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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头痛的“二进宫”中队，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红衣红裙的女孩指挥下，
齐声歌唱，情绪十分激越。她们的分数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宣布的时刻，三中
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红衣女孩上台领奖时，竟流下了眼泪。而其余的中队都十
分沮丧，脸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会后，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队队长跑到大队部查
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种流言开始流传，那就是三中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
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
无论是干部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进了工场继续做活。干部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
颠簸，落日在后窗上冉冉下沉，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
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感动地想道：在这里尚保留着一片
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热闹的上海，来到了偏僻
荒芜的丘陵，披荆斩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以他们那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
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进着的队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
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进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他说道：
上海有那么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们还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口音，而没
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口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对外
地人的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阴暗的角落里
的故事，来到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
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这里。这些故事好像水从河床
里流淌似的绵绵不断，从这里流去，留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热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这
一些，有没有意义。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软弱。我鼓励她道：
“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
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那是初来的日子，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
了一个人走，很快又接了她进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
沉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来到白茅岭的公安干部，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
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头，算了。
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眼睛，说：在这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我问，在这里，
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强，都胜利，你的心里就平衡了。我心里
奇异地感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样深刻而诚实的心
情。那一个夜晚，是令人难忘的，月亮很炎热地悬在空中，四下里都是昆虫的歌唱。
白茅岭的采访应当到此结束了，可是过后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记着那个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为她的申
诉提供帮助，她绝望的神情使我们耿耿于怀。他通过一些朋友关系在公安分局找到
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记录的材料是惊人的，无法为她开脱，她对我们说了谎，效果
还相当成功。这使我们对白茅岭得来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们也许是虔诚而
感动地一个接一个一共听了十几位女人的谎言，便觉得事情十分滑稽，却也难免十
分沮丧。
第二件事是我们受托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后遇到种种挫
折，受人歧视，她曾先后来过两封信给过去的队长，前封信说：我如不是想到队长
你，我就又要进去了！后封信说：假如我又做了坏事，队长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实
在太难了。我们十分周折地在一个菜市场后面嘈杂拥挤的平房里找到了她，递给她
我们的名片，说如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们。她瞥了一眼名片，说：你们是作家，
作家就只能写几篇文章，登在报刊上，便完了，你们帮不了我什么的。我说我们愿
