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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奏鸣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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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乡下去找了来的,也是一个背拖大辫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一样,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苏格兰,归国后有一时也是西装革覆,显出是高等华人,可是后来却变成那一副怪相,嘴里也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党了。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可是他总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例如有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想要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表现在里边了。

    关于端先生

    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以后,大概是民八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只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后面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这位理科教授姓端,是江苏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话。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端先生的话虽是个个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他单调地断续地说道,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略约有两三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是很长久,在闷热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得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端先生以为是在骂他,也便匆匆地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地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回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端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了,大约也不大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消此款,归入正式开支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允许,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端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来,会场里会得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时情形,端先生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会有挺〈铤〉而走险的可能。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倘若没有刘半农的那一喝,他就在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新青年》与《国故》

    北大文科教员中,有《新青年》《国故》新旧两派对立,这原是事实,但是对立着而并未正式开过火。《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的也不很出『色』,教员中只有黄季刚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而已,向不执笔,刘申叔写些文章,也只谈旧学,却未骂人。《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教员,积极的取攻势,猛厉无比,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至于王敬轩原是社内〃某君〃的化名,后来也成为公开秘密了。随感录与通信也是一种匕首似的战斗文章,以钱玄同的为多,因为他的意见多以通信随感发表,不写正式文章,直到《语丝》时代这才以〃废话〃的题目写些小文,但实在也还是杂感的『性』质。随感录中又有一件逸事,不知道哪一期上登有一则,署名〃二十八画生〃,这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人物,姓名暂不便发表,只是三个字总算起来是二十八笔,所以他用了这别号,至于内容则已忘记,大概很是平常,总之不是谈社会主义的。(这逸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太多,我也还是在二十年前,偶然遇见疑古先生,听他谈起才知道的,他记得这一类的新掌故真多,可惜故去了,没有笔录一部分下来。)《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学革命的先锋。民七时又由北大教员几个人每月捐出一点钱来,创办了《每周评论》,在五四时很发挥了些力量,但是不久给『政府』禁止了,只出了三十六期,其时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早已拘禁在警厅,这周刊虽然由胡博士代任编辑,亦已成了强弩之末,停刊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惜了。胡博士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很是严肃,不主张用别号,也不说游戏话或激烈一点的话。但是在他代编的时期,他也用过好几个别号,如qv即quo vddis的缩写,意示你往何处去,为胡适二字的意译,又如天风,则不知道是什么用意。陈独秀的笔名是只眼,李守常的是一个明字。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随感录栏上有一则云,出研究室进监狱,出监狱进研究室,是学者的任务,这也是胡博士的手笔。这种文句在他平时著作中绝不容易找得出,所以不失为逸闻的好资料,上十四字确是原文如此,下一句有点儿模胡了。学生中间所办的新刊物则有《新『潮』》,是响应《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而起来的,由国文系傅某英文系罗某主持其事。傅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这时来了一个两直角的转变,陈独秀当时便很有点怀疑,是不是那方面的第五纵队呢,那时候北大内有反朱案,余波未了,外有林派的反动势力,形势未可乐观,这种疑虑实在也不是无理由的。这中间的事只是得诸传闻,大概由于胡博士的保驾,学校对于傅罗的计划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卷。上文所说的事情大抵至五四那一年为止,其时北大文科已经移在汉花园的新建宿舍内,就是世间所说的红楼,马神庙的校舍作为理科,校长办公处也在里边,卯字号也早已不存在,那一部分地方似乎改做了校医室,有一个时候又做过女生寄宿舍,与我们所讲的故事便没有什么关系了。

    红楼中的名人

    北大红楼中有不少的名人,许多逸事都有纪录的价值,如马裕藻、许之衡、林损、刘半农、钱玄同诸人都已去世,又事隔二三十年,现在谈谈似乎也不妨事了。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随便谈讲他们的故事,虽然并不一定牵涉个人的私德,而且讲话的人也无故意毁谤的意思,总之逸事都不免有点滑稽味,那就含有小小不敬之意,不是后学所应当的,所以不能不从谨慎,只好选择无甚关系的事情纪述几则下来,真是所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斑虽少,却总是豹的文采,或者也还值得一窥吧。

    有一位明先生,(也不是真姓,以旧式反切字母代之。)是文科的老教授之一,为人很和蔼,有学问,只是有一种特殊的脾气,那便是所谓誉妻癖。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平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总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这毕竟与季常之癖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明先生有一时候曾在女师大兼课,上课时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明先生有点为难,大概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来,模胡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便是对明先生开那玩笑的人也都是后来有名的,但是这些只好从略,此时不便发表了。

    连类的想到了晓先生的故事。晓先生是专教词曲的教员,专门学问自然不错,可是打扮有点特别,模样是个老学究,却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他在北大还好,可是到女子文理学院去兼课的时候,就可以想得到不免要受点窘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怎么特别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教国文,有一回叫学生作文,写教室里的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晓先生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看小说写信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里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晓先生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里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台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蓬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袁了凡纲鉴》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的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晓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不客气的林公铎

    和上边两位先生相反的有一个林公铎,单名一个损字。他对人的态度是相当强韧(不是硬)的,其不客气的地方也实在可以佩服。有一回我跑到国文系去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来,只好在那里暂等,有一位姓甘的毕业生早已等着,此外则只有林先生,他是来上课的。甘君等久了觉得无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有一个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册,拿起来说道,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不通,不通。这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甘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答道,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说〃亦〃不是说〃也〃的。)甘君名大文,本在中国大学读书,因听了胡博士的讲演,转到北大哲学系来,能作几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登载《陶渊明与托尔斯泰》一文,接续登了有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应酬交际工夫十二分的绵密,许多教授都惶恐退避,可是他遇着了林公铎,也就一败涂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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