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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他可不甘愿在翰林院待一辈子，不做官就不做，要做就要当上“为君补华裳”的宰辅！对于这样的人，长久的忍耐和等待，只会让他觉得异常郁闷和愤懑。
这样的情绪，在杨继盛下狱以后，就更加强烈了。然而，现实却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就连身为内阁要员的知己徐阶都要如此，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能做的，就只有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给自己的政敌拜寿，给昏庸的皇帝称颂。除此之外，就只能在诗中宣泄自己的一腔哀怨了：《述怀》岂是东方隐，沈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
《蒲生野塘中》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借，靡为泉下泥。
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
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
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
（均见《张文忠公全集》）的确如此，在那样一个“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的时期，还不如“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呢！让那些“但为后世嗤”、“黄犬”一样的权贵们见鬼去吧，我要去“种松”、“植兰”了！逃出这个纷纷扰扰的北京吧！宏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道的『奸』臣无法灭除，知己的沉着无法入怀！
这时的张居正虽然年仅而立，但是已经满心忧伤。人生的痛楚，他已经感受太深，竟觉得衰老病倦了！
终于，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张居正留下一张病假条，回了江陵。临行时，他给老师徐阶留下一封名为《谢病别徐存斋相公》的长信。
在信中，他隐隐地抱怨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意思是指明徐阶的内外不一、一味等待，因此劝他“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
然而，在徐阶看来，这仍然是青年的口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披腹心，见情素”，说得容易！难道不知道在一心宠信严嵩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的罪过，实质是在指摘皇上吗？杨继盛的结局还没有看到吗？
并非徐阶不意如此，只是为了国家和自己的安全，还是隐忍些好！经验果然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编修已经忍耐不住，归隐田园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继续忍耐。徐阶心想：“既然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那就让他去吧！我宁愿‘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心怀天下的归隐者张居正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当他面对混『乱』不堪的政局时，自然就生出了出世的念头。
然而，心怀天下的张居正，即便是在出世的时候，仍然没有全心投入归隐的生活。他还在记挂着北京的政局。张居正离开朝廷后，政治生活依然混『乱』不堪。这里我们只关注他的出世生活。据张居正的《先考观澜公行略》中记载：“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
意思是说，他的归隐时间有六年，也就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其实，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居正就已经销假，这在他的《种莲子戊午稿序》中可以找到证据：“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
甲寅年就是嘉靖三十六年。如此说来，张居正真正归隐的时间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整整三年。
可是，为什么他要说是“六年”呢？原来，他在嘉靖三十七年曾经便道回家，嘉靖三十八年才回到北京，因此“六年”只是个笼统的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年张居正过的是怎样的出世生活呢？通过了解这三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就能看出他那种明显的双重『性』格！
一般说来，古人在隐居的时期，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是出世的情怀、『性』格。然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他们即使在这时，仍然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性』格，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这种双重的『性』格在已经归隐的张居正身上同样存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出世『性』格吧！
说起张居正的这段归隐生活，一般都要引用他的儿子张敬修的《张文忠公行实》。在这本书里，对张居正三年的归隐生活，作了如下的记载：“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音同“船”），种竹半亩，养一癯（音同“渠”）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这段记载跟周圣楷《张居正传》上的记载几乎一样，后者说张居正“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
据此，许多人就说这便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住在一个清幽的小茅屋里，种竹、养鹤、读书、养神。整个一个隐者风度！
这就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吗？曾经雄心万丈的他真的就能如此沉寂，从此恬淡吗？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的记载是完全虚构的。毕竟，这种生活对于被北京纷扰的政局整得烦闷的张居正来说，既是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他期望着这种生活，儒家读书人心中那种穷则独善的精神要求他跟那些肮脏的政治人物划清界限，躲进一个清雅的世界里修身养『性』；他也应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生活让他摆脱时局的纷『乱』，他就没有重新校准自己的目标，理顺自己的思路和再次蓄积力量回京展开政治权力之争的机会。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对于张居正的一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些记载并没有反映张居正这三年的全部生活状况。
很显然，作为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政治家，即便是在归隐时期，也是心系政局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张居正的生活，并不像上面说的那样是完全恬淡的。
他的确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文，但正是在这些诗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时政的关心——那颗火热的入世之心在清寂的出世情怀下，从来没有停止跳动！
先来看一首写于嘉靖三十三年的诗，名为《登怀庾（音同“语”）楼》，其中有如此几句：“但恐濛汜（音同“四”）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时的张居正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这个曾让他厌烦的地方还是让他“顾望但怀愁”。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心冷，他还是惦念的。
想到自己的大志未酬，前途未料，顿时觉得“身世徒悠悠”。可以想见，张居正肯定搁不下政局，其一是因为自己没有获得大权，其二更是因为大权落在『奸』臣之手，国家前途危险。一旦念及，怎能让他不牵肠挂肚？
如果说这首诗中对时政的牵挂显得不那么明显，那么下面这首诗，就将这种牵挂彰显无遗了！这首诗名为《闻警》，大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内容如下：“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音同“猴”），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音同“户”）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九月，俺答又进犯大同和宣府，十二天以后，更是进犯怀来，使得北京戒严。这样危急的国难来临，张居正怎么坐得住？
但是，在野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别说是他，就算徐阶也是束手无策。那个可恨的严嵩还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刮收民脂民膏！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疼惜起自己的身体来，“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优游于林下，时局让他如坐针毡。
除了写诗发泄心中的郁闷外，张居正没有停止对老百姓生活以及地方政治的考察。
在他的观念中，本来以为大明朝政治上的腐败主要是在朝廷，主要是由于有了个只知道“货财上流”的严嵩。但是，这次回到地方，通过观察，他发觉自己错了：地方『政府』同样腐败不堪，甚至有过于中央。
真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在一篇名为《荆州府题名记》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荆州府的社会问题：“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螅诱ù谝巍Ｔ俦涠锔巢痪睹袷б担窨嘤诩娌ⅰＳ直涠然г泳樱莆比ㄕ谆涤谕得摇９势涫敝沃选７欠蛏蛞忝鞫希磺幸哉杭椤惶薇祝饰抻墒て淙味淇煲印！保ā墩盼闹夜罚┦率档娜啡绱耍旱笔钡拿鞒诜屏μ螅晌蟮木煤驼胃旱＃欢蟮刂鞯耐恋丶娌ⅲ质沟闷睹袷б担焕习傩粘圆黄鸱梗穹缫脖涞谩杭椤徽酱Χ际峭登溃缁嵛侍庵丛幽呀猓跤谝郧啊�
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说明他并没有对现实闭上眼睛，他仍然在敏锐地注视着自己周围的社会。他甚至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意思是说对宗藩进行限制，对大地主进行制裁，对巧诈的人施行法治。
可是，这些都需要实权在手的前提下才能施行。但是，张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他没有对现实完全灰心，仍然抱持着一旦时机到来就出山为官的心思，但是这时的他还不能走出去。他还要继续修身养『性』，还要继续留在基层，观察民生疾苦。在一篇名为《学农园记》的文章里，他如此写道：“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张文忠公全集》）不用多言，这一段自然是在写他归隐田园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在耕作之余，他还观察着百姓们的生活：“每观其被风『露』，炙熇（音同“鹤”）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音同“面”）；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音同“犁”）夜泣，逋（音“bu”）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张文忠公全集》）百姓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风餐『露』宿，没日没夜地辛劳，才能勉强得到温饱。如果遇上年成不好的时候，收租的官吏再来敲诈一下，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张居正为百姓们的疾苦而生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