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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位西方外交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对一位中国外交官说：“如果你们不向美国保证，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显然就是没有和平解决的诚意。”
这位中国外交官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反击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无须向别国作出什么保证。请问：难道你们竞选总统也需要向我们作出什么保证吗？”
那位西方外交官一时语塞。但他不甘心自己的论战失败，蓝眼珠骨碌转动几下，换了一个话题：“阁下这次在西方逗留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否对西方有了一点开明的认识？”
中国外交官听出对方在挖苦自己，马上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阁下不知道我是在西方受教育的吗？40年前，我在巴黎受过高等教育，对于西方的了解我比阁下少不了多少。十分遗憾的是，阁下对东方的了解可真是太少喽！”
那位西方外交官反受其辱，只得哼哼哈哈地又把话扯到别处去了。
嫣然巧解新三纲
任嫣然是个女大学生，她的口才好，在全校是有名的。
一次学生会举办智力竞赛活动，任嫣然自然被推为本系的代表参加。不过，在抢答题时，竟急差点出了洋相。
主持人出的题目是：三纲五常中的“三纲”指的是什么？
正确的答案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任嫣然一不当心，回答成：“臣为君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刚好把三者的关系弄颠倒了。
赛场上的一片笑声洪水般涌来，简直可以把任嫣然淹死。
主持者正要为任嫣然打分：自然是要扣十分。在这紧急关头，任嫣然手按话筒朗声说：“诸位不要笑嘛，我这‘三纲’是新‘三纲’，与古代的旧‘三纲’完全是两码事。”
主持人说：“从没听说过有这么个新‘三纲’嘛。你倒是解释解释看。”
任嫣然扫视了一下整个赛场，赛场上一片寂静，大家都在洗耳恭听。她这时才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即兴演讲：“现在，我们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主人，而领导者，不管官职多大，都是人民的公仆，岂不是‘臣为君纲’吗？我们的国家以计划生育为国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于是孩子在家庭里都成了‘小皇帝’，岂不是‘子为父纲’吗？许多家庭中，妻子的权力一般都超过丈夫，所谓‘妻管严’、‘模范丈夫’不是为‘妻为夫纲’作最好的脚注吗？”
台上台下一齐叫好。鼓掌声超过了刚才的嘲笑声。
主持人用话筒向全场宣布：“鉴于刚才这位选手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我宣布，这道抢答题加20分！”
著名作家的妙语
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
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
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
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那位漂亮的女学生脸红了：“是的，刘老师。”
刘绍棠继续说：“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是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证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别的事物就不公正了呢？”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 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著名作家陆文夫对性文学是怎么看的。
陆文夫幽默地答道：“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与会者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作而驰名文坛的中国当代作家谌容，一次去美国访问。
她应邀去美国某大学进行演讲时，其中有个美国人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您至今还不是一个中共党员，请问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
谌容应对如流：“您的情报非常准确，我确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呢！”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 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
