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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盘录像带。你说有不只一架摄像机在拍摄。总共有几架？”
“我想有5架。”我说。
她把标签贴在第一盘录像带盒上，又把第二盘录像带插进机器里，进行快速复制。
我问道：“这些复制品精确无误吗？”
“噢，当然。”
“所以它们有法律作用？”
桑德斯皱皱眉头。“什么意义的法律作用？”
“嗯，作为证据，在法院——”
“不，”桑德斯说道，“法院不会把这些录像作为证据的。”
“不过，要是这些是准确的复制品——”
“和这没关系。所有的摄影制品，包括录像，都一律不能在法庭上用做证据。”
“我可没有听说过。”我说。
“这还没有实施呢。”桑德斯说，“诉讼法还不很明确。不过，就快实施了。眼下，所有的照片都是可疑的。如今，采用数字系统可以把它们变得面目全非！那是新事物。记得吗？多年前，苏联人是如何从他们五一节出场的领导人队列中抹去某些政治家的？——这在过去一直是项剪剪贴贴的工作——你总是能发现其中的破绽。留下的人物两肩之间会可笑地有着空间。或者后墙变了色，或者可以看到在那些被破坏的地方有人企图修饰的痕迹。不管怎么说，你是能看出来的——相当容易。你可以看出那些照片已经变了样，整个事情十分可笑。”
“我记得。”我说。
“过去，照片总是相当精确，因为它们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认为照片再现现实。然而，近几年来，计算机使我们能天衣无缝地更换摄影图像。几年前，《国家地理杂志》曾把埃及金字塔印到封面上。编者不喜欢金字塔原来的位置。他们认为移动一下金字塔，构图会好一些。因此，他们就改变了照片，把金字塔挪了位。居然无人能辨别。倘若你带着摄像机去埃及，设法重拍那张照片，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地方的金字塔是排列成那样的。照片再也不能反映现实了，但是你却无法分辨真假。这只是个小小的例子。”
“那么有人能在这盘录像带上采用同样的手法吗？”
“从原理上讲，任何视频都可以改变。”
通过监视器，我又一次看到了谋杀案的发生经过。这台摄像机安在房间的一头。它并没有清楚显示谋杀的具体动作，然而接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坂村朝摄像机走来的画面。
我问道：“这图像能变到什么地步呢？”
桑德斯笑了。“如今你想变成任何鬼样子都行。”
“能变换杀人犯的特征吗？”
“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桑德斯说，“在复杂的、运动的图像上绘制一张面孔在目前是可以办到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却有一定的困难。”
我一声不吭。其实，说不说都一样。坂村曾是我们最主要的嫌疑犯，但他已一命呜呼。局长巴不得了结此案，我也希望如此。
“当然，”桑德斯说，“日本人拥有绘制外表的所有想象视频系统种类和三维变形技术。他们能做的事我们如今已难以想象。”他用手指敲着桌子。“这些录像带录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关于什么内容？”
我说：“谋杀发生于昨晚8点30分，如钟上显示的那样。我们听说这些录像带是8点45分左右被拿出值班室的。我们要求他们交出带子，我们跟日本人交涉了好几次。”
“跟他们打交道总是这个样。你最终什么时候拿到录像带的？”
“午夜1点半钟左右送到警察局的。”
“那么，”桑德斯说，“这就是说从晚上8点45分到午夜1点半钟，录像带一直在他们那里。”
“对，差一点就整整5个小时了。”
桑德斯皱起眉头。“5盘录像带，从5个不同角度拍摄，在5个小时内改变。”桑德斯摇摇头。“不可能，简直不可能做到，中尉。”
“是呀，”特里萨说，“这不可能！即使是他们也做不到。要改变的地方太多了。”
我说：“你对这有把握啰？”
“嗯，”特里萨回答道，“能做到如此迅速的唯一办法是采用自动程序。但即便是最复杂的程序也需要你用手来完善它，过分的模糊会使你前功尽弃。”
“过分模糊？”我问道。我发觉自己喜欢向她提问，还喜欢看着她的脸。
“过分的运动模糊，”桑德斯说，“录像带转动时速为每秒30帧，你可以把录像的每一帧视为一张用每秒1/30的快门速度拍摄的照片。这个速度很慢——比袖珍照相机的速度要慢得多。如用每秒1/30的速度拍摄一位正在赛跑的运动员，跑动的腿只是无数条条纹。一片模糊。”
“这叫做运动模糊。如果你通过机械方法来改变这种模糊，那么看上去就会很别扭。图像的清晰度和边线看上去也会很不自然。这就回到那些俄国人的水平：你能看出这相片已经被改动过。如果要显示现实的动势，你需要恰如其分的模糊效果。”
“我明白。”
特里萨说：“还有色彩移位。”
“是的。”桑德斯说，“模糊本身就存在色彩移位。比如说，你看那台监视器。那人正穿着一件藏青色西服。不过，当他带着姑娘在房间里旋转时，他的西服也随之飘了起来。注意，如果你将这一动势定格，并把它放大显出其象素，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件西服的颜色是藏青色，而模糊效果则是由渐变的较浅的蓝色组成。直至近乎透明的边缘。你无法从单独的一幅图像上分辨出哪是西服，哪是背景。”
我能模糊地想象出那是怎么回事。“哦……”
“如果边线色彩不匀，你马上就能发现。如果要清除录像带上几秒钟的镜头，要花好几个小时，就像处理商业广告那样。不过，要是你不这样做，那么差别一眼就能看出。”说罢，他啪的打了一个榧子。
“这么说，即使他们复制了录像带，他们也不可能作删改啦？”
“5个小时可是来不及的，”桑德斯说，“他们没那么多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啰？”
“这毫无疑问。”桑德斯说，“不管怎样，你走后，我们会反复琢磨这些图像的。特里萨想再好好看看。我知道她会那样做的。我也如此。今天晚些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到时，我们会告诉你这里是否有什么蹊跷。不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没在我这里做什么手脚。”
29
