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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比那些资历高于自己的大学士们取得了更多的实权。
可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张居正在处理政治关系时有些困难了。为什么？上面已经说过，张居正跟徐阶的关系更为亲密，他跟高拱虽然没有什么冤仇，甚至关系还不错，但是徐阶才是一手提拔张居正的人物，张居正不得不跟他走得更近。
这样一来，当徐阶和高拱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就是到了考验张居正处理政治关系能力的时候。
也就是在张居正连升三级那年，徐阶和高拱的矛盾爆发了。其实，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两个内阁大学士直接跳出来相互攻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厉害的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打手，自己不好出面的事情，自然就是打手去干了！
比如，在明世宗病重时，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就因为高拱擅离职守去干私事，把他给弹劾了。这件事情虽然传到了世宗那里，可是世宗病得『迷』『迷』糊糊的，哪里管得了这些事！于是，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不闻不问，让它过去。
高拱虽然没有受到处罚，可是这家伙肚量不大，一定要找出背后指使，因为他知道小小的吏科给事中，是没有胆量和必要跟自己过意不去的。
找来找去，他认定是徐阶指使的，因为胡应嘉和徐阶是同乡。这样一来，两个本来就因为权力太靠近而心存不满的大学士，一下就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高拱自然是要报仇的，徐阶也不怕：“毕竟你高拱只是次辅，权力在我徐阶之下！”
机会终于来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了六年一次的京察。京察是个什么样的制度？说白了，就是每隔六年，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五品以下的在京官员，而四品以上的官员则申请自陈功过。
这个制度是明孝宗弘治十七年批准实行的，每六年举行一次。在实质上，它是一种官员纪律检查制度。
除了京察之外，明朝还有所谓的“闰察”，它是一种特别考察制度。由于明朝的官员制度实行终身制，因此对于官员的考察，除了张居正当政之后实行的“考成法”之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京察和闰察了。这样，考察官员纪律状况的权力就成了吏部尚书和御史的一项重要的制约权力。
现在这个权力掌握在杨博手中，他正好可以利用京察的机会去除异己。
不久，京察结果出来了，很多御史和给事中都受到了降黜的处分。可是，细心的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杨博是山西人，他的老乡凡是在京城做官的都没有被降黜。这自然会招来他人的怀疑和记恨，尤其是那些被降黜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几乎都认定杨博在背后做了手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应嘉再次站了出来，把吏部尚书杨博给弹劾了！胡应嘉弹劾杨博的理由是这个人公报私仇，没有秉公执法，反而庇护老乡。
按理说，这些理由都是有根据的，可是胡应嘉在弹劾之前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是吏科的给事中。
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如果胡应嘉是其他部门的给事中，去弹劾杨博的罪过，是行得通的。问题就出在他是吏部的给事中，却偏偏去弹劾吏部的尚书。这样一来，就给了别人前后不一、出尔反尔的印象。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吏科给事中既然是吏部的官员，在吏部进行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自然也应当参加；在京察的时候没有提出异议，京察结束了才提出弹劾，这太说不过去了！
这样一来，胡应嘉的小辫终于被高拱给抓住了。他在征得了明穆宗同意内阁对胡应嘉进行处罚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报复。
当然，高拱这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即便是到了胜券在握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出头，以免被枪打，因此他只是传达了明穆宗的意思，然后就静待其他阁员的态度。
这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内阁里面，郭朴和高拱同乡。他明白高拱的报复意图，于是就坚决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看到有人支持了，高拱开口附和道：“应当革职为民。”
说完，两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徐阶。球踢到了徐阶脚下，徐阶看看郭朴，再看看高拱，这两位都像要把自己的嘴撬开一样盯着自己。大局已定，自己就算要保胡应嘉，也回天无力了。于是，徐阶只好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徐阶和高拱的第一次交手，以高拱的胜利告终！那么，张居正呢？在这件事情发生时，他在干吗？张居正这时正好忙于侍讲和其他日常事务去了，没有机会参与这场明争暗斗。
其实，他没有参与是好的，因为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允许他轻易出头。最好的处世策略，就只有低调和谨慎，这样才能保存住自己的实力。
就在张居正保持低调的时候，再一次的内阁权力斗争又开始了。事情的起因，仍然是由于上一次的京察。大家知道，在上一次的京察之中，不仅胡应嘉被革职为民，另外还有许多给事中和御史也遭到了降黜的处分。其实，一般说来，在京察中吏部尚书是谈不上要降黜给事中和御史这些所谓的言官的。可是，这次杨博就不信这个邪，偏要『摸』一下老虎屁股。然而，老虎屁股不是那么好『摸』的。