“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赞赏道：“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梁晓声，现场拍摄电视采访节目。
这位英国记者忽然让摄像停下来，然后他对梁晓声说：“下一个问题，希望您能毫不迟疑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好吗？”
梁晓声不知是计，欣然答应。
谁知那位英国记者一扬手，遮镜板“啪”地一声响，记者把话筒放到自己嘴边，说道：“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您看来究竟是好是坏？”说完把话筒立即伸到梁晓声嘴边。
摄像机对准了梁晓声的脸。
梁晓声的形象和声音将会由摄像机转告给广大观众。
此时，无论梁晓声回答“是”，还是回答“否”，都是笨拙的。但梁晓声刚才是答应用最“简洁”的一两个字回答问题的呀。因此不按照应诺的条件回答也不是个办法。看来对方是蓄意要出他的洋相。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不动声色地说：“在我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问您一个问题：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
梁晓声把话筒口转向英国记者。
此情此景，令人联想起一位足球守门高手把对方险乎踢进球门的球，“啪”地一脚，使之凌空飞起，直射向对方的球门。。
庞泰大树作指南
以庞泰为队长的十人科学考察队，决定到一座森林完成一项科学考察任务。但在进入森林之前，他们必须先通过一片30 多平方公里的烂沼地。
这日，庞泰他们出发的时候，偏又遇上了个浓雾天气。10个人各自背负着各种仪器设备，每人手中还握了一根准备在烂沼地里探路的木杆，在一位熟悉地形的向导的带领下上了路。
不久，他们就进入了那片有名的烂沼地。此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按常规，这种大雾天，在几个小时后浓雾散去，必定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可是，这日的大雾，不但不散，反而愈来愈浓，浓得人在二三米之外，就根本无法看清对方了。那位本地向导，起先还能凭着记忆，领着考察队员，手拉着手向前行进，当领着大家来到前面的一条极其危险的陷泥河时，向导三转两转，一下子迷了路，走了半天，还是兜回了原处。偏偏队员们都忘了带定向仪。向导急得眼泪汪汪，队员们也一个个走得筋疲力竭了。情势很是险恶，因为这片烂沼地是一条大江支流的延伸带，每天下午3 时左右江里涨水时，便会把这烂沼地全部淹没。而前面的陷泥河就更危险，一旦人被陷入稀泥之中就很少有生还的可能了。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经验丰富的庞队长。
庞泰撩了撩银发，缓缓地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辨清方向。”
“都怪我太自信，忘了带指南针。”向导带着哭声自责道。
“我这里倒有一个办法：一般说来，树向阳的一面都枝叶茂盛，树头大；背阴一面，树头小。树干呢，是向阳的一面长得粗糙；背阴的一面长得比较平滑。这都是受光照多少而造成的差别。。”
“队长，您是说，树头大、枝叶茂盛、树干粗糙的一面是南面，反之树头小、树杆平滑的那面是北面？”队员们忙问。
“对Ｍ是这样。”
向导根据庞泰的提示，找到了活的“指南针”。不一会，便在浓雾中把考察队员领出了烂沼地。
中学生牛腹取钉
驼背李老汉驾着牛车赶集回到家，把在集上买的一捆菠菜和给儿子打家具用的一包铁钉朝牛车旁一放，就去酒店喝两盅了。
等到驼背李老汉喝了个痛快，回到牛车旁时，发现牛车旁除了一张包铁钉的纸外，一捆菠菜和一包铁钉全部给那条精壮的水牛吃掉了。
“哎哟，我的娘！牛把铁钉吃到肚子里了。这。。这叫我怎么办呵！”
李老汉急得团团转，看着不进食的水牛，只是一味悔恨自己不该去喝那杯酒。恨来恨去可总是没有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
放学回家的儿子，这个高三理科班的学生看到父亲愁成这个样子，动开了脑子。
他想：如果给水牛动手术，从胃里取出铁钉，此事很费劲，家在农村，也不现实。那么是否有既不用伤及水牛、又可安然取出铁钉的办法呢？想着想着，突然，一个点子在他心中跃出。“爸，有办法了，我能把铁钉从牛肚子中取出来了。”
“噢——你怎么办？”
“爸，你先去设法搞块核桃大的磁铁，和一根细长的尼龙绳来。”
一会，老父亲弄来了磁铁与绳子。儿子把磁铁牢牢地系在尼龙绳的一端，然后用竹片把牛嘴撑开。他让父亲扳好张开的牛口，自己把系着绳子的磁铁送进牛的咽喉。
水牛把磁铁咽到了胃里。此时，儿子再把磁铁慢慢拉出。只见上面果真吸有六颗铁钉。接着，父子俩如此三番地进行了几次，吸出的铁钉愈来愈多过了几天，本已不进食的水牛，逐渐恢复了正常。
市长甩出杀手锏
1984 年10月的某天，中国、突尼斯SIAP 和科威特石油化学工业公司的三方代表，就合资建立化肥厂事宜进行谈判。
早在3 个月前。中国和突尼斯经过几次会议，把合资办厂的地点设在条件优越的秦皇岛港。仅是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突双方就动员了10多名专家费时3 个月，耗资20多万美元才定下来。可是，后来加入合资项目的科威特的石油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却不同意这个报告。
这位董事长在科威特的地位仅次于石油大臣，威望很高，他还是国际化肥工业组织的主席，以他为代表的公司在突尼斯许多企业里拥有大批股票。为了显示他的权威，他断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