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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驿递制度的弊病，张居正自然是需要大力整改的。可是，改革驿递制度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人会说，这还要问？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对于老百姓就是暴政吗？的确如此！然而，张居正的考虑要更深一层：改革的目标不是要首先实现富国吗？
真正的富国其实最重要的是富民，只有民用殷实，国家才是真正的富强。然而，现在的驿递制度正在妨碍着人民的生活，别说让老百姓富裕，就是让他们过几天安稳日子都没法做到。因次，必须大力整改这个制度。这就是张居正的心思，他的一切作为都旨在实现他富国强兵的目标。
万历三年，张居正提出了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整顿驿递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送应得廪粮蔬莱，州、县止送油烛柴炭，不许重送下程纸札，如有借此科敛者，听抚、按官参究。
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夫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札，及折席折币礼物。
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张居正上面的这些改革措施，其主要意思如下：一、官员不是办理公事的，不许开给勘合；不是办理军务的，不许使用金鼓旗号；就算是官员办理公务，抬轿的人太多，不管官职高低都不予接待；二、抚、按、司、府的官员，不许借口要走远路，而使用驿站；三、设有驿站的州、县，只需要供应油烛柴炭；四、前到北京朝觐的官员，除了带上自己随身需要的人员外，不许又向驿站附近索取车马等；五、所有的官员只要是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都不许给予勘合，也不许使用驿站。
除了上面这些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后来还补充了另外一些严格限制的规定，包括：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分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这些规定对于积弊深重的驿递制度，无疑是一记重拳。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张居正看来还是不够完善，可是没有办法，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么简单的几条规定。最重要的是执行，这也是张居正一直重视的问题。如果没有真实效果，制度规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
这里，张居正再次使出了他的法宝——考成法。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各种制定好的规章制度都要严格执行。为了敦促新法的执行，张居正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儿子回江陵考试，叫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让仆人骑驴回家祝寿。首辅的带头严格执行，使得各级官员都开始严格要求起自己来。
在整顿驿递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敢『摸』老虎屁股的，不过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到驿站，被人给弹劾了。虽然侯东莱是张居正的得力手下，镇守边疆有功，但是张居正仍然不徇私情，把侯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不能因为一个巡抚和朋友，就破坏新法。
整顿驿递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关于衍圣公使用驿站的问题。衍圣公其实就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子孔尚贤。这个家伙毫无圣人后代的作风，不仅一点不知道体恤百姓，反而在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时，肆意『骚』扰沿途驿站，搞得怨声载道。实在忍不下去了，山东布政只好报告了张居正，张居正坚决地回答说：“今内官、勋臣小有违犯，动被绳治，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徐中台》）张居正在这封信里，表达了如此的意思：就算是圣人的后代，也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不能因为是圣人的后代就放宽不究，反而应该“一体参究”。
在他看来，现在大小官员违反法律，都要绳之以法，可是孔尚贤却逍遥法外，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算是孔子活到现在，也要严格遵守法律，何况他的后代？因此，以后只要孔尚贤再『骚』扰驿站，就依法处治。
到了万历九年，孔家出了一件大事：孔尚贤的庶母郭氏把孔尚贤告了，这件家事最后竟然闹到了需要朝廷派员查勘的地步。于是，张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就乘机重新商定了衍圣公入朝进贡的办法，张居正的意见如下：“……中间处分孔氏朝贡一节，极为得中……窃以为宜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贺，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张居正的意思就是说，衍圣公不要每年都来进贡了，而是三年进贡一次。这样一来，这个“沿途生事百端”的衍圣公就会少给百姓添些惊扰了！
关于张居正的改革弊政，我们就讲这些。其实，他的改革措施不止以上所述，比较重要的还包括改革学政、改革水政等。可以说，他的这些改革几乎都取得了暂时的成效，因而使得明朝在他当政时期出现短暂的中兴。
然而，张居正毕竟只是一代名相，他能够在生前改变明朝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却不能在死后继续保持他和他的改革措施的力量，因此明朝也仅仅延续了七十二年的国运。这不能不说是这位治世之能臣的悲哀！
