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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至今也不承认，连叫冤枉。当我们问及她这事时，她是这样叙述过程的：那一日，
她到华亭宾馆去送她的英国男朋友，男友走了之后，她又留在宾馆跳舞，晚上，有
一外国客人请她去客房坐坐，她想拒绝人家是很不好意思的，就跟了去。一进房间，
那人就对她行之非礼，正拉拉扯扯间，房门推开了。她虽然觉得委屈，可倒也平静
地接受了现实。这过程中有一些疑点是她无法解释的：她送走男友后是因什么理由
再留下跳舞，她凭什么跟随一个陌生人去他的客房，这人又为什么目的而请她去？
当然我们并没有问她这些，我们经历了这些谈话，已经习惯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所
有的人都将自己说成是无辜的，纯洁的，她的神情都是同样的恳切，叫人同情。我
们渐渐地抑制了我们愚蠢的文学性的怜悯心，而这怜悯心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则
是在离开白茅岭以后。我们说队长说你每天都要写日记啊！她先说是瞎写写的，然
后又说在这样的地方，不写写东西又能做什么呢？乱哄哄的，周围没有谈得来的人，
那些人或者吵架打架，或者搞什么“A角B角”的同性恋，太无聊了。这些人都是心
理变态，硬说那个“A角”像男人，说你看你看，她多么像男人啊Ｉ她横看坚看还
是一个女人。伙食也很糟糕，难得吃肉也都是猪头肉，大家都奇怪，这里怎么会有
这样多的猪头肉，都说白茅岭的猪是长两个头的。这次歌咏比赛，非要她写串连词，
还要她朗诵，说她普通话说得好……最后，我们送她进去时，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说：你穿得多么朴素啊！我说，是啊，我们也不懂，听说你们这里不能穿裙子，不
能穿没领子的衣服，其实我也热得很，可是你们都穿裙子！她就说：那些规定是对
劳教的，裙子可以穿，可是每一季不得超过三套衣服。要是我是你，那我简直不知
怎么才好了！她忽然说了这么一句，使我注意地看了她一眼。她眼神有些迷惘、又
有些陶陶然地望着远方，走进了大墙里边。她在做什么白日梦呢？为了这些荒谬的
白日梦，她准备付出多少代价呢？
劳教们又在工场间加班了，只有几个值班队长在，办公室都锁了门，比平时安
静多了。四周都是茶林和稻田，假如要逃跑，往哪里逃呢！女劳教已保持了多年无
逃跑的记录，过去，这里曾经逃跑成风。她们总是先到一户农民家，给他们钱，住
宿一夜，再往上海逃，到了上海，住上几天，有一些就又回来了。太阳当空，天上
没有一丝云彩，四下里无一人。
下午我们到四中队找昨日那位哥哥的妹妹，负责小分队的队长说她已离开小分
队，到二中队去了。问为什么离开小分队，那队长说这人就是长得好，可是特别笨，
什么也学不好，并且很别扭，说她几句，她就什么也不做了，很难弄，便把她打发
回去了。队长又说，她的哥哥倒特别好，“五一”节时，演出须每人有一套运动服，
她哥哥接信迟了，生怕赶不上演出，带了运动服直接送了来。她哥哥是为了她不结
婚，帮她带孩子。我们问：她哥哥怎么对她这样好呢？而且他结婚不结婚和她有什
么关系呢？队长说：谁知道！于是我们又到二中队，要求见这个劳教，她是仓库管
理员，所以我们就去了仓库。她果然长得很好，身材很匀称，很秀气，鹅蛋脸很俊
俏。我们想起了昨日那个六岁的男孩，觉得很像他的母亲。她以一种熟人般的态度
看着我们，很不见外似的，问我们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然后就问，上海某某话
剧团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上海某某
团体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如果我们说认识，她就微笑着说，我们是朋友；如果
我们说不认识，她也微笑着说，我们是朋友。
白茅岭纪事
05
当她问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某某某时，她脸上忽流露出一丝惆怅，放轻声音道：
我进来的那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的。停了一会儿，又说，假如我要不进来，
他就会和我结婚。她眼睛看着前面墙上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而她又很快
回过神来，说她在这里过得不错，开始在食堂，后来在小分队，她不喜欢小分队，
在那里很没意思，乱哄哄的，每天早上还要练功，她就不要待了，来到这里，又看
仓库，过几日要歌咏比赛，队长要她去辅导，因她是小分队来的。她说起话来左顾
右盼，搔首弄姿，语气又很轻浮，听起来就像在说梦话。我们很想打击她一下，使
她回到现实中来，险些儿将她哥哥来到此地终又回去的事情说出了口。可她话头很
快一转，说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时，她的儿子就将上小学一年级了，九月一
日那一大，她将送她儿子上学，第一天上学，总是要妈妈送的。她眼睛里有了泪光，
使我们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一回，她沉默了稍长的时间，我们就问起那华
亭路的商贩。她说那人五十多岁，对她很好，对她儿子也很好，时常给她钱，衣服，
对她说，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来就没意思了。她很怀念地又低了低头，紧
接着又左右顾盼起来。她好像很容易就进了角色，并且很胜任似的。她的话很多也
很碎，打也打不断，眉飞色舞的，将她过去，眼下，以及将来的情景都描绘得很有
色彩。这时我忽然很想证实一下，她是否真有一个台湾叔叔，思索了一下应怎么问
起，这时她开始谈到出国的事情，说曾有人邀她出国，被她婉拒了，现在却又有点
动心。我就说你自己家里是不是有亲戚在海外呢？她说，听她父亲曾经说过，她有
一个叔叔，是在国民党部队开汽车的，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这时候，我们感到很
难将她哥哥的话告诉她了，无论她是多么令我们讨厌，是多么矫揉造作，想入非非，
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儿子，还有台湾叔叔已经来到大墙外面却又返回，她
的角色意识再强烈也抵挡不住这打击的，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事来，弄得不好收场。
在这里，自伤与他伤的暴烈事故时有发生，我们无权再制造一件。倘若为了我们追
求戏剧效果的行为，队长们却要承担其严重的后果，那实是很轻薄的举动。我们什
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仓库。
劳教们很狡猾，避重就轻。总是能够绕过重要的事实去说别的。但从她们的谈
话中，却也不时传达出一些信息，使我们窥见到她们的那一个世界。比如，当她们
