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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有个崔姓妇女，十三岁时嫁给郑家，丈夫死时，崔氏年方二十，其父不忍看她年轻守寡，劝她再嫁，崔氏为表白绝不再嫁的决心，截了头发，割了耳朵，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男人的倾慕和自己的欲念随着花容毁灭一起烟消云散。
到了宋朝，大倡贞烈之风到了荒诞地步。有人问宋朝理学家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女性在这种宣传下，往往做出惨烈的牺牲以保贞节。
如果说为贞节而赴汤蹈火、自毁芳容，能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甚至“百世流芳”，那种守寡的痛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清朝一位“高节妇”，１７岁时开始守寡，守到９６岁而死，７９年中两万八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滋味，任何超常的想象力都难以体会。有一寡妇，丈夫死的时候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儿子长大成人中了状元，结婚的那天晚上，母亲把儿子叫过来，递给他一个包袱。儿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又光又亮的铜钱，上面的字已经磨损。母亲给他讲了铜钱的故事：在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经历了多少难以入睡的夜晚啊！每天夜里我会想入非非，只有劳累才能使我入睡。于是我每天半夜都要从床上起来，把这些铜钱扔在地上，在一片漆黑中趴在地上摸索，直到找到每一个铜钱为止，这时我常常累得筋疲力尽，倒在床上。现在你娶了新娘，希望你别忘了这些。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4）
至今，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也就是说批判贞操、贞节、贞烈的道德、法式，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在支配人的行为的意识中，而且在许多理论上、宣传上、主张上，还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贞节、贞操的观念为依据。有人提出中国应当立“贞操法”、“贞节法”，有人提出对青少年加强贞操、贞节的教育，许多老师、家长、专家甚至提出“靠贞节教育来加强女青年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更多的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实际上依照和运用的也是这些。所谓对“贞节”进行新的解释，所谓保留其中合理成分，所谓“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造和发展等等，其实是不了解这些所谓“传统文化”并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非文明、反价值、反人性、反智慧的集权专制遗风。
一种“道德”，只要求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失效，比如要求女人而不要求男人，在人与人之间堂而皇之地搞“双重标准”，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违反了人性，牺牲自己的幸福，忍受极大的痛苦而对人对己并无实质益处，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剥夺人的“性权”，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殖器官自主支配的权利，迫使一个人依附、顺服别人，甚至让渡自己合法权利才能避免谴责惩罚，它就是不道德的。一个女人为爱情而付出自己的身体，无论以后发生什么变化，当一种“道德”宣判她的贬值、不洁净、低下的时候，这种“道德”就是不道德的。
因此，用所谓贞节、贞操为标准来衡量女人是否自重、自爱、自尊，恰恰是诱导女人自轻、自贱、自弃。正像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还有许多困惑，无法充分运用民主权利，无法全面维护合法权益，无法充分表达自由意志等等一样，女性还有许多的妥协、忍让和无奈。但是，价值取向是要搞清楚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腐朽没落当先进文化，拿着锁链桎梏当精神文明，拿着倒行逆施当与时俱进，那就不仅是女性，也是包括男性在内的民族的悲哀。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1）
无论怎样追求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审美价值都“不平等”。男子的选美大赛和女子的选美大赛无论如何不可等量齐观，一个潇洒标志的帅哥和一个艳光四射的靓女，在性审美的视角面前不等价。因为，男性之美在于力，女性之力在于美。就像雌性的孔雀无论怎样羽毛丰满，在雄性孔雀开屏时也会黯然失色。对于这样的差别最好撇开理性论证，而一言以蔽之——“上帝的安排”。
于是，男权社会维护巨大的男女权利的格序之差，必然以女性的遮掩为重要条件之一，暴露是大逆不道，东西方皆然。怎样婀娜多姿的女体，在衣带包裹下也失落大半性感诱惑，而怎样道貌岸然的君子，在暴露的女人面前也难以无动于衷。“坐怀不乱”指的是行为，不是心理，就连先哲鼻祖，也只管“非礼”的“勿听、勿视、勿动”等等，而不管“勿思、勿念、勿想”，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根本做不到。
别以为西方最早出现裸体画、裸体雕塑等等，就觉得西方始终比东方开化，绝不尽然。在西方，连思想意识，也就是内心的“色心”“色欲”也曾经被禁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欧洲思想解放、技术革命等等之前，是黑暗笼罩的中世纪，性禁锢是黑暗中的黑色精神囚笼。圣·奥古斯丁教皇认为：性生活是罪恶的起源，性欲是传播罪行的渠道。禁欲是当时社会的观念中的主旋律，不仅宣扬未婚者的贞操，而且强调已婚者的节制。基督教开始并没有成形的性伦理法典，对性的理解受斯多葛主义和诺斯替教的影响。诺斯替教大体上由东方神秘主义、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混合而成，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儿乱，用它来指导人的行动，只能造成晕头转向。而基督教、斯多葛主义再一掺和，简直叫人不分裂成好几块就寸步难行。比如其中认为结婚是恶，生育是传递恶势力的工具。所以，人类只有绝种了才能实现善。
