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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些年，有一篇题目叫做《女人——不是男人永久的困惑》的文章，里面以男人的口吻表述了无奈的感慨：“女人哟！你应该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工具型的人。对话交流，互惠互补，是现代男女沟通心灵的桥梁，是把两个人的信息编织成同一种语言、同一种程序编码。你同我站在同一台阶上才能看得见共同的景观。你要有我所没有的阅历、情感，我才能从你身上汲取营养。你要发挥你独特的优势，我才能受到你的关照，你要有压倒男人的女性意识，我们才能进行平等的交流和辩论。女人哟！你可是与我对峙的另一岸，是的，你是对峙的另一岸。正因为这样，我离开了你。因为长久的对峙使我心神疲劳、兴致索然。保留你的自我、保留你的支配欲、保留你的追求，保留你的辩论的才华吧！保留你的对峙权力吧！我累了，我要离开你。”
真想大声对那些先牛起来的一部分女人说：你错了！追求解放不是追求“翻身”，追求平等不是追求“翻身奴隶把家当”，不是“女尊男卑”，不是“妇唱夫随”。不是非得把斗争观点引进家庭，非得实行“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不是推翻大男子主义就一定要实行大女子主义！平等！平等行不行？
越来越多的女人成为“领导式”和“老板式”的老婆，男人提起来就说“我们家的领导”“我们家的老板”如何如何，建立协调的、平等的伴侣关系不知为什么就那么难。对于一些女人来说，如果不把自己的老公置于自己的“统治”“管辖”之下，似乎这个家庭就不是自己的。因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通过一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措施来提醒对方：你得听我的！对于她们来说，家庭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必须有一个人来行使主权，并且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她们心中时刻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始终认为在“国际社会”——男权的社会里，自己这个主权国家里的男人随时都有推翻自己、掌握支配权的危险，因而必须牢牢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使老公已经多年没有乱说乱动，那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必须防止“和平演变”，因为“国际社会”随时都有“敌对势力”用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来使自己的家庭“改变颜色”。处于这样的紧张之中，当然也就只能处于长期的“对峙”当中。福柯所说的追求权力——权势，韩非所说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真是深邃而富有预见。
不要以为笔者在这里进行一场牵强附会的类比游戏，中国，一部分女人的确是将阶级斗争观念引进家庭的高手。而长期以来，“四大绳索”的教导，也正是将历史上男女之间的紧张纳入阶级斗争框架的一种思维指南，而“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意识深入人心。那些具有“受压迫意识”的女人一旦权力到手，自然而然地在内心深处、在潜意识当中有一种“维护来之不易的权力”的紧张。夫妻恩爱，也难以消除弥合巨大文化场域进行信息传输的心理涵洞，里面伏着阶级斗争的弦。于是，就像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一样，在长期的“对峙”中，太疲劳、太累，那就只能逃离妻子执政的“主权国家”，——我“出国”了。
委屈：索取回报的焦躁（1）
当她横刀夺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
她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
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
∩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
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
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
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划满伤痕
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的消息
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
太委屈还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
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
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这是歌曲《太委屈》中的歌词，大概唱出少女失恋时的委屈心态。其实，如果结婚了，还会有新的“委屈”，只不过那时的委屈便于“诉苦”，而不大便于歌唱。
央视在2005年8月22日《新闻会客厅》栏目中，推出一台很有影响的访谈节目“顾秀莲诠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在场的嘉宾除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以外，还有李慧英（中央党校妇研中心主任）、袁虹（全国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马延军（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方刚（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师，倡导男性解放的男性）、王海瓴（总政话剧团编剧，著有《牵手》《中国式离婚》等小说）、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专家组组长）、宋晓英、王芳（两人是北京培黎大学老师，曾是“春蕾计划”的受助对象）。
访谈中，主持人白岩松提出这样的问题：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一个数据，2002年北京市的离婚总数是38 756对，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 136对，由此计算离婚率高达50。90％，结婚两对离婚一对。一年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的离婚率已经成为全国最高。另外深圳有一项调查表明，现在的离婚诉讼70％到80％是女性主动提出的，这是说从积极的方面，女性越来越做主了，还是从消极的方面，她受到的委屈太多？请教一下作家王海瓴，《牵手》《中国式离婚》的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些数字？
