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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钦？若或沈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张文忠公全集·戒谕群臣疏》）这个诏谕的意思是：神宗登基以来，在一些官员身上出现了投机取巧、呼朋唤友、相互排挤、谗言忠臣等不好的风气。在这些风气的影响下，官员之间怨愤丛生，彼此争权夺利，严重败坏了清明的政治。神宗本来上台就要严肃查处这些事情的，只不过由于担心伤及无辜，因此只需稍微对之进行惩戒。从今以后，希望官员们不要怀有私心、不要拿着俸禄吃喝交游、不要谗言以『乱』政。辅佐的大臣应该主持正义、协调各种关系；内外官员也要恪尽职守；言官们也要敢于直言，明辨是非。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走上清明的境界，官员们也会因为这而福荫后代。如果在这个诏谕之后，还有官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自然会有国法惩治。
张居正的这份宣言是有分量的，他说到做到，就在这次京察的过程中，他就对几个“以言干政”的人严加惩处，免去了他们的官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
在对违法『乱』纪的人严加处治的同时，张居正对于真正的人才则是予以重用。在用人上，张居正的要求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一点，他是在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徐阶当初同样抱持着如此的用人理念，既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也是在提拔士大夫上升。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出身士大夫，有些这样的倾向是很正常的。况且，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出身大多数是士大夫，也就是读书人，这样的人构成了官员队伍的一大部分，在实际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也无可厚非！然而，有人却因为这个而对张居正心存不满。张居正对于这样的不满，抱的是一种清者自清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说：“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脱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他的意思很明显：自己是一心为国，也是为士大夫。如果自己的作为有不合于流俗的，也是由于这些流俗之人想要自己完全代表士大夫的心意。只是，这难以做到。张居正引用佛学的话语，意思是说：这些士大夫其实不用叫自己完全代表他们的心意，只要他们不作『奸』犯科，那就没有必要担心如同猛虎和蟒蛇的国法了。当然，如果这些人执意不改恶习，那就怪不得自己要下杀手，也就不会心存“菩提”的善念了。
此时的张居正，就是如此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尽管有很多人不能体谅自己的用心，那也无所谓，但求自己无愧于心就行了！在国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改革，急需人才的时候，张居正只有坚持自己的用人原则，才能真正地做到“旁求贤哲，共熙帝载”。
经过这一番大力整顿，加上明神宗的大力支持，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旺！可以说，至少在北京城内，官员的纪律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撤掉了一些官员，也任命了一些官员之后，张居正已经为他接下来的大力改革做好了准备。要知道，要完成改革弊政的伟业，靠一两个人是不够用的，而是需要大量纪律严明、工作干练的官员，这就需要改革者在一开始就做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工作。这次京察的成功，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激励与监督的双重机制就改革的第一步而言，张居正是成功了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冷静，没有马上“乘胜追击”，试图实现大跃进，而是通过反思意识到了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且在准备周详之后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第二步，他也成功了。
在第一把火烧旺之后，一般说来，应该乘胜追击，继续燃烧第二把火。然而，做好了官员大换血之后的张居正并没有立即开展他的改革计划。
按理说，此时的张居正握有大权，既然已经有了改革的方针，就应该能够顺利地进行部署，着手工作了！可是，跟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一样，张居正的改革同样遇到了阻碍。
有一帮文人不赞同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改革战略，却要在外患深重的时候实行王政，即所谓的王道政治。他们甚至公然说：“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面对这样的攻击，张居正只是一笑：“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这不只是谦虚，也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审慎。的确，当这帮文人发难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其实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古老问题中徘徊：究竟是应该走王道政治之路呢，还是走霸道政治之路？表面看来，王道政治更有道义上的理由，然而这恰恰说明了这种政治道路的软弱无能：在敌人打到家门口时，唯一能做的却是用仁爱和宽恕去感化敌人，能够起作用吗？
