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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程桦紧扣“引进”二字大做文章：
中国和外国，都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天底下。为了生活得更好，各自想了些好主意。有时中国有的，外国没有；有时外国有的，中国又没有。如指南针、火药，外国不是稳稳当当地学去了吗？那么，外国好的，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学呢？
程桦进而剖析这种盲目排外的历史根源，指出这是一种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吃够外国人的亏而引起的变态心理的反映：
从什么时候开始由这种怕“外国的”，而产生盲目排外思想的？大概是从那“鸦片战争”开始的吧！外国人说的是让我们享受“西方文明”，却让我们享受了鸦片、炮火、军队的滋味。大概从那时起，我们民族有个普遍心理现象：啊呀呀，不得了，那、那是外国的！“外国的”是瘟疫！
最后程桦站在清醒中国人的立场论述道：
我们是中国人，因而也要有自己的脑袋，要用它来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中国的东西有好有坏，外国的东西也有好有坏，我们都要分出好坏，然后留下好的，去掉坏的。这留下的，也就势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们都应该充分占有和利用。特别是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神速，倘若坚持“外国的不用”，恐怕哪年又要被别人，被我们蔑视的“外国人”欺侮了！
这篇文章一举夺得那次作文大赛一等奖的第一名。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评述程桦的获奖作文，并不是因为我也是那次作文比赛的优秀指导奖的获得者，而是这篇作文反映出程桦在我的影响下，思维已比较敏锐活跃，思考比过去严密周到，思想也开始犀利深刻起来。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两年之后，已是高一学生的程桦受学校委托主办了一期纪念国庆38周年的专栏，又在全校引起了反响。
一位高三学生说：“这期板报内容别具一格，不落俗套，很有新意！”一位语文老师说：“这是我在学校任教二十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一期学生板报！”
然而，也有个别人提出了非难：“国庆板报怎么能这样办呢？”“这些学生的思想太片面、太偏激！”
所谓“国庆板报怎么能这样办呢？”是因为这期板没有象以前的“庆祝专栏”一样，摘抄几句“从井岗山上的星星之火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盏盏红灯”之类的“诗歌”，也没有堆砌一些“建国以来”或“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而是以“热爱祖国风华正茂，关心改革激扬文字”为通栏标题，登出了一组论国事、话改革的议论文──《让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血泪国耻不能忘》、《评电影》……程桦还特意在《写在前面》中告诉读者：“对共和国母亲生日的庆贺，莫过于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对改革事业的关心。”
所谓“这些学生思想太片面、太偏激！”主要是针对报中程桦《血泪国耻不能忘》一文而言。程桦在文章中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我国领导人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而日本方面仅邀请五百中国青年访日”、“东芝事件”、“日本企图做政治大国”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中日友好不能忘记历史”、“越是在共和国生日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想一想我们母亲所遭受过的耻辱”。应该说，作者善于独立思考，勇于说真话，热爱祖国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板报仅存在了10天，就被强行擦掉了。
又是一个黄昏，我和程桦漫步校园。我对他说：“不要灰心，你肯定没错。你应该豁达些，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气度。”并告诉他应该怎样对待复杂的社会，同时勉励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期待着程桦走向成熟。
然而，他毕竟是个孩子，考上高中时也不过十四岁。他当然也有着这个年龄男孩子顽皮、活泼甚至倔强、任性的特点。
高一时，我继续担任他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开学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和他的父母头疼的事。
他的父母已在一年前调到乐山一中。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里，大概已经十一二点了吧，她的母亲焦急万分地叩开了我的寝室门：“李老师，程桦他……他……他出走了！”
我一惊，连忙随她赶到程桦的家。原来，这天傍晚在饭桌上，他母亲不停地告诫他“要专心学习”、“不要分散精力”、“特别要注意和女同学的交往”等等，说得程桦心烦，总觉得母亲不信任自己，就和母亲顶了起来，父亲见状，便骂了他几句。程桦一气之下，丢下还没吃完的饭，便冲出了家门。
现在已是深夜，程桦还没回来，他父母当然心急如焚。
我寻思，程桦是个有头脑的人，又是男孩子，估计不会出什么大事。便安慰他父母，并同他们聊了起来。我问程桦最近在家的表现，他父母告诉我，最近一段时间，程桦脾气特别犟，逆反心理很重，不像原来那么温顺听话了。
我问：“你们嘱咐他要特别注意和女同学的交往，是不是发现他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好的迹象了？”
“不是。”他母亲说，“我们纯粹是一种担心。现在社会复杂，我们是怕他在外面学坏了啊！”