张居正十讲 第五讲 治河：明王朝的政治顽症
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面临着治水的难题。在张居正当政时期的明朝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明朝治水不仅有着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的考虑，而且还有着特殊的政治、军事考虑，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考虑，使得张居正这个并非水利专家的政治家煞费苦心！
积重难返的水利难题
治水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面临的大事，明代也不例外，张居正身处的时代，南北的粮食运输主要依赖运河，而运河又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官员提出了修筑新河的想法，最终却因为不切实际，被张居正否定了。在否定这个提议的过程中，张居正同样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可是北方并不是当时的产粮地区，其他经济也不发达。
明朝真正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尤其是在苏杭二州，这里是当时的产粮大区，有着“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由于这个原因，北京『政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每年所需的四百万石粮食，都是从南方调济过来的。要调济物资，自然就需要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然而，当时从南方到北方的物资运输路线，就只有一条大运河。
有人会觉得，有了这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还需要为运输物资发愁吗？这样的想法其实是缺乏对大运河情况的仔细了解的，大运河实际上并不像书本上或者传说中说的那样便利和畅通无阻。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运河到洪泽湖时，就会遇到从安徽流来的淮河，这条河会在运河的清口与黄河交汇。这里是第一道难关，因为一旦遇到黄河涨水，就会堵塞河道，运河就无法运输；再接着往上走，当运河到达徐州的茶城时，接替运河工作的就是黄河，也就是黄河的这一段便是运河，这里是第二道难关，也是最危险的关口。因为黄河做运河，遇到涨水时水量太大，会使南方的粮船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而遇到枯水季节水量又太小，粮船便要搁浅在河中，无法顺利到达北京。
大家想想看，这样一条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运河，怎么能够担当起为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运送物资的重任。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北京事实上处在国防第一线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南方的物资一旦不能顺利运到北京来，不仅关系到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温饱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大明朝的国防安全。
可是，就是这样一条至关紧要的运河却老是发生问题，这怎能不让人为此发愁？
张居正就是为了这条很成问题的运河煞费苦心！他也知道，将整个国家、北京的安全和温饱完全交给一条根本无法捉『摸』和控制的运河，是很危险的事情。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就肯定小不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尽快想办法治水。张居正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就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黄河在邳州决口了。这样一来就使得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水很快变浅，正好将前往北方的粮船搁浅在黄河里，一概不能北上，情况异常紧急。可是，又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治水呢？
在张居正当政之前，曾经提出过两种解决运河问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不一定非要依靠运河，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海运来解决南方物资的北调问题。提出这种办法的人还设计了一条海运的路线：从太仓、嘉定沿东海航行，就可以到达天津；到天津后无论陆运还是河运就非常方便了。
路线虽好，却不能保证运粮船在海上不会出问题，因为那时的航海技术毕竟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当使用这个办法出现事故之后，明朝『政府』就没有再利用海运进行南粮北调了。第二种办法就是修胶莱新河。正是在对是否应修这条河的争论中，张居正第一次碰到了治水的难题。那么，胶莱新河是怎样一条河呢？张居正对开通胶莱新河持什么态度呢？
胶莱河是发源于山东高密县的一条入海河，有两条支流，一条在北边，一条在南边。由于南边的支流在胶州的麻湾口入海，因此被称为胶河，而北边的支流则在山东掖县的海仓入海，所以被称为莱河。两条支流之间隔着一个高大的分水岭。那么，什么是修胶莱新河的计划呢？胶莱新河其实就是将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从中凿开，开通一条水道。可是，开凿胶莱新河能解决运河的问题吗？
在提出这个办法的人看来，胶莱新河可以替代一段异常危险的海运路线，进而将原来的海运路线变成如下情况：从南方出发的运输船先走海路，到达胶州麻湾口时，逆流而进入胶河；在胶河航行一段之后，就往北进入新开凿的胶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