王海瓴：我觉得是积极的，首先是《婚姻法》简化了手续，我觉得它这个《婚姻法》之所以简化是来自于民众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就是还婚姻以本质，它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单位的、邻居的、左邻右舍的，我觉得体现了一种人性关怀，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鼓励离婚，而是说你在结婚的时候要选对，这个挺重要的，选错了，当断立刻就断。70％和80％是女性提出离婚，这个我觉得分三点，但是最重要一点是女性的经济地位的提高，我如果离了你我都不能活了，那么我就得委曲求全，跟着你活着，我饭都吃不上了，我干嘛呀，我得跟着你活，首先她经济上要独立。还有第二点，女性对感情比男性要挑剔一些，追求完美一些，男的他可以不要感情，不要家庭，他只要事业上成功，女的要挑剔，她不能忍受，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女性的独立生活能力要强，男性是刚性的，女性是韧性的，就是说男性怕孤独，男性宁可有一个烂家维持着，也不愿意像个孤魂野鬼那样自己游荡着吧，但是后两点是人性决定的，最重要的是第一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说女性她的经济地位的提高，我离了你我照活，我干嘛跟你一块遭罪，我宁肯哪怕少活一点，我也要追求感情的一种完美，哪怕我宁肯不要。我觉得主要是这点。
作家王海瓴认为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提高，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地位提高了，具备了“我离了你照活”的条件。当然也说明，不离可能活得不潇洒，不完美，所以“我宁肯哪怕少活一点，我也要追求感情的一种完美，哪怕我宁肯不要”。女性选择离婚，是在自己婚姻质量不高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然而婚姻质量不高，总体来说是双方的问题。即使在男性“达标”比例太少的情况下，也不能说女性自身没有问题。如果说选择对了就过下去，选择错了就离异，那就有一个对与错的标准问题。众所周知，这种标准是不存在的。所谓“对”的，可能过一段时间是“错”的；所谓“错”的，可能在十几年、几十年后被证明是“对”的。“不知是对还是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但没有统一标准，每对夫妇也很难有具体的标准，如果用离婚与否作为“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只能是树立了一种扭曲的标准。白头到老可能是痛苦地凑合，你说是对还是错？如果用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美满作为对与错的标准，依然是难以算清的糊涂账。至于“追求感情的一种完美”，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乌托邦情节，重新选择不一定完美，选择独身恐怕无法避免感情的残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斯曼的“社会交换理论”至少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解释框架。霍斯曼在解释人的行为，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时，借用了经济学的“成本和收益”理论，认为人的行为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投入—产出”的权衡，是付出与回报之间的比较，是处于社会交换总体格局中的取舍。当然，霍斯曼是心理学家，他所说的“成本”或“利润”不仅仅是指物质财富，还包括心理需求角度进行的价值换算。当有两个或更多选择对象时，人们通过价值比较，然后避免价值亏损，追求价值回报与增值。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所以价值衡量总是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可以说，每个人在婚姻上的选择都是一种特定，都是一部自己的原创故事。然而，社会和环境，却为每个人的抉择不断提供着“市场行情”或“参考价格”。
委屈：索取回报的焦躁（2）
管在离婚案例中，女性主动要求离婚的比例在上升，但相对而言，选择离婚的女性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女性在自己的价值衡量中，认为离婚的代价和收益之间，是弊大于利的，或者是带有不确定性而具有风险的。
那么，就在家庭内部，心理上的比较与换算，就不断形成了一种说不上自觉，却时常发生的心境景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心态上的委屈、憋气、窝火，以及外在表现上的抱怨、牢骚、乖戾、暴躁等等，是一种不自觉的、潜在衡量和换算基础上的“亏损”感觉，是一种至少相对心理需求而言不满足的心理失衡。除了离婚以外，家庭几乎是女性命运航线上“最后的港湾”，是生命朝夕栖息的窝，因而在家庭中、在老公那里将亏损“找补”回来，将回报索取回来，将失衡弥合起来，成为一种“习惯”，在自己的言行中随时绽露，甚至在家庭以外的嘲中流露和蔓延。
或惊涛拍岸，或浪花翻卷，或溪流涓涓，或滴水穿石，总之，只要有机会，我们中国相当多的为人之妻的女性们，总会无所顾忌地敞开心扉，将丈夫的种种劣迹、将自己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将心中积郁的委屈和抱怨和盘托出。其中有许多妻子，即便与丈夫并肩进行过艰苦斗争，也会在需要和“适当”的时候倾吐对“一条战壕战友”的种种怨恨。她们倾倒苦水，尽情诉说，一桩桩无可辩驳的事实铁证如山一般印证着自己的旷世奇冤。
现实生活与完美设计之间、老公表现与心理期望之间的双重差距，本来已经形成失落差。而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之间的差距，使失落差得以强化。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把人类自我实现动机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生的，另一类是后天的。而在后天的自我实现动机中，主要是关怀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家庭生活中，关怀的需要当然是双向的。恰恰满足关怀需要的因素，因性别差异而导致满足速度之间的差异——女性在满足男性的关怀需要时一般都立竿见影；男性对女性同样需要的满足却往往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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