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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居正满腹牢『骚』，但实际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俺答方面已经决定要入贡了，并且还替鞑靼其他各部作了保证，现在就要看明朝朝廷怎么决定了。当时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封俺答为王及其亲属为官；第二是俺答及其部下入贡；第三是互市，也就是在封贡以后，明朝北边和俺答的部落在规定的日期和地方进行贸易往来。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三个问题都不难，全都是有好处的，明朝『政府』为什么要犹豫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问题并不简单。首先，俺答只是鞑靼一个部落的首领，他并不能替其他部落作保证。这样一来，即使是与俺答部落互市，而其他部落却不互市，那么贸易往来就会有遭到劫掠的危险。其次，有的大臣也担心，封贡、互市以后，中国北部的边防，有因为长久不训练而日益荒废的危险，这自然不利于长久的国防安全。正是在这些顾虑之下，明朝『政府』迟迟没有作出决定。
这个时候，反对封贡、互市的力量很大，比如兵部尚书郭乾就引用明世宗禁止马市来反对互市，而给事中章端甫则说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可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王崇古上疏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王崇古的意思自然是请求朝廷封贡，这无疑是和张居正的主张同出一辙！
除了上面比较笼统的请求封贡的内容之外，王崇古的上疏里，还具体说到了与封贡有关的八件事：议封号、定贡额、议贡期、立互市、议抚赏、议归降、审经权和戒狡饰。这些事情都是针对封贡提出的详细策略，有利于封贡事宜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个上疏，同样也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包括内阁大学士李春芳、高拱和张居正，反对者中甚至包括了兵部尚书郭乾。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竟没有了主意。没方法，明穆宗只好下诏召集廷议，也就是由与会大臣发言，最后由皇帝作决定。
廷议开始了，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赞同封贡、互市，而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则坚决反对。看来，赞同的是大多数，现在是明穆宗作决定的时候了。大家知道，穆宗是个凡事都要与大学士商量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高拱等人就抓住机会极力怂恿穆宗赞同封贡和互市。于是，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意思就是允许了封贡和互市，同时也需要大力加强整顿国防。
穆宗作出决定后，明朝『政府』很快制定了决策：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换句话说，这些昔日入侵明朝北部边疆的鞑靼骑士，现在都成了明朝的军官。从这之后，北部的疆土可以暂时安宁了。
在这次的成功中，最大的功臣自然是张居正：没有他的支持，王崇古就不能顶着那么大的压力上疏请求封贡和互市；没有他的机智，在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就不会有廷议的召集；没有他，明朝最后作出的决策也无法执行。就在一切都已经顺利结束的时候，张居正的谨慎再次出现了，他向王崇古提出了四件必须小心的事情：第一，在开市之初，老百姓由于以前的战『乱』会不愿和鞑靼交易，因此最初需要由『政府』进行安排，让老百姓知道互市有利可图，这样百姓就会前来进行贸易了；第二，鞑靼会有人来买锅，由于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因此轻易不许卖。广锅不能铸造兵器，可以出卖广锅，但是卖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来交换；第三，鞑靼使者都不许入朝、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第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劫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防备。
这些看似细微的事情，张居正都考虑到了。这就像他对将才的识用一样，眼光永远是那么敏锐和独到。正是在他这种善于识用将才的敏锐眼光的作用下，明朝的国防才日益走出了疲弱，一天天地变得强大起来，中国北部的边疆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机！
张居正十讲 第七讲 清廉：能臣的软肋
现在只要一说起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大家心里都会产生对他们是否清廉的怀疑。权力太大，而掌握权力的又是有着这样那样缺点的人，因此难免会出现不廉洁的行为。但是，一个官员有些时候的所作所为，不能简单地用“清廉”还是“腐败”来下结论。这样一种情形，同样适合于明朝的首辅张居正。
学生的反噬
事业上最可悲的事莫过于被人反咬一口，尤其是当这人还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时，更令人心寒。张居正不幸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学生刘台因为不满张居正的批评，因而捏造事实，攻击他腐败。最终张居正依靠着神宗的信任渡过了难关，而造谣者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按照时间顺序，最先出来检控张居正腐败的是一个叫刘台的人。刘台是个什么样的人？据史料记载，刘台在出来检控张居正时，官居巡按御史，也就是进行监察的官员。
大家都知道，在明朝，御史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明朝就是一个注重监察的朝代。按照制度规定，这个刘台的确有权检控张居正的腐败行为。可是，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刘台与张居正不仅同朝为官，而且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刘台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所取的一个进士。那年，张居正担任主考，刘台前来会试，按照古话，他就是张居正的门生，这两人是师徒关系！