意试一试。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们是幸福的人，不像我们，我们只有去买
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觉得很幸福。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
如经常来这种地方，会变得残酷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从门里走出
来看我们，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来。在这些前后挨得很近，以至长年照不进阳光的
房子里，有些什么样的生计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觉得罪恶离这里很近，只在
咫尺之间。犯罪在这里，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稍一失足，
便堕入了另一个世界里。离开她家，我们上了汽车，红绿灯在路上闪耀。
白茅岭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会在街上、电影院里、音
乐茶座上，或者某地的宾馆里，又遇上我们所采访过的劳教们，她们将穿了全新的
服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也许会认不出我们或者装作认不出
我们，我们又将对她们说些什么呢？我编织着这种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笔记本上还
记录着她们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过去看看她们中的某人，可是这些念头
转瞬即逝，我想我是没有权利在上海去打扰她们的，对于她们，白茅岭已是过去的
故事了。
王安忆·小鲍庄
引子
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从鲍山顶上轰轰然地直泻下来，一时间，天
地又白了。
鲍山底的小鲍庄的人，眼见得山那边，白茫茫地来了一排雾气，拔腿便跑。七
天的雨早把地下暄了，一脚下去，直陷到腿肚子，跑不赢了。那白茫茫排山倒海般
地过来了，一堵墙似的，墙头溅着水花。
茅顶泥底的房子趴了，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玩意儿似的。
孩子不哭了，娘们不叫了，鸡不飞，狗不跳，天不黑，地不白，全没声了。
天没了，地没了。鸦雀无声。
不晓得过了多久，象是一眨眼那么短，又象是一世纪那么长，一根树浮出来，
划开了天和地。树横飘在水面上，盘着一条长虫。
还是引子
小鲍庄的祖上是做官的，龙廷派他治水。用了九百九十九天时间，九千九百九
十九个人工，筑起了一道鲍家坝，围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亩好地，倒是安乐了一
阵。不料，有一年，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雨，大水淹过坝顶，直泻下来，浇了
满满一洼水。那坝子修得太坚牢，连个去处也没有，成了个大湖。
直过了三年，湖底才干。小鲍庄的这位先人被黜了官。念他往日的辛勤，龙廷
开恩免了死罪。他自觉对不住百姓，痛悔不已，扪心自省又实在不知除了筑坝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做法，一无奈何。他便带了妻子儿女，到了鲍家坝下最洼的地点安家
落户，以此赎罪。从此便在这里繁衍开了，成了一个几百口子的庄子。
这里地洼，苇子倒长得旺。这儿一片，那儿一片，弄不好，就飞出蝗虫，飞得
天黑日暗。最惧怕的还是水，唯一可做的抵挡便是修坝。一铲一铲的泥垒上去，眼
见那坝高而且稳当，心理上也有依傍。天长日久，那坝宽大了许多，后人便叫作鲍
山，而被鲍山环围的那一大片地，人们则叫作湖。因此别处都说“下地做活”；此
地却说“下湖做活”。山不高，可是地洼，山把地围得紧。那鲍山把山里边和山外
边的地方隔远了。
这已是传说了，后人当作古来听，再当作古讲与后人，倒也一代传一代地传了
下来，并且生出好些枝节。比如：这位祖先是大禹的后代，于是，一整个鲍家都成
了大禹的后人。又比如：这位祖先虽是大禹的后代，却不得大禹之精神——娶妻三
天便出门治水，后来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家。妻生子，禹在门外听见儿子哭声都不
进门。而这位祖先则在筑坝的同时，生了三子一女。由于心不虔诚，过后便让他见
了颜色。自然，这就是野史了，不足为信，听听而已。
一
鲍彦山家里的，在床上哼唧，要生了。队长家的大狗子跑到湖里把鲍彦山喊回
来。鲍彦山两只胳膊背在身后，夹了一杆锄子，不慌不忙地朝家走。不碍事，这是
第七胎了，好比老母鸡下个蛋，不碍事，他心想。早生三个月便好了，这一季口粮
全有了，他又想。不过这是作不得主的事，再说是差三个月，又不是三天，三个钟
点，没处懊恼的。他想开了。
他家门口已经蹲了几个老头。还没落地，哼得也不紧。他把锄子往墙上一靠，
也蹲下了。
“小麦出的还好？”鲍二爷问。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屋里传来呱呱的哭声，他老三家里的推门出来，嚷了一声：“是个小子！”
“小子好。”鲍二爷说。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你不进来瞅瞅？”他老三家里的叫她大伯子。
鲍彦山耸了耸肩上的袄，站起身进屋了。一会儿，又出来了。
“咋样？”鲍二爷问。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起个啥名？”
鲍彦山略微思索了一下：“大号叫个鲍仁平，小名就叫个捞渣。”
“捞渣？！”
“捞渣。这是最末了的了，本来没提防有他哩。”鲍彦山惭愧似地笑了一声。
“叫是叫得响，捞渣！”鲍二爷点头道。
他老三家里的又出来了，冲着鲍彦山说：“我大哥，你不能叫我大嫂吃芋干面
做月子。”说完不等回答，风风火火地走了，又风风火火地来了，手里端着一舀小
麦面，进了屋。
“家里没小麦面了？”鲍二爷问。
鲍彦山嘿嘿一笑：“没事，这娘们吃草都能变妈妈。”此地，把奶叫作了妈妈。
大狗子背了一箕草从东头跑来：“社会子死了！”
东头一座小草屋里，传出鲍五爷哼哼唧唧的哭声，挤了一屋老娘们，唏唏溜溜
地抹眼泪甩鼻子。
“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咋老不死啊！你咋老活着，活个没完，活个没头。你个
老绝户活着有个啥趣儿啊！”鲍五爷咒着自个儿。
他唯一的孙子直挺挺地躺着，一张脸蜡黄。上年就得了干痨，一个劲儿地吐血，
硬是把血呕干死的。
“早起喝了一碗稀饭，还叫我，‘爷爷，扶我起来坐坐。’没提防，就死了哩！”
鲍五爷跺着脚。
老娘们抽搭着。
队长挤了进来，蹲在鲍五爷身边开口了：
“你老别忒难受了，你老成不了绝户，这庄上，和社会子一辈的，‘仁’字辈
的，都是你的孙儿。”
“就是。”
“就是啊！”周围的人无不点头。
“小鲍庄谁家锅里有，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
“我这不成吃百家饭的了吗！”鲍五爷又伤心。
“你老咋尽往低处想哇，敬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