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在当时算是“开明”的，因为教义中肯定了性是创造的一部分，因而是善，但对性活动严格限制。一方面反对所有性交，要求禁欲；一方面支持所有可能的性交经验，只要它不是生育的。一方面肯定生育是性交的基础；一方面极力主张童贞。总而言之，要是真的把中世纪的行为规范看明白，并且真的当回事儿（当时也必须当回事儿），就只能找不着北。总得给善男信女们指条活路吧？处理这种矛盾的方法是有的，那就是：内在的态度和思想比外在的行动更重要；在内心、思想上肯定性交的神圣意义，但是要认识到它也是恶的源泉，所以必须禁欲。
当时，社会在教会的这种信条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信仰方式。当时的文学、艺术都体现了对人的自然需要的压抑和否定。那些修行者穿着质地粗糙、极不舒服的衣服，身上绑着沉重的铁块，故意忍着饥渴，睡硬木板。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对女人毫无兴趣，把脸割破，弄出伤痕，有的人把头发剃光。我猜想他们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表示自己拒绝女人的坚决——你看，我都这样了，难道我还是个采花大盗吗？我这是为了让女人不喜欢我，我宁愿如此！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性欲这东西实在难以泯灭，我自残、自戕、自裁，用以驱除邪念。——果然，他们的“修行”颇有成就，历史上诞生了一个有名的“自我鞭笞教派”，平常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就全身心地从事自己的专业：不停地用鞭子抽打自己。当然抽打得越凶，专业水平越高。我看资料看到这里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些人虚伪，对上帝并不怎么虔诚。大概当时东西文化交流太少，他们不了解中国太监。但也应该知道，把那点东西“戕”了不就完了吗？又下不了手。通过抽鞭子这种办法驱除性欲，究竟是不是虔诚，有没有用处，难考。
这一派，无论如何还算有点“自觉意识”，用驱除邪念来祛除好色的根源。而社会上更多的是把好色看成“着魔”，女人才是“魔鬼的化身”。男人们，也包括女人们都相信妖冶的女人是用淫恶来诱惑、迷醉男人的妖魔。被妖魔化的女人，当然首先是国色天香、天生丽质的美女。经常有女人被砍首或烧死，原因是长得美丽。只要有男人迷恋她们，她们就是“撒旦”。即使是品行端正的女人，也有被判“封刑”的，就是用铁面具把脸封起来，那是终生无法摘取的铁罩，让美丽的“妖气”在铁罩中随着生命的苟延而枯萎。许多国家还有一种酷刑，对并不美丽、但曾经通奸的女人在身上烙上一个图案，表明她们有“前科”，用中国的话叫“破鞋”。
欧洲是思想家迭出的地方，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思想上的代表人物。比如，大概是看到了当时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为了提供理论指导，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应运而生，并与时俱进地推出自己的理论著作《论婚姻的善》。思想家到底是不一样，人家就知道将所有否定性欲望的训诫进行理论整合，提出性欲望“本身有恶的趋势”的哲学概括。恶是什么？是正当秩序的缺乏。他虽然赞赏结婚夫妻之间的爱，但有性交是恶的，所以如果婚姻达到善，那就必须根据理性来重新安排性欲望，将它的意义组合进对上帝和邻人的正当的整体的爱中。——明白了吧？性交的时候你不能仅仅爱性交对象，你爱的是上帝和邻居（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成语“同床异梦”）。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2）
结婚有三重目的：为了孩子好，为了夫妻忠实（与通奸相对），为了不离异（与离婚相对）。为了保证婚姻不能实现这三重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他指出仅当性交为了生育的目的时才是正当的，没有生育目的的爱，是有罪的，虽然不一定该死。
善于从根本上谴责性欲，也就是从理论上对性欲进行釜底抽薪式否定的奥古斯丁，将性欲与原罪联系起来。他在《婚姻和性欲》中确定性欲在原罪神学中的地位，认为原罪的作用在性欲反对更高的善的理性选择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其理论学说中最具有“创造性”的内容，莫过于指出原罪的作用通过生育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可以称之为“原罪遗传理论”。而在生育中性欲总是干扰理性和意志。也许，奥古斯丁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关系到理论是否能够联系实际，被落实在行动中，所以，在从7~11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奥古斯丁的学说一直被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推广，比如《苦行赎罪规则书》，详细地列出罪恶的清单及赎罪苦行的实施细则，包括禁止通奸、婚前性交、口交和肛交、避孕甚至某些性交姿势，总之千方百计地保证性交不能离开生育的目的。到了12世纪，老奥的理论有点兜不住了，崇高的爱情冒了出来，性欲与快乐原则也蠢蠢欲动，性与婚姻只和生育有关的“教旨”受到质疑，在一定框架格局之内的争论逐渐展开。
13世纪是以阿奎那为思想标志的时代，他为套在性欲之上的枷锁进行了一定的松动。针对盛行于基督教中的严格主义，他指出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并不主张性欲是内在的恶，这在当时就算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了。道德上的恶是在人性的堕落中，而不是在人性本身。也就是说，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