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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的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自学。
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几十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放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一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
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睛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仑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段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
走出白衣
我在做了许多年医生之后，再当作家，心里就有了一点别样的感受。
我学医不是自愿的。在那个非常的时代里，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我16岁多一点的年纪去当兵，这首先就把职业圈定在一个狭小的框子里了。女兵，不是当通讯兵，就是卫生兵，你别无选择。在这两者之间，我喜欢通讯兵，觉得比较痛快。至于医务兵，我觉得一天和病
人打交道，看到的都是愁眉苦脸的人，多么晦气啊。
当兵的最大特征，就是根本不用你选择。我被分配了当卫生员，睡在我身旁一个非常想当卫生员的女孩，却当了通讯兵。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能把自己不愿意干的事干好。我不知道这算是优点还是缺点，大概缺点的成分多一些。反正我不喜欢医务，还是咬着牙，很认真地学习医学知识，并且渐渐地干一行爱一行了。
我一直做到了内科主治医师，而且可以很负责地说，我是一个好医生。不但态度好，医术也好。
但是，我在某一晚上，突然写起小说来了。一般怪异的事都发生在早上，但我的确是从晚上开始的。那天我值班，正好没有病人。我就在堆着听诊器和血压计的桌子上，铺开了一张纸，写下了一篇作品的名字。那是我的处女作。
在很长一段时问内，我都是两条腿走路，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写小说。这把自己搞得很苦，常常是下了夜班，在额头上抹点清凉油，开始构思另一个世界。
时间一长，我发现这不是久远之计。倒不是怕我的小说写得受影响，而是感到对不起病人。你想啊，医学和文学都是需要全神贯注地操作的事，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魂飞千里，双眼婆娑，近在眼前的事件反而朦朦胧胧。这是艺术规律所制约，任何人无法逃避的。但医生
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行当，生命是多么脆弱的器皿，哪能容得你朦朦胧胧！
我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我已经做了20多年的医务工作，就是一块石头，也捂出感情来了。更不消说，医生是一种多么稳定多么令人镇挣的职业。就是用最世俗的眼光来看，当医生也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出路之一。据说东欧剧变之后，唯一不失业并且收入直线上升的行当，就是医生了。
毫无疑问，我捧的是一只金饭碗。这只饭碗是那样的自私，不允许你心骛八方。因为它的职业道德是严酷的，面对病人，你只能殚精竭虑。
去写作吗？
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说过：你如果是想发财，就到北京的大栅栏拣钱去，千万不要写作。把用来写作的时间拿来在繁华闹市拥挤处睃巡，不用多久，必能拾得一个大钱包，所得比稿费要丰厚得多了。
老师又说，你如果是想出名，就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扫街去。只要天天扫，用不了半年，一定会有人来采访你，给你照相，登报。那名声远比你用同样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作，要来得迅捷和有把握。
老师还说，作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古今中外，因文字而罹难的人不计其数……
老师最后说，作家的成功率极低。据美国学者研究，自然投稿的命中率在万分之三左右。即使你侥幸发表了，古往今来的先哲们的大作，也如一座座对峙的山峰，在高处闪烁着银色的光辉，使你永远不可企及……
身披圣洁的白衣，我沉思良久。
我从事的是医学，我喜爱的是文学。
医生和文学，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然而它们彼此之间，却是这样的不相容啊。
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在脑子里盘旋着文字的翅膀时，依旧给病人看病。这是对生命的大不敬。
或者放弃文学。
文学日趋冷漠与寂静。随着世界的多元化，以往附丽在文学上的种种花环，凋谢枯萎。文学日渐露出它的真面目，象退潮时的礁石一样，暗淡而坚硬，千疮百孔又铮铮铁骨。
我躬身自问：毕淑敏，你为什么要写？
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一我热爱。