如此说来，走霸道政治才是现实的选择。更何况，并非先贤都一概屏弃霸道政治啊！就连孔子、周公都要谈论粮食和军事，自己为什么不能谈？这些穷酸文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只知道生搬硬套。看来，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主张——明朝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可是，又要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在张居正看来，富国强兵的改革方针中，“富国”是开始，“强兵”是目标。那么，一切就要从发展经济，想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在一封信中，他如此说道：“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路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言边屯》）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没有『政府』官员和天灾的搅扰，农业经济就会发达；农业经济发达，就能生产充足的粮食供给军用；军用充足，士兵打仗才有力气，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道理看似简单，可是要做好就不容易了！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张居正把他的眼光再次投向了改革政治制度。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的六月，张居正联名内阁大学士上疏请求进行随事考成，这就是著名的“考成法”。应该说，这是谨慎的张居正一生中唯一一次创制的新法。然而，正是这一次的立法，使得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有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是否能够产生成效！这就是张居正“考成法”所关注的问题。一项法律、一个政策，如果不能达到预定的成效，那就跟没有法律和政策无差别！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呢？那就需要“随事考成”，也就是对执行的效果进行核实。按照这样的原则，张居正规定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在他看来，只要“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那么就可以达到“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的效果。如此看来，考成法其实是将所有的官员都纳入了一个严格的责任考核体系之中。
有人或许会关心，具体说来，张居正的“考成法”包括哪些内容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张居正要求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本作为底册。
在这些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一概删除之后，再做成两本账簿：一本送给各科备注，实行一件就注销一件，如有积累很久却没有实行的，就由该科上奏，等候处置；另外一本则送到内阁进行查考。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考察具体实施的效果和情况，以做到真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对于这样的奏疏，明神宗自然是十分赞同。他很快就下旨：“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张文忠公全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神宗的意思是大力支持。他也认为，政事如果不经考核，怎么能够知道执行的成绩呢？于是，他决定，以前没有完成的工作，重要的必须立下期限完成；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以及那些需要很久才能完成的事情，就写清楚了报告上来，免得增加公文的麻烦。
有了皇上的同意，张居正的“考成法”开始实行了。张居正久在官场，深知“公文政治”的危害有多大！法律、政策倒是制定了一大堆，可是当它们从北京发出后，就没有多少真正地变成现实。北京的公文到了地方，地方本来应该按规定执行，可是地方官员却只知道“办纸”，不知道“办公”。于是，一纸公文往往就变成了空文！对于这样的情况，张居正久已知悉！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增加『政府』机构，因为问题不在于少了人去执行，而在于有人也不执行；也不能增大立法，因为问题不在于立的法太少，而在于有法也不实施。他知道，真正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法律、政策的执行实行监督和考核，先做好要做之事的账簿，内阁有一本，六科有一本，六部也有一本，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监督和考核系统。
从实行“考成法”以来，明朝的赋税征收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由于“考成法”不关注公文，只关注实效，因此在税收的征缴上避免了从前的缺漏问题，很多滞留在地方的税款收归了中央，使得明朝的国库一下充实了许多。
几年下来，应该收缴的税款大多足额进了国库，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功劳。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赋税制度上实行考成，该征的税收征齐了，却没有因此而加重百姓的负担。这是因为地方官员只能按照规定的征税方案（不仅包括征多少，而且包括征哪些税）办事，向上足额报交税款，就没有了以前为填补税款空白而对百姓『乱』摊派的现象。
其实，明朝的税收问题，不仅出在地方官员身上，还出在大地主身上。举例来说，在某些产粮大州、府，在没有实行“考成法”之前，这些地方的官员为了多捞取税款，因此就往百姓身上摊派。
试想，如果不从税收征缴制度上进行改革，也就是实行税收考成，要求地方官员严格按照规定的赋税制度征税，那就还是会给地方官员以可乘之机，扣留税款、肆意摊派，『逼』得税源灭绝。因此，张居正的办法不是夺田还民，他一方面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