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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收下了。
这位家长走后，我老觉得不安，便想了个处理这一筐蛋的办法。
第二天课间操时，我用煤油炉子煮一个鸡蛋，然后，叫来汪斌，把热鸡蛋塞给他：“这是你爸爸托我给你煮的，快趁热吃了！”
于是，我开始每天都定时给汪斌煮一个鸡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后来，有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我“太爱学生了”，我却不好意思地说：“他是我表弟！”
是的，我没有把握我对学生的赤诚能够被所有人理解，相反，那时年青幼稚的我生怕别人说我“假得很”……
1983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年春天，我因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续几夜不能入睡，最后，医生不得不决定我住院治疗修养。
我本不打算告诉学生，想悄悄离开学校，以免学生们感情受到震动。可临时代我班主任的冯老师却在她上体育课时告诉了学生们，于是，在离校那天下午我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教室里哭成了一片！
放学后，许多学生又含泪来到我的宿舍，韩军、李松、张红霞等几个孩子天真地问我联系好医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愿意帮我找“最好的医院”。
一批学生走了，又一批学生来了，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教他们似的。
天色已晚，我的头也有些昏沉沉的，便准备回我母亲家了。可又来了几位女同学：许艳、毛利、黄慧萍、杨红、耿梅。她们一进屋，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劝她们，但又不能让她们这么老哭下去，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来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但她们并没有被我逗笑，不过哭声渐渐小些了。过了很久，几位同学抽泣着说：“李老师，以前我们惹您生气了，做了对不起您的事。请您原谅！”
我说：“哪儿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别哭了！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谁知听了我的这句话，她们竟又哭得厉害了：“呜呜……是我们把您……气病的……呜呜……”
于是，我装出真的很生气的样子，说：“你们怎么不听李老师的话呢？叫你们别哭，可你们老哭！这才是真对不起李老师！”
她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只有许艳和黄慧萍还在抽抽搭搭的。我便给她们提希望，鼓励她们在我走后要听冯老师的话，要努力学习……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便劝她们：“你们该回去了，不然会让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着急！”“李老师，让我们给您唱支歌吧！”许艳擦擦眼泪说道。另外几个女生也说：“对！李老师，让我们为您唱支歌吧！”
“好！”我同意了，“不过等等，我把录音机打开，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唱什么呢？她们讨论了好一会儿，决定唱“李老师最喜欢听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于是，在我的口琴伴奏下，简陋狭小的房间里飘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歌声：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
我在住院的整整一个月里，每天都在想念学生；学生们也随时在想念我，来看我的学生络绎不绝，使其他病友羡慕不已。4月1日那天早晨，我偷偷地从医院溜了出来，和冯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峨眉山玩了整整一天！虽然，晚上回病房时被护士长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是当老师的，这么不听话！”但那天晚上却是我住院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
于是，我经常在想：怎样才能报答学生对我的厚爱？
1987年8月31日，是高90级一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天报到的日子。
当天夜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忽听有人敲门。披衣开门一看，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李老师，周慧病了！”周慧？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但苍白的脸，忙问：“什么病？”
“不知道。她肚子疼得厉害”我一看表：已近12点。但我没有犹豫，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现在公共汽车早已停开，只有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了。
我估计她要住院，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但宁玮不会骑车。这时，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要求一起去。我同意了。
于是，我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怀疑是阑尾炎，但又还没有到动手术的时候，需要住院观察。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小声地呻吟着，几乎走不动路了。怎么办？我一蹲，弯下腰，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周慧过意不去，想自己走，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
开始还不觉得累，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我的腿有些发颤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说话也很吃力了。但这时，也许是疼得太厉害了，周慧在我背上又呻吟起来。于是，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周慧啊……你，好会……享受哟！……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走在旁边的朱建英“咯咯”笑了起来，周慧却一言不发，依然趴在我背上，但呻吟已几乎没有了。走了一路，我又继续引用了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