这就让人觉得纳闷了：这个刘台为什么要告自己的老师呢？他真的是那样大义灭亲吗？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正受宋明理学熏陶的明朝末年，儒家的伦理观念几乎就成了天大的人生准则，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要严格信守。这些伦理观念之中，就包括了学生对老师的敬戴。在必须对之尽忠尽孝的天地君亲师之中，老师虽然排在最后，但是也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任何冒犯老师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自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么，刘台为何要冒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弹劾自己的老师呢？起因还是要从万历三年的辽东大捷说起。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明朝取得了少有的抵御外敌的胜利——辽东大捷。辽东一直就是让明朝『政府』、尤其是让张居正最为担心的边疆。这次的胜利，着实让张居正高兴了一阵子。然而，他很快就陷入了郁闷之中。怎么回事？原来，按照规定应该由辽东巡抚张学颜进行的奏报，却被巡按御史刘台捷足先登，抢先报了喜。有人会觉得奇怪：捷报到来，张居正还有什么好郁闷的呢？这样想的人其实并不明白明朝的官职制度。按照明朝的官职制度，巡按和巡抚的职权是根本不同的。明英宗正统四年的时候，对于巡按御史的出巡事宜曾经作过如下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
这里说到的总兵、镇守官就是巡抚，而风宪官则是巡按，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巡按没有过问军事的职权。具体到辽东来说，这里巡抚的全衔叫做“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换句话说，军事上的事情，都属于巡抚职权的管辖范围内。虽然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一方面随着时代的久远，某些规定容易失去原先的约束力，另一方面这个规定本身也容易让人混淆，因此深明政治制度的张居正早就意识到，对于这一点必须严加要求。他在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窃谓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张居正的意思是：巡抚和巡按的职权是不同的，巡按的职权是振作纲纪、检查『奸』邪、提拔贤哲和处置贪官，而巡抚则是负责准备钱粮、征收赋税、训练军备和安抚百姓的。但是，现在却存在巡抚和巡按的职权混『乱』，相互侵权的事情，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明显，张居正最担心的就是巡按侵越巡抚的职权。在他看来，巡按的这种行为是在“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因此是“大谬”。为了纠正这种错误，他在这封信中，明确地列举了巡按和巡抚的不同职权：巡按的职权是“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而巡抚的职权则是“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大致说来，前者就是负责监察，后者就是负责军务，绝对不能够“舍其本职”，侵越对方的职权。
张居正的这种严格要求是有他的道理的。从历史上的战例来看，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巡按太多干涉巡抚的职权行为，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比如就在取得辽东大捷的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三边总督石茂华就因为御史过于着急地督促作战，只好轻率冒进，结果导致作战的失败，损失惨重！在这次失败后，张居正平息掉心中的怒火，给石茂华写了一封信进行告戒：“今之时政，与先年异。公受分陕之寄，凡事当守便宜，谋定而后发，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议也。”（《张文忠公全集·答陕西督抚石毅庵》）在这里，张居正明确地要求边疆的督、抚在军务上要自主，不要受到御史的干扰和牵制。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张居正已经去世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杨镐镇守那时已经岌岌可危的辽东，由于受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一阵紧似一阵的督战，只好贸然进兵，结果造成了辽东战场的空前大败。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失败，跟明朝急剧衰落的大局脱不开关系，即便是没有督战也难以取得胜利，那么万历三年的军事失败就完全是巡按侵越巡抚职权的结果了，因为那时的明朝经过张居正大力地开源节流后，国力已经得到了增强，应付局部战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如此看来，张居正对巡按和巡抚之职权进行明确分工的要求是既有法律规定，也有事实依据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决策。
在了解了明朝官职制度和现实的情况之后，大家就应该能够明白张居正的郁闷了。按照规定，军务上的事情是归属巡抚管的，而报军功同样是军务，因此也属于巡抚的职权管辖范围之内。刘台既然是一个巡按御使，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报军功了。可是，他却捷足先登，虽然是一件好事，却同样犯了大忌！
有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张居正的郁闷没有必要，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人家不就是来报喜吗，就算是侵权抢了正式报喜人的先，也是出于好心，何必揪住一点儿小错不放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