我说：“这样说他，他肯定感到委屈。程桦现在这个年龄正是处于一个心理发展很关键的阶段。既不可能脱离父母，又处处想独立自主；既渴望找到知心朋友，又对大人们处处防范；自我意识特别强，自尊心也特别重；受不得半点冤枉和委屈……因此我们以后对程桦的教育应更加细致耐心才是。”
程桦一直没回来，于是我和他父母一起出去找————虽然明知不一定能找到。我们先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里呼喊，后来又进入教学大楼，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搜寻。结果，在一间教室的门背后把程桦找到了……
第二天，我与程桦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的心，虽然他口头上承认自己错了，并答应向父母道歉，而且保证今后不再出走，但我感觉得到，他是出于对我的尊重或者说怕伤了我和他的感情才这样表态的，而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想通。
从程桦在班上的表现来看，他的成长也的确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上课特别爱说话，常常被老师批评；下课更是无比活跃，有一次在教学区内踢足球，竟把教室玻璃窗砸碎了（当然，他事后主动来找我认错）；学习也不如以前抓得那么紧了，作业也开始有敷衍的时候；最让我着急的，是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没有，反正至少客观上他开始给人一种骄傲的印象。
我也感到程桦不如过去那么“纯”甚至有点“油”了。
本来，就程桦的智力、能力来说，他似乎有骄傲的“资本”：从小到大几乎都是在老师的赞扬和同学的羡慕中成长，可谓“一路顺风”；而且他即使保持目前的状况，以他的学习基础而言，应该说两年后他也可以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但是，那很可能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大学生而已，决不是程桦发展的最佳境界。
正在我和他的父母担心的时候，程桦的半期考试一下跌落到了班上第24名————要知道，从我教他以来，他的学习成绩从来都是班上乃至年级前3名啊！
半期考试后的一次全校集会，我班的纪律不错，可程桦居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又说又笑；我给他递了好几次眼色，可不知是他没看见还是看见了不理睬我的提醒，反正他依然谈笑风生！我一怒之下，大喝一声：“程桦！站起来！”
他一愣，随即狡辩道：“我又没有违反纪律！”
我更加怒火中烧：“我叫你站起来！”
他不吱声了，可一动不动，丝毫没有要站起来的意思。
我一气之下，走到他的旁边，一把把他拖了出去，让他站在过道边！于是，在全校一千多师生的众目睽睽之下，程桦以这种方式被“亮相”了。
曾被人誉为“神童”的程桦，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果然，全校集会一结束，我刚准备和他谈一谈的时候，他便和我大吵大闹起来：什么“我并没有违反纪律”呀，什么“你冤枉了我”呀，什么“你成心让我出丑”呀，等等。
见他情绪激动，我知道是谈不出什么结果的，便对他说过几天再谈。他却倔强地说：“没什么好谈的！”
那几天，我也在冷静反思我对他的教育。说实话，就一般教育原则来讲，我强硬地把他拉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下“示众”，的确有些过火（当时我也在气愤之中，未能控制住自己）；但是，对程桦这样的“尖子生”，我以为这是一种“歪打正着”的“受挫教育”。试想一下，如果程桦在成长过程中，连一点委屈都不曾受过，连一次“打击”都不曾有过，他将会形成怎样脆弱的心理素质和畸形的人格形象？那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呢！
我决定利用这次冲突，和他进行一次认认真真的心灵交流。几天后，我把他请到我的家里……
当时谈心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基本的谈话要点，我至今没忘。我和他谈起了我的中学时代。我读高中时，成绩很好，尤其是写作拔尖，因此深得老师们的喜爱，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对我甚至可以说是“偏爱”：不但在学习上对我很关心，连生活上对我也特别关照（那时我住校，她甚至还帮我缝被子）。也许是听表扬听多了，也许我真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总之我渐渐得意忘形起来———有一次我借口开玩笑，居然嘲笑班上一个年龄较大、成绩不好的农村同学，当面对他说：“你反正都学不好，还是回家去安度晚年吧！”结果在班会课上，我被张老师骂得“狗血喷头”：“李镇西！你简直被我惯坏了！你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你有什么资格嘲笑自己的同学？你不就是有个城镇户口吗？你不就是考试成绩多那么几分吗？……”当时我感到无地自容，觉得张老师太绝情。但现在想起来，张老师那是对我的真正关心与帮助，因为从那以后，我随时都提醒自己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我还给他算了一笔账：在全国，并不是所有适龄儿童都能读上书，换句话说，小学毕业的人也只是同龄人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大部分）；而在这一部分人中，并非人人都能够读上初中，也就是说，读上初中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再看，现在全国远远还未普及高中，那么，能够读上高中的人，在同龄人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而能够读上像乐山一中这样的省级重点高中的人更是少数；在已经读上重点高中的同学中，像程桦这样的拔尖学生也是极少数———这样一算，程桦这样的学生，无疑是处在同龄人的金子塔尖！那么，这类学生在比同龄人享受更多荣誉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肩负有更沉重的使命！如果我们国家的这少数学生，都没有理想或对自己要求不高，那我们的民族真的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