当我把车驶进日落山乡间俱乐部的圆形停车场时，我看见康纳正站在俱乐部的高大水泥建筑前。他向站在身旁的三位日本高尔夫球伴鞠了一个躬，三位日本球伴也鞠躬回礼。随后，他跟他们一一握手，把球棒往汽车后座一扔，便钻进我的车里。
“你来迟了，后辈。”
“对不起。只迟了几分钟嘛。我在南加州大学那边耽搁了一会儿。”
“你一迟到，大家都受累。他们出于礼貌，觉得非在俱乐部门前等你不可。像他们那样地位的人站在那儿可不舒服。他们忙着哪。可他们又觉得那是他们的义务，不能离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尴尬，而你却几乎无动于衷。”
“对不起，我没意识到。”
“那么你现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后辈。世上并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车挂上挡，驶离了俱乐部。我从汽车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几个日本人，他们正朝我们挥手告别，并没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着要走的神情。“你跟谁在打球？”
“青木是温哥华的东京海运公司老板，花田是伦敦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安坂健一掌管着丰田公司设在东南亚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带的所有工厂，他的大本营设在曼谷。”
“那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来度假，”康纳说，“到美国休个短假，打打高尔夫球。他们觉得，到一个像我们这样慢节奏的国家来轻松一下，不失为一件乐事。”
我驱车沿着弯曲的车道驶上日落大道，停车等候绿灯放行。“到哪儿去？”
“四季饭店。”
我把车向右拐去，直奔贝弗利山。“为什么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尔夫球？”
“哦，话得从头说起，”他说，“几年来，我这儿那儿给过他们一些好处。我并非什么大人物，可关系得保持。只要他们来这儿，就给他们去个电话，送件小礼品，或者打场球什么的。因为，你压根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得用上这个关系网。关系就是信息源、安全阀和预警系统。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么是谁要打这场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当不错。”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打球？”
“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周六例会的情况。”康纳说。
我想起了周六例会。我们在新闻编辑室所看的录像中，坂村曾一把抓住谢里尔·奥斯汀说道：“你不明白，这全是关于周六例会的事儿。”
“他们告诉你了吗？”
康纳点点头。“显然，这个例会他们已保持了很长时间，”他说，“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起初，会议在世纪广场饭店召开，后来移到谢拉顿饭店，最后改在比尔特摩饭店。”
康纳凝视着窗外。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日落大道上颠簸行驶。
“几年来，周六会议成了常规活动。那些偶然来城里的著名日本实业家们也会参加正在进行的会议，一起讨论如何对付美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应当如何管理等议题。”
“是吗？”
“是的。”
“太可恶了！”
“为什么？”康纳问道。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怎么能让一群外国佬在这儿举行秘密会议，并决定应当如何治理我们的国家！”
“日本人可不这么看。”康纳说。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这么看！我知道他们自认为有这种权利！”
康纳耸了耸肩。“事实上，他们正是这么认为的。日本人相信他们赢得了某种权利，可以决定——”
“天啊——”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经济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借给我们很多钱。彼得，还真不少呢。数千亿的美元！在这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每周高达10亿美元。正是这每周10亿元，决定了他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钞票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他们并无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他们决定把钱回借给我们。我们的政府年复一年地背上了预算赤字。我们拿不出钱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于是日本人为我们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向我们投资。他们借给我们钱，当然，是以我们政府的某些保证为前提。华盛顿向日本人保证：我们将把自己的家理顺，我们要削减赤字，我们要改进教育，重建基础设施，必要时甚至要提高税收。总之，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法案。因为只有这样，在美国投资才有意义。”
“唔——唔。”
“可是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