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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长久居于自己之下的缘故，因而越发觉得自己肩上这副帝王之师的担子太重了。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卸下担子，因为一方面自己是先帝的托孤重臣，本身就负有辅佐和教育神宗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身为首辅，自然也要对皇上的教育负责。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明知山有虎，却偏要向虎山行了！
作为皇帝的老师，张居正的难处还不止是要用心处理好与李太后、冯保的关系，处理好与明神宗的关系，还要解决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必须负责好对明神宗的教育，以期培养出一个有道的明君，因而他需要一面用心教神宗学问，另一面要改善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为自己当皇帝老师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其次，张居正身为首辅自然要关心天下的教育状况，而他作为帝王之师自然就是天下之师，因此也需要注重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
换句话说，对明朝当时在教育制度上的问题进行整治，就应该是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的本分。那么，明朝的教育制度又有着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让身为帝王之师的张居正觉得为难呢？
明朝的公立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各级学校制度。在中央、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它们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立大学。往下走，到了府就有府学，到了州就有州学，到了县就有县学，到了乡村之中还有社学，这就是明朝的学校建制。然而，将府学、州学及县学与社学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有一定的限额，这些数量额由各省的提学官统一管辖，而社学则允许老百姓的孩子自由进入学习，并不受学生数量定额的限制。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学政”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学生数额的限制上。对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进行限额的规定，是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的。
当时的规定是：府学中的学生限额是四十人，州学的学生限额是三十人，县学的学生限额是二十人。为什么会作这个规定呢？原因一方面在于可以挑选优秀的学生入学，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入学的人每天都可以享受廪（音同“凛”）膳，也就是可以免费供应饮食，因而这些学生也被称为“廪膳生员”。对于“廪膳生员”的饮食供应，洪武十五年的规定是：“廪膳生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取一石米，其他的鱼肉盐等物品也由官方供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制度规定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到了明宣宗宣德三年的时候，就有了新的规定：在府学、州学和县学各设“增广生员”，他们的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对于这些人，国家并不供给米，但是他们和“廪膳生员”一样，可以享受免去其家里三个人的差役。也就是说，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进入这三级学校，就可以使三人免役。这样一来，社会上又少了履行差役的人，而这些差役就要转移到那些没有入学的人身上。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地方『政府』在添设了“增广生员”后，接着又添设了“附学生员”，他们享有的权利跟“增广生员”是一样的，同样不需要服差役。大家想一下，这样的教育制度，不养出许多游手好闲之人才怪！
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民间叫做秀才）如果继续努力考中举人或者进士，自然就脱离了地方，也给地方少了负担。可是，一旦这些人再没有进取的可能，他们在乡里就形成了一股白吃白喝、整日东游西逛的寄生虫势力。
这些人事实上也是地方上的特权阶级，他们勾连在一起，成为所谓的“学霸”。他们不仅鱼肉百姓，甚至还压迫到地方上任的官员，危害深重！无疑，这帮人已经是明朝的一股地方恶势力，迟早需要铲除。这便是明朝的“学政”问题。
其实，在张居正下决心整治明朝的“学政”问题之前，明朝『政府』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已着手整顿过。嘉靖十年的时候，明世宗曾经下旨说：“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明会典》卷七十八）这个问题积弊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虽然有『政府』出面的大力整顿，到张居正当政时，学政问题依然很严重，学霸依然非常嚣张。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学政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省的提学官，因为新增设的生员，就是他们干出来的好事。因此，在改革的开始，张居正认定只有管理好各省的提学官，才能够控制生员。他在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就说服神宗特敕吏部要“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可是，改革到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仍然没有见到问题的好转。于是，他上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比较了自己幼时所见之提学官与现在的提学官，认为前者“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而后者却“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所以，需要在提学官的人选上慎重选取。
改革已经一年，却未见成效，究其原因则在于“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也就是说，那些想要解决学政问题、奉公守法的人，往往被群起而攻之，而那些不愿改革的人却受到了赞誉。因此，如果想要真正地改革学政问题，首先就需要改革学风。所以，在这个上疏的后面，张居正列举了十八个整顿学风的条款，下面将主要的内容列出来：“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一、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音同“帽”），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一、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以上三个条款，分别针对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提学官聚集学生，表面讲学，其实“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其二，生员的多而且庸滥问题；其三，生员的考核问题。从这些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整饬学风的用心：首先，他反对游谈，提倡实用的学问；其次，他要把学霸的根源斩断，所以裁减学额；最后，他严加考察生员，不让他们滥竽充数。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有了考成法的作用，到了万历初年，明朝的学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神宗下诏毁去天下书院。学额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至于生员的素质，自然也得到了提高。
在学政的问题上，张居正的确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可是，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为难。上文说过，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为，也是为了负起给天下当老师的责任。
他身为帝王之师，理应也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老师，他整顿学政和学风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尽自己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然而，要尽到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谈何容易？
大家想一下，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难道就不会开罪于人？要知道，在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领导阶层，一旦得罪了这个阶层，就会引来一些麻烦和风波。那么，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又得罪了当时的哪些领导阶层呢？其实，他得罪的是士人阶层。
不仅在明朝，在几乎整个中国古代，士人也就是读书人，都是政治的核心，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权力资源，既『操』纵舆论，也执掌政权。他们虽然在为皇权政治服务，但他们却是事实上的统治者。
其实，张居正自己也是士人出身的首辅。这种身份让他的改革有些尴尬：为了改革教育的弊端，他不得不向士人开刀；但是，他自己也是士人。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向自己的同类开刀。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士人，张居正比起那些学霸士人来，更加符合儒家意义上的士人要求，因此他就照着这个要求大刀阔斧地改革了，进而他也招来了士人阶层的许多非议。正是这些毫无理『性』考虑的非议，使得张居正改革教育弊病进而做一个优秀的天下之师的事业变得艰难起来。
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因为在他之前，明世宗曾经主张沙汰生员，但却没有成功；在他之后，明思宗时的大学土温体仁也提出沙汰生员的主张，却遭到了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的弹劾而失败。因此，可以说，只有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才真正取得了成效。看来，他对自己的同类下手，是下对了！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下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是很难取得如此成绩的。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仍然没有忘记继续整顿学政，他在一封信里如此说道：“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