爱因斯坦说过：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又是一个黑色的夜晚，我做出决定——告别白衣。那一夜，泪水潸然而下，好像诀别久恋的情人。
我是把自己扔到荒岛上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告别医院弥漫着来苏水气味的清冷空气，告别病人信任祈求和仰视的目光，告别我的听诊器、手术刀和心电图仪……
这种转移的实质，是告别了我遨游多年的一种井然有序的生存方式……
重新开始是一种挑战，它使你像小学生一样充满好奇。激发起学习与探索的勇气。
我大概是一个念念不忘旧情的人。在我写作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写到医院，会不可摆脱地用一个医生的眼光审视世界。
说不上这是好，还是不好。只能说习惯成自然了。
而且我心中一直存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假如有一天我写不出东西来了，我一定不硬写。我将义无返顾地告别文坛，穿起白衣。
只是那时我一定不能马上给病人开处方，哪怕他患的是一个最普通的病症。我一定要重新学习医学知识，重新复习药物的作用。三天不摸手生，看病可不是一件儿戏的事情。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单是治一个感冒，每年就冒出多少新药啊。让我再重新开始。
但我相信自己还是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
医学是我的童子功。
暴雨筛
南方的女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她说，我35岁的时候，考上了一所夜大学。每天下班后，要穿越五条街道去读书。一天傍晚，台风突然来了，暴雨像牛仔的皮带一样宽，翻卷着抽打天地。老师还会不会上课呢？我拿不准。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打探不到确实的消息。考虑了片刻，我穿上雨衣，又撑开一把伞，双重保险，冲出屋门。风雨中，伞立刻被劈开，成了几块碎布。雨衣阴险地背叛了我，涨鼓如帆，拼命要裹挟我去云中。我只有扔了雨衣，连滚带爬。渺无人迹的城市中，我惊惶地想到，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傻？也许今天根本就不上课。
我迟疑了片刻，但咬紧牙，继续向前。好不容易到了学校，贴身的衣服已像海带一般冷硬，牙齿像上了发条似的打颤。没想到看门的老人说，从老师到学生，除了你，没有一个人来！
那一瞬，我非常绝望。不单是极端的辛苦化为泡沫，更有无穷的委屈和沮丧。
老人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进他的小屋歇口气。喝着他沏的热茶，我心灰意懒。伴着窗外瀑布般的水龙，老人缓缓地说，你以后会有大出息。我说，我是一个大傻瓜啊。
他说，所有学生里，只有你一个人来上学了。看，暴雨是一个筛子。胆小的，思前想后的，都被它筛了下去，留下了最有胆量和最不怕吃苦的人。
那一瞬，好似空中打了一个闪电，我的心被照得雪亮。也许我不是三千学生当中最聪明的，但今晚的暴雨，让我知道了，我是三千学生中最有胆量和毅力的人。
从那以后，我就多了自信。你晓得，天地万物都会齐来帮助一个自信的人。所以，我就一步步地有了今天的成功。
我说，那位老人，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啊。
千年一愿
如果说有什么瞬间，能令全地球的人类，都仰望天穹，惊讶宇宙的浩淼和人类的孤独，能令全地球的人类，都俯瞰大地，思索自身的价值和人性的真诚，千年交接，该是具备这种庄严品格的时辰。
第一次听人议论下个世纪的话题，在我6岁时候。伯伯指着近旁几个孩子说，共产主义我是看不到了，你们有希望。我们跳着脚问，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来啊？伯伯说，下个世纪差不多了吧？
于是他帮助在场的所有孩子计算了一番，到2000年，各是多少岁。我牢牢记下了自己需要等待的年数，觉得那是一个无比漫长的期限。
伯伯的话，和生命和信仰有关。他已然去世，死在了这个世纪的尾巴上。我呢，假如没有意外，比如心脏病突发或是大地震罹难什么的，哪怕是得了癌症，依现今的医疗技术，也可支撑我一年半载，蹒跚挪入21世纪。
千年之末，有一种大江东去的决绝。人这种生存短暂的生物，常常会迷茫和惆怅。千年之初，有一种万物更新的召唤。人这种爱好幻想的生物，常常会期待和眺望。千年彷佛一把巨大的魔桨，渡我们渺小的生命之舟在辽阔的时空穿梭，给你苍茫和顿悟。
单纯的祈祷和愿望，是美丽而软弱的泡沫。如果没有圣洁的情感和智慧，没有超拔的思想和意志的支撑，必然被时间的利齿嚼成渣滓。
千年一刻，屏气静默。我们将会聆听到以往所有在这颗星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生灵——所有的草，所有的树，所有的岩石，所有的先人……对我们的谆谆告诫——热爱你手中的生命，热爱你居住的地球。
在新的世纪，自我确切地会经历什么事件，现在拿不准。有一点可以很肯定——我的生命会在将来这100年当中的某个时刻，嘎然终止。活到22世纪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时间长度一确定，就有了一种紧迫感。愿望对于我，就像一个积蓄有限的穷人进了商场，要妥加盘算，以一当十。还要考虑计划的可实践性，不似年轻时的一厢情愿。比如早先我很想当一名女飞行员，但在目前中国，大约没人肯招收中年以上的妇女学习驾机。再说自打知道了小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