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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种观点来看，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但要注意的是，首先，“历史”一词不能被曲解为外在的、平均化的抽象时间，而是感性的时间，能动的时间，即“感性活动”。这样，历史也好，感性也好，时间也好，都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实践。其次，实践也不能被曲解为异化了的生产活动，即类似于动物性的筋肉活动、体力的支出，至少不能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当然，实践离不开肌肉运动的操作，马克思把这称为“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但从这种简单的抽象真理是永远解释不了生产的社会性的。所以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在于把“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只是看作劳动者，因此，它才能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它“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第12页。）。对于这种劳动，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提出要“消灭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劳动的这种纯物质化或“物化”决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点，正相反，它是与宗教幻境相当的“商品拜物教”的基点：“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劳动及其社会性（社会关系）的物化特别体现在时间的抽象化、标准化上，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在这方面，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时间（和空间）为绝对原则的皮亚杰（Jean Piaget ）的发生认识论只能为古典的国民经济学提供注脚，是无法用来阐释马克思的实践观的。
最后，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存在”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的话，也就与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区别了。恩格斯曾指出，作为 “逻辑方法”的唯物辩证法是以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为“直接的理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页。）。既然历史是人的自由的感性活动、创造活动，它就具有一种能动的“自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的性质；而自否定正是辩证逻辑的核心和本质（注：参看拙文：“辩证逻辑的本质之我见”，载《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年，第6期；及“自否定哲学原理”，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所以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辩证法就是实践论，唯物辩证法就是实践的本体论（或实践的存在论）。总之，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全都立足于人的能动的感性活动。
显然，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立场，从“工业”中感性地直观到人的心理学（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形成的对象性的此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面前的人性的心理学”，参见同上书，第80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并由这种心理学出发直观到人的本质，从个人中看到社会，从感性中看到类，再以此为标准来考察和描述整个历史，发现了资本主义异化的秘密——这种人学方法论与现象学的方法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诸多相似之处（注：具体可参看拙文“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今天我们许多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人正由于缺乏现象学的维度，便失去了把握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线索，最终不能不落入旧唯物主义和还原论中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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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楼说”的误区与艺术的定位
20 多 年 前读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读到绪论中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节，曾思绪联翩，深感苏联哲学界及受其影响的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大有问题。朱先生对这些问题具有非凡的哲学家眼光和扎实的学问（包括外语）功底，他的一番“清仓查库”式的分析使我大开眼界。当然，我并不认为朱先生自己解决了这些问题，也基本上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使我对这些平时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容怀疑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其中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社会结构的划分。现在朱先生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却是不能不加以澄清的，如果可以作出合理的说明，我想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
一种最常见的现象是，国内理论家们依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某种（由朱先生指出的）似是而非的翻译，按照俄国自普列汉诺夫以来所形成的偏见，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一种“三层楼”结构，即：最底层是“经济基础”，其次是“上层建筑”，最高则是“意识形态”，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结构基本模式。我当时只是从理论上觉得这种划分模式太机械，社会应是一个有机体，怎么会是一栋层次分明的建筑物呢？这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看做一个纯粹“经济决定论”的超稳定结构，是否恰好适应了东方国家社会的超稳定的传统呢？我曾将这一看法写进一篇文章中，但发表时被删除了。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这个社会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不再为这种僵硬的社会结构论提供现实基础，而在理论界却似乎还没有谁出来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作一个彻底的澄清，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理论家们，也要么把市场经济“万能化”，要么从道德立场对之横加指责，从而陷人从西方舶来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其实，只要我们抛弃传统的“三层楼”说，而从辩证有机体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观点，许多问题也许就可迎刃而解了。带有经典性的引文就是朱先生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的恩格斯那段话，本文据修正过的新版引证如下：。。。。 根据唯物史观 ， 历史过程中的 决 定 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哪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墓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 ， 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 、 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 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 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 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 展 。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 期 ，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I）这段话里面已经提出了社会构成的三种要素，承认了三者的相互作用，但并没有规定它们相互之间是如何运作的。我以为，马克思对社会的构成不可能持一种形而上学的“三层楼”观点，而只能是辩证有机体的观点。当然，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这就好比一个生物学家说在一个生物体中基因是决定性的一样，丝毫也不意味着只要有基因就行了，其他一切都不重要。相反，作为社会基因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生产方式）本身是依赖其他各种因素而实现出来的，并常常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发生基因突变。我并不反对将社会的结构划分为三种要素，但这三种要素的结合方式我认为不是什么三层楼，而应当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就是说，经济基础无疑具有客观事实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它最直接地“决定”什么？ 上层建筑还是意识形态？如果是前者，那么必然得出“三层楼”的观点，即上层建筑又决定了意识形态，这三者是按照其含有“物质实在性” 的“多少”所作的一种机械的排列，它们的位置是不可变动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所直接决定的不是上层建筑，而恰好是人们的社会心理及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本身直接地则是由意识形态形成和决定的，是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或外化。但上层建筑一且形成，它就必然对经济基础有一种“反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其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容，本身是意识形态的外在（物质）体现，同时又具有社会存在的形式，具有物质的力量 （如军队等等）和产业的存在，因而具有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双重身份。但它既不能等同于社会意识，又不完全是社会存在，而是两者的“合题”和“中介”：它是代表社会意识（意识形态）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也是外化为某种社会存在了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不可能直接决定或“反作用” 于经济基础，·而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才能发挥其“反作用”。就 拿 朱 先生所要说明的艺术生产来说。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无疑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不是直接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直接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艺术”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而只是原始艺术、工艺和技术，它本身还不是上层建筑，而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只有当艺术单纯由人的审美意识所决定时，艺术才成为了真正的（纯粹的）艺术，才成为了上层建筑。那么审美意识又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于人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而其中又尤其以生产方式最为根本。审美意识最初是由人在生产活动时的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但本质上是一种拟人化了的社会关系，即物化（对象化）了的情感关系。在生产活动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这是人的生产与动物生产的一个重要区别）。“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