面对男人的那种要求时，她们常常说：人家这样恳求，怎么好意思呢？还比如，那
华亭路的商贩，劝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没意思了”。在她们的世
界里，道德与价值的观念、法则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里，由书刊。报纸及学校里的教
育所代替的法则。观念不相同的。她们生活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们是
如何抵达彼处的呢？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日子过得有些快了，白茅岭的印象似有渐渐陈旧，采访有些大同小异，千篇一
律，对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过且过。早晨与傍晚，客车走在途中，窗外的
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株，久久
停留在视线中。在无雨而干燥的日子里，尘土便烟雾般地涌起，挡住了后窗，汽车
在雨后干涸了的车辙上颠簸，摇摇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时候，第一批干警和第一批
犯人来到此地时，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情景呢］说有野狼出没，在夜晚里长声嚎叫，
召唤着迷路的狼崽。明月当空。孩子们又在齐声吼叫：谢谢叔叔，小学校到了，孩
子们转眼间消失在一片树丛后面，他们长大了做什么？做第三代干警吗？
星期一的早晨，队部又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干部们商量，要送那位严管的女孩
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做鉴定，这是通过一位学校老师的哥哥联络的关系。那女孩
在严管其间依然如旧，严管对她没有明显的效果，干部们说：如真有精神病，马上
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挫伤了管
教干部的权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们情绪低落兴味索然的这一天里，很幸运地遇到了那个气质最高贵的劳教，
她使我们保持了美好的观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气度，她的自尊与自爱，她直到如今
尚具有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们之间能够进行一场至今为止最为平等和诚
恳的谈话。由于她的这一切素质都是历经了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稳定和坚
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选择她来做采访对象的原因，是她出生于
一个军队干部共产党员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卖淫。曾有一次，她的父亲，一
名老共产党员，带了她的长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开办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
迢地来到枫树林看她，这是一个意外的情节，她经过我们的窗口然后才走进房门，
至今还记得她挺拔的身姿从窗前掠过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阳又特别清新。她穿了
一件湖蓝色的确凉短袖衬衫，一条蓝色的线裤，脚下是一双浅黄色有网眼的浅帮平
跟鞋，这双鞋能使我们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里是如何光华照人地出场。她有一
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儿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态凝重而安静。她使我们静止了
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钟，觉得以往的所有问题对于她都将是不够尊重的，也将损害
我们自己的形象，她是众多的劳教中唯一一个使我们想起并注意到我们自己形象的，
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开始她垂着眼睛，后来她抬起眼睛笑了，说：有什么问
题你们问好了。我们不由也笑了，气氛这才轻松了一些。不久我们将发现，在这场
谈话中，她其实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劳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
对于上一次的处理，她是不服的，她说：哪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谈一次就成的呢？
这次我服的——她说。她服的是什么？她又错在哪里呢？她说话很含蓄也很得体，
头脑清楚，使我们不好穷加追究。她说她中学毕业在某个单位工作，厂里有个中年
人，是个画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们的歧视。而她总是待他很好，
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回避对他的好感，比如在医疗室看病时，让座位给他。
然后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还教她画画，——我们想起黑板报上的题图，问是不
是她画的，她说：是的。渐渐，就有了议论，她无视这种议论，依然与他接近。提
起他时，她依然充满了温存的心情，她怀恋他说：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
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他对她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
使她走的是什么样的另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带给她的是幸还是不幸呢？当
她结束第一次教养，回到单位，人事干部劈头就一顿训斥，这使她无法忍受。正好
有个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写信邀她去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