他这样一整，几乎惊动了所有的言官。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全部将矛头直指杨博背后的高拱，因为他们知道，没有高拱的指使，杨博不敢这样干；没有高拱和郭朴的专断，胡应嘉不会革职为民。
大家都是同行，倒了那么多言官，自然让剩下的言官们心惊胆战，于是他们来了一次大联合：一起上疏弹劾高拱。首先是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弹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接着，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弹劾高拱，御史郝杰甚至直接说高拱“无宰辅器”。言官们这次齐了心，大有不把高拱整下台不罢休的气势！
面对汹涌澎湃的“倒高”浪『潮』，高拱表现出了一个真正政治家的沉着和冷静。他并没有惊慌，而是仔细地思索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没有达到平息事态的效果，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多的言官齐心弹劾自己，决不是这些言官自发组织的，肯定有人安排和策划，而这个策划人就是徐阶。
高拱这样想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因此他只好按下心中的怒火，静观徐阶怎样来应付。如果徐阶顺应言官们的要求，那么他肯定是主谋，自己到那时再出手也不迟！
在不知不觉中，球再次踢到了徐阶的脚下。面对言官们整垮高拱的决心，徐阶一方面觉得得意，另一方面，他的老成告诉他不能急于求成，想一下整倒高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搞不好会两败俱伤。可是，当时的形势已经容不得他不出面帮助老部下胡应嘉了，于是他拟旨让胡应嘉去当了建宁的推官。
可以想象，徐阶这样做，已经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力了。然而，那帮子言官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次上疏弹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
这个罪名严重了，高拱只好上疏一边为自己辩护，一边请求辞官。高拱自然不会甘心就这样离去，他的请辞仍然是一种政治手腕——他在等待徐阶的手软。
这下，徐阶反倒为难起来：对手都已经做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了，自己如果这时赶尽杀绝，会给人留下话柄。于是，徐阶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也骂起言官来，实际是叫他们快点儿住口。
如此一来，徐阶就中了高拱的苦肉计。见徐阶手软了，高拱就顺势来了个得寸进尺：他希望徐阶拟旨，把那些上疏弹劾自己的言官们廷杖一下。
其实，这又是高拱在试探徐阶：“我故意用狠招对付言官们，看你徐阶会不会心疼；你心疼就说明我的猜测没错！你跟言官们是一伙的！”果然，徐阶知道高拱的意图后十分为难：廷杖吧，用不着得罪这些言官；不廷杖吧，也会得罪高拱。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不廷杖，理由是他决定不和言官结怨，为了一个高拱不值得！
这一下，高拱终于认定了徐阶的“真面目”，他开始了再一次的报复行动！
高拱心想：“你徐阶不是有言官吗？我也有，难道怕你？”于是，不久之后，御史齐康就对徐阶提出了一次弹劾，罪名无非也是擅权、专断等。然而，这个齐康在弹劾之前没有充分估计形势，他不知道自己弹劾徐阶实际是在跟所有的言官作对。
果然，那帮“倒高”的言官又齐心把齐康给臭骂一顿。齐康自然不会示弱，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口水战，相互弹劾起来，互骂对方是在结党营私，党魁就是徐阶、高拱。
一时间，北京城热闹异常，开纸店的老板发了财，因为大家都需要用纸来写上疏。
正在北京的言官们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南京那边弹劾高拱的上疏也传到了京城。正是这个上疏直接导致了高拱的第一次下台。
有人会问：是什么上疏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原来，这跟明朝的监察制度有关系。我们知道，明朝的京察有着很大的权威『性』，凡是五品以下的在京官员都需要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检查，一旦在京察时被贬黜的，连皇帝也不能为之说情，这被称为“上剋下”。
有了“上剋下”，就有“下剋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京四品以上的官员是不接受京察的，他们在京察的时候，只需要照例“遵诏自陈”，也就是陈述个人的过错，等候皇帝的处分。
这自然是一种形式，因为没有哪个人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因而这些官员一般都说自己“学疏才浅”，从而为自己的过错开脱。以上就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主体，却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给事中和御史还可以提出“京察拾遗”，也就是在京察和自陈之外，再次补充检查。
这个检查的力度同样很大，经过“京察拾遗”被罢黜的，同样连皇帝都无法说情。这一次高拱的倒台，就与“京察拾遗”有关。
大家应该想得到，在北京已经闹得一团糟的时候，不可能由北京的言官出面提出“京察拾遗”，因此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徐阶及其手下的言官终于在隆庆元年五月『逼』得高拱辞了官。高拱一走，郭朴也受到了言官的攻击，到了那年的九月，郭朴也辞了官。
这一次的政治斗争，以徐阶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像上次一样，张居正仍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次政治风波。他肯定感到过左右为难，但是好歹他还是没有得罪徐阶，也没有得罪高拱。他那种低调的处世态度让他得了不少的好处。只不过，张居正不能总是忍受这样的低调，一旦等到自己力量壮大时，他就会跳出来主持局面。到那时，他就是政治斗争的高手了！
步步为营的博弈者徐阶不久之后败去了，他将权力和信任都交给了张居正。地位上升的张居正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步步为营地与高拱展开了权力的博弈。总的说来，张居正的态度是低调的。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