，来替她家收房租的。他从未去过那院落，只知道老谭和房东是老熟人。那姑娘站在房门口，接过他交的房钱，眉头微蹙，扫了一眼房里，说：
“这屋里的家具，桌子和那张旧沙发都是我们家的，到时候要搬走。”他说这会就可以帮她搬过去，那姑娘没有接话，亮晶晶的眼睛又冷冷扫了他一眼，明显透出仇恨，扭头下台阶走了。他想这姑娘一定误解了，以为是他告发的老谭，要霸占这房。几个月之後，那姑娘再也没来收房钱，更别说搬走这些家具。等院里的黄老头替街道的房管部门代收房租时，他才知道私人的房产已一概充公了。他没有去探问这房主的情况，却牢牢记住了那姑娘对他投射的冷眼。
他避免去看吴的老伴和那小女孩，孩子虽小也会有记忆，也会长久留下憎恨。
唐哥们搬开一个个箱子，吴涛边开银边说这是他女儿和小孩子的衣箱，一打开面上便是乳罩和女人的衣裙。他突然感到难堪，想起红卫兵在他小屋里查抄老谭的东西翻出避孕套时的情境，挥挥手说算了吧。唐哥们又在检查沙发，掀开垫子，伸手摸索沙发扶手的夹缝，大抵是搜查者的本能，一旦承担起搜查的角色。他巴不得赶快结束，包上了几捆信件、公文材料和笔记本。
“这都是我私人的信件，同我的工作没有关系，”吴说。
“我们检查一下，都要登记的，没问题的话再还给你，”他驳了回去。
他想说而没说出的是，这已经很客气了。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了！”吴迟疑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这话。
“红卫兵来过？”他问。
“说的是四十多年前，我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吴眼皮皱起，似笑非笑。
“可你们镇压群众不也抄家吗，恐怕还没这麽客气吧？，”他也含笑问道。
“那都是机关的红卫兵干的，我们党委没做过这样的决定！”吴断然否认。
“可也是政治部提供的名单！要不然他们怎知道查抄谁，怎么就不也查抄查抄你呢？”他盯住吴反问。
吴不出声了，毕竟老於事故，还默默送他们到院子门口。可他知道这老家伙同样很他，有朝一日官复原职，会毫不动容便置他於死地，他必需掌握足以把吴打成敌人的材料。
回到机关大楼，他连夜翻看吴的那些信件，发现了一封称吴为堂兄的家书。信中写道：人民政府竟大为怀，从轻发落，但现今生计艰难，疾病缠身，家中尚有老小，唯盼堂兄能同当地政府递上句话，显然是这位亲属有甚麽政治历史问题求吴解救。他却把这封信塞进个公文包里，写上已查，没去追问，心里有个障碍。
那些日夜他几乎不回家，就睡在充当他们造反组织指挥部的办公室里。日日夜夜，大会小会，各群众组织间串联与分歧，造反派内部也争执不休。人人像热锅里的蚂蚁烧得乱窜，个个宣称造反。老红卫兵也宣布造党委的反，改组为
“红色革命造反纵队”，连政工干部们都成立了战斗队，变节、出卖、投机和革命与造反，也分不清楚，纷纷自找出路。原有的秩序和权力网络一经打乱，重新纠结组合，都发生在这座蜂巢样的办公大楼上下，无数的密谋又不仅仅局限在这楼里。
无论哪一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会上，吴涛都少不了被揪斗。大年们斗得更凶，挂牌子弯腰低头不算，还反拎胳膊压住膝盖，弄得栽倒在地，如同几个月前他们整治牛充蛇神那样，把被造反派夺去的威风转移到吴涛身上，被党抛弃了的这位老书记不仅成了一头无用的老狗，而且谁都怕沾上骚臭。
一天雪後，他在大楼的後院见吴涛在铲踩得滑溜的冰雪，见来人了便赶紧快铲。他站住问了句：
“怎麽样？”
老头立住铁锹，呼呼直喘，连连说：
“还好，还好。他们打人，你们不动手。”
吴摆出一副可怜相，明明在向他卖好，当时他想。他对这无人敢理睬的老头的同情却是在一年之後，老头总穿件打了补丁肮脏的蓝挂子，每天早晨拿个竹篾编的大莒把，低头扫院子，过往的人一眼不看，双肩下错，腮帮和眼窝皮肉松弛，真显得衰老了，倒令他生出些怜悯，但他也没同老头再说过话。
你死我活的斗争把人都推入到仇恨中，愤怒像雪崩弥漫。一波一波越来越强劲的风头，把他推拥到一个个党的官员面前，可他对他们并没有个人的仇恨，却要把他们也打成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