走了大约十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当天夜里，我就和朱建英在病房里守候着她。到后半夜，周慧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而我，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一直到天明……
一周以后，在周慧出院那天，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鸡来，流着泪硬要我收下：“李老师，您就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
后来，周慧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高中毕业前，她回忆起进高中第一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在我生病的日子里》：
…… ……
李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头埋得很低，腰也给压弯了；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可还给我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 ……
其实，历届学生对我的爱才真正值得我“永远记住”。
更使我感动的是，是我的学生不止一次“爱屋及乌” ——因为爱我，进而爱我的家人。比如，1987年底，我爱人生了孩子后，当时的高90级一班学生竟背着我每人从家里拿了一些鸡蛋来，然后趁我到外出开会的时候，送到我爱人的床前！
而且，学生类似的“秘密行动”已不止一次。这里，让我再全文引用一篇学生的作文，作者潘芳奕从读初一到高三毕业整整六年，我都任她的班主任，这篇文章是1986年她读初二时写的，记叙的是那年秋天的事——
秘密行动
“给，这是鸡蛋、苹果，哦！还有橘子……”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件件慰问品，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一边又回过头去瞥了瞥正站在跑道那边和同学们谈话的李老师：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不禁为我们这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而感到得意……
前两天，我们发现李老师心情很不好，有时还对同学大动肝火。经我们了解，原来李老师的妹妹因病住院了。病情很重，动了两次手术还不见好转。李老师一天到晚在医院、学校来回奔波不停，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读小说，晚上还要家访……心情怎么会好呢？
对于李老师，同学们都十分了解和敬重。他为我们操的心远远超过了一般班主任的职责范围。就说最近吧，他妹妹住了院，需要营养，这使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李老师面临“经济危机”，但他仍然继续为班上购置图书，上周男同学买足球，他又把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给了他们。
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于是，一个个小脑袋开始凑在了一起：“我们自己去看李老师的妹妹，好不好？”“好到是好。可他妹妹住在哪个医院，姓名等等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大家一阵叹惜。
可这个难题还是被我们解决了。我们在同李老师谈话时，有意把话题往他妹妹生病的事上扯，结果李老师无意中说出了他妹妹住在市红十字医院。至于他妹妹的姓名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班委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明天学校将在市体育广场开运动会，大家从家里一人拿一个鸡蛋或苹果什么的，凑合成慰问品，然后我们中午去医院。放学后，李老师刚离开教室，班长吴涛就对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件事。同学们的回答都是那么响亮！
这天早上，我还有些担心：大家可别忘了，或者出什么岔，让李老师发现了。到了广场，一看吴涛的提兜里，早已有了二十来个鸡蛋，还有一些苹果。一贯调皮捣蛋的谈俊彦出人意料地拿了12个鸡蛋来！陆续来的同学一个个从身上各个部位变戏法似的掏出鸡蛋、水果。我十分感动：同学们对我们的李老师是多么的爱啊！
运动会开始不久，有同学来向班委报告，听说李老师中午放学后也要去医院看他妹妹。我们当机立断：一定要抢在李老师前面到达医院！程桦、杨毅自告奋勇当了“先遣队”。程桦谎称“肚子不舒服，要由杨毅陪着上医院”向李老师请了个早退假，便提前离开了班上。他俩一出广场便骑车飞奔去医院打听李老师妹妹的姓名和病房……
中午李老师一宣布“解散”，同学们就行动了起来。我和吴涛，还有谈俊彦、李毅、韩广州、喻建忠、彭可佳等十几位同学赶在李老师前面，向医院跑去。
进了医院，等候在大门口的程桦、杨毅把我们带领着一路跑步进了李老师妹妹的病房。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到我们提着东西进来，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十分感动。
“还让你们提东西来看我，怎么感谢你们呢？”她欠起身子不停地谢着，“我哥哥知道不？”我们忙说：“不知道，你可千万别告诉李老师，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鸡蛋、水果一股脑儿地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塞进抽屉里、脸盆里、碗里、杯子里……门口这时已站了好些其他病房病人，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们顾不上这些，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因为李老师随时都可能进来。我们匆匆放好慰问品，向阿姨说了声“再见，好好养病”，便迎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一溜烟出了病房。
刚下楼，跑在前面的程桦便慌慌张张跑回来了：“不好！李老师已经进了医院大门！快隐蔽！”我们吓得马上回头躲在了旁边一个小房子的后面，大家都蹲着，尽可能低地埋着头。我们屏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