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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老师表扬的不是她，可表扬了哥哥，妹头还是很高兴。妹头在家受宠，
却并不因此而狂妄地以为，自己就是家中了不起的人物。不用谁来告诉她，她都知
道，哥哥是比她重要的。他们这个家，在父亲母亲之后，要再有一个主持的人，那
就是哥哥，而不是她。虽然哥哥是睡在内阳台，和奶奶，弟弟合一张床。内阳台就
好像这个家庭以外的另一个家，那里有着和大房间不同的气氛和生活方式，是以常
州乡下出来的祖母为代表的。甚至，空气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糟油的
气味，来自床头柜子上的一个糟货钵头。这股气味带来了乡土的渊源的气息，这使
得内阳台里有了一种家庭的历史感。哥哥睡在这里，也更多地在这里活动。他就在
窗下那一架缝纫机上做作业和做他的手工。他是祖母带大的，就不怎么和父母亲，
保持着一点距离，可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自明的。父母很少呵斥他，
与他说话都和缓了口气，很郑重似的，好像是平等的关系。也或许是天性使然，他
一向就是个有责任心，稳重的孩子。他不像妹头，把弄堂当家的。他很少到弄堂去，
弄堂里的人说起他，也是用一种很尊敬的，慎重的口吻。妹头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
玩得忘形，大喊大叫时，她会陡然地停住，喝道：轻一点，我们大弟在做功课呢！
“大弟”是她哥哥的小名，她这么称呼他，并不带有丝毫的不敬。她是真正为他骄
傲的。妹头很型会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像男式衬衫的领子，肩背，袖口，她都
会做。其时，奶奶的眼睛已花得穿不进针了，而哥哥也已不再是小孩子，不能总穿
中式的乡气的衣裤，所以，渐渐的，哥哥的衣服全都由母亲自己，或者到裁缝铺请
人裁好衣片，让妹头来缝制。这个，妹头也很骄傲。
哥哥比妹头大三岁，妹头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则考进一所全市重点的中学。
这所学校就在这条街的横马路上，从妹头的弄堂，能隐隐听见学校的高音喇叭，一
早是升旗的国歌声，接着是广播体操音乐，再晚些，则是眼保健操。乐声虚无飘渺
地传来，就有了神圣庄严之感。这条弄堂里的孩子，极少有奢望进这所学校读书的，
他们大多是上这所学校的马路对面的初级中学，还有别的街道上的一些杂牌，民办
的中学。妹头的爸爸妈妈在弄堂里发了糖。晚上，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一定要
供大弟上大学，妹头呢，初中毕业上个技校就行了，小弟反正还早，大弟上到大学，
他才上初中，就算他考得取大学，到那时大弟也已经大学毕业，出道了。他们讨论
到此，便想到大弟大学毕业可能会分去外地。隔壁公寓里，不是有个大学生，不服
从国家分配去甘肃，结果成了右派吗？那不行，大弟不能去外地，宁可妹头去，还
有小弟呢，小弟功课不好，说不定还要去新疆呢！当然，小弟也不能走，妹头要是
读个护校什么的，分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好。讨论到这里，就有些讨论不下去，
因为即便是妹头走了，也不能保证大弟就分在上海。但这总归是太遥远的事，所以
也就无须再讨论了。妹头听了这样的安排，尽管是将自己作筹码让哥哥在上海，自
己且又是父母宠惯的人，可也并没有大难过，觉得事情真要到那个地步，也只有这
样了。这好像不仅是妹头，还是这条弄堂里所有女孩的心理，她们总是要让家中的
男孩子的。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多少是有些旧式的。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
面，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在
某一面上，甚至是相当封闭。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它们就是依着
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以后，淮海
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就和这封闭有关。
王安忆·妹头
第三章
大弟和妹头一点不像，不是说长相，而是气质。大弟是有些土的，长年是家做
的蓝布衣服，脚上的鞋是手纳的厚底，再上一层轮胎胶，圆口的鞋面，鞋帮铁硬的，
好像要穿一百年的样子。衣领上又总是系着一条红领巾，臂膀上别着两道杠的少先
队中队长的标志。他是那些学校里的好学生，倘若不是因为土，他大约就也要有妹
头所不喜欢的“官腔”了。当然，对自己家人是会有另一种标准。大弟的头也常是
剃得很糟糕。他倒是到街对面小马路上的理发店去剃，那是他们通常去的地方，师
傅们也都认识。虽然是个很小的店，可却经营了很多年，师傅都是老师傅，说着扬
州话。别人都知道挑人，因师傅中有个女师傅，是大跃进时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
她倒是上海人，可为了表示她是剃头的正传，她也操了一口扬州话，但这对她的手
艺丝毫无补。像大弟这样不挑不拣的半大顾客，往往就落入她的刀下。她把大弟的
头剃成一个标准的乡下人：后面刮得发青，头顶一径推上去，形成一个尖，额前，
却留了一络长长的发，这一络头发落到眉际，就像小姑娘的刘海。想想看，这样的
发型，脚上是那样的鞋，因为在长个子，袖口裤管总有些吊，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糟
货的气味。你简直不相信这是淮海路上的人，可淮海路上，就有这样的人。这样半
大不小的男孩子，目不旁视地走在摩登的男女中间，并没有一点自卑的表情。相反，
他们很自如。像大弟这样的，手里还握了一本四角卷起，皱皱巴巴的旧书，去找他
们的谈得来的好朋友。在这条马路的街面或者弄堂的房子里，住着不少这一类的严
肃老成的孩子，后来大弟戴上了近视眼镜，白边的学生眼镜，这使他就像一个来上
海学生意的外乡人。可是，就是这个外乡人，要是和真正的外乡人站在一起，他却
变得一点也不像外乡人，而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条街的浮华像水一样从他身
上流过，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见识，虽然谈不上
广博，可也够他打底了。有了这个底，他大体可做到从容镇定。
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哥哥是个发展比较全面的人。他的速算参加了区里的比
赛，还得到了名次，他又是市少年宫手旗队的队员，还有，他喜欢航模。六年级时，
他做了一艘舰艇，涂上了油漆，漂亮极了。爸爸妈妈将它放到五斗橱上，作为摆设。
这艘白色，围着红线条，插着彩旗的舰艇，与房间里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风格并
不相称，可它带来了一种开放的气息，它使这个家庭有了新鲜的希望。妹头很珍爱
这艘舰艇，她用一支废毛笔，沾了水，轻轻地扫着它上面的落灰，犄犄角角都扫干
净。她的本心是不会对这类玩具有兴趣，妹头不是一个喜欢玩具的人，或者说，她
喜欢的是另一种玩具，带有真实性和实用性的，比如缝纫机，绣花绷，绒线针，等
等。但是，这舰艇却不同。这里蕴藏着妹头所不能理解和掌握的智慧和技能，又是
出自家人的手，她对此怀着崇敬的心情。
可是，就在哥哥考进中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了。此时，人
们还没有认识到事情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平静。妹头和小弟依然上学
下学，小学尚未停课。哥哥则和几个要好的同是逍遥派的同学来往着，今天你去我
家，明天我去你家。有时，妈妈还留他的同学在家吃饭。这个社交很少的家庭，是
很欢迎哥哥的同学的。原先的枯乏的生活倒有了些变化。再后来，小学也停课了，
妹头和小弟也闲在了家里。这时，妹头已经成了一个称职的小主妇，里外都由她负
责，她非常乐于承担她的责任。副食的供应日益紧张，她天不亮便起床去买鱼，给
全家改善伙食，妈妈倒与她反过来了，现在是妹头栽好了衣片，妈妈坐在缝纫机前
缝制。除去逼迫小弟洗碗，小弟不从而引起的争吵这一点，妹头完全能够掌握起家
政了。停课停了一段，小学继续开课，妹头和小弟重新回到学校，大弟却在停课期
间初中毕业，面临何去何从。已经有两届学生分配了，政策都是长子照顾留沪，或
者“两丁抽一”，就是两个孩子一去一留。在讨论大弟的去向时，父母也越来越明
朗地表示宁可妹头出去，也要留大弟的意见。这个话题过多地提起，妹头虽然还未
临到分配，命运却已经决定了似的。妈妈将年底所余的棉花票买了一条七斤重的新
棉胎，就会说：留给妹头走时带去。妹头依然没什么不悦，这条弄堂里的家庭，都
是这么安排儿女的前途。况且，有时候，父母倒对妹头不过意了，就自我安慰说：
妹头比大弟凶，出去不吃亏。这样，妹头就受了褒奖，然而，事情的结果恰恰是：
大弟他们这一届毕业生，一片红，全部要去农村。
当妈妈在送大弟去黑龙江的火车站上，哭得几乎晕过去，还推着妹头扶她的手，
很不讲理地说：大弟走了，你好在上海了！妹头一点都没当真生气，她泪眼婆娑地
想到：幸亏，幸亏奶奶不在了，否则，看到大弟走，奶奶怎么受得了啊！大弟是不
习惯和父母亲近的，当母亲这样裸露地表达恋子之情的时候，他很感难为情地缩在
车窗后面，但眼泪却不听话地从白边眼镜后边落了下来。他们这些人家，生活的范
围一直很狭隘，对外面的世界抱着成见，真是说不出有多憎恶，有多恐惧。大弟虽
然是个少年，接触的社会也略多一些，但也是同样的惘然。在生离死别的哭声中，
火车起动，开出了站台。
当时，学校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人称作“拉三”的女生。
他一直不知道，“拉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好像忽然就流行开来，挂在了
人们嘴头上。它专指那些风化有问题的女生，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一些长相与风度
出众的女生。然后，由于“拉三”的这个称呼，这些长相风度出众的女生，一律都
有了风化方面的嫌疑。“拉三”这个词就像是个切口，有一股鄙俗的味道，它当然
是批判性质的，却又带有着垂涎和玩弄的意思，是一个下流的词。它远远不及“阿
飞”这个词质朴可喜，虽也是不尊重的，但由于“阿”这个乡土气的冠词，就变得
像昵称一样，有些率真的意思了。“拉三”却更有辱意。不幸被它叫上的女生，就
好像被套上了一种命运。这种命运一律是纠缠于男女关系之中的，好像，一旦被叫
做“拉三”，她便陷入了男性的包围之中。而微妙的是，谁是“拉三”其实并不是
由男生，却是由女生叫出的。在那个年龄里，女生一律比男生成熟，她们都已经是
个小女人了，而男生还懵懵懂懂的。并且，似乎是，女性比男性更有直觉，她们直
觉到哪一种特质是合乎男性的隐秘的意趣。她们对这类特质的心思是相当复杂的，
她们觉得这不好，可是却又忍不住地，羡妒它。这不光是产生于禁欲时代的心理，
它几乎是带有先天的性质，它发生在审美本身，是两种矛盾的审美标准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