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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等这么多天，都还没收到‘黛安娜号’船员的名单，所以我说的情况是可能的，即使是稍微富想像力了点，即使我们真的费尽力气证明了她从未到达哥审堡，这里也还有一个可能：当船停在伯轮夏特的闸门时，她就上岸去找个在附近闲荡的小伙子，进草丛里作爱去了。”
“若真是如此，我们应该有些风声。”
“没错，但是，‘应该有’不代表什么。这个案子里的确有些怪事。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旅途一半就莫名其妙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人，包括房间和餐厅的服务生，发现这事呢？”
“凶手必然停留在船上，他把房间弄得好像有人在使用，这毕竟只需要伪装一个晚上。”
“那些床单和毛毯呢？应该有血迹留在上面。他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进洗衣间灭迹吧？而如果他把证据都丢进水里，他又从哪儿找来一套新的替换呢？”
“血迹应该不多，至少验尸报告没说血很多。而凶手如果很熟悉这艘船，他可以在日常用品柜中轻易找到替换的床具。”
“旅客有可能这么熟悉这艘船吗？而且没有别人会注意吗？”
“这并不难。你可曾在邮轮上过夜？”
“没有。”
“大家都入睡后，船上各处通常寂静又空无一人，而且几乎所有的衣橱、碗橱都是没锁的。船通过维特恩湖时正在值夜班而可以确定是清醒的人，只有三个，两个在船桥上，一个在引擎室里。”
“难道没有人注意到，她没在哥市堡上岸吗？”
“船到哥审堡时，并没有固定形式的上岸手续。船在利拉伯门系缆后，乘客一定都抓起行李，冲过跳板上岸。这趟旅程特别，因为船期耽误了，很多人都赶着上岸；此外，到达时天色未明，这也和平时不同。”
贝克突然住口不说，瞪着墙壁有好一会儿。
“最气人的是，隔壁舱的旅客居然没听到半点声响。”他说。
“我可以解释。两个小时前我才查到，一对七十多岁的荷兰夫妇住在A3舱房，他们几乎全聋了。”
柯柏翻了翻这些记录，又抓抓头。
“我们刚刚所推论的时间、地点和手法，是基于最大可能性原理、逻辑化的假设和心理学理论的应用，证据可说非常薄弱。虽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得遵循这些假设和原理，因为这是我们目前仅有的依据，但是我们也该将统计方法纳入，不是吗？”
“说下去。”贝克说。
“在船上的八十六个人，姓名我们都知道。这是由六十八名乘客和十八名船员所组成。到目前为止，除了十一个人，其他人我们都已经接触过，或至少知道他们现居何处。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国籍、性别及八十三个人的年龄。现在让我们用排除法看看。首先我们排除罗丝安娜…麦格罗，剩下八十五人。接着排除所有的女人，有八位女船员和三十七位女乘客，剩下四十人。这之中有四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和七位年逾七十的老人扣掉后剩下二十九人。接着扣掉船长和舵手，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二点之间轮班，彼此可做对方的不在场证明，他俩不太可能有时间去杀人。引擎室里的人就比较难说了。现在总数剩下二十七个人了，这些人年纪由十四岁到六十八岁都有，我们也掌握了他们的姓名。有十二个瑞典人，其中七个是船员；另有五个美国人，三个德国人，丹麦人、南非人、英国人、法国人、苏格兰人、土耳其人和荷兰人各一个，老天，这样的地理分布还真辽阔。有个美国人住德州，另一个来自奥勒冈州。那个英国人住在巴哈马的拿索，南非人住德班，土耳其人则住在安卡拉。打算一个一个审间这些嫌疑犯的话，这旅程可不得了。而且，其中还有四个人我们找不到地址的：一个丹麦人和三个瑞典人。尽管米兰德把过去二十五年的旅客名单全挖了出来，也找不出这些旅客中，有人先前搭过运河观光船的。所以我的理论是，没有一个乘客是嫌疑犯。他们之中只有四个人是住单人房，其他人不是跟配偶住，就是有室友。而因为他们都是头一次搭这船，应该没有人对船只的结构及作息熟到敢于作案。这一来只剩八个船员有嫌疑，一个舵手、两个火夫，一个厨师及三个服务生，我们已经剔除总工程师，因为他年纪太大了。我的理论是，没有船员能犯下这个案子。首先他们的作息根本就有互相监视的效果；其次他们跟旅客发展亲密关系的机会太小了，所以我的理论告诉我：没有人谋杀罗丝安娜…麦格罗。而这显然是错误的，我的理论永远是错的，天啊，思考是多危险的事啊！”
静默了三十秒后，柯柏又说：
“而如果不是艾里克森那头禽兽干的……妈的，不过能逮住他也算运气不错了……对了，你有在听吗？你听到我说什么吗？”
“当然有，”贝克心神恍惚地说，“我在听。”
没错，贝克都听进去了，但在最后几分钟，柯柏的声音似乎愈来愈遥远。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想法，突然盘踞了他的脑海，其中一个与他听某人说过的某事有关，这点很快穿透他那被遗忘的记忆深处；另一个则是确实可行的攻击计划。
“她必定在船上遇到了谁。”他自言自语着。
“不然她就是自杀。”柯柏有点尖酸地说。
“某个不打算杀她的人，至少一开始是如此，所以这个人没有道理事先隐匿身份……”
“当然，我们是这么想的，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贝克眼前清楚浮现七月他在莫塔拉看到的景象，也就是那丑不拉叽的小船“乌诺号”绕过挖泥船笔直开进港里船坞的模样。他坐直了，拿出那张旧明信片注视着。
“雷那，”他对柯柏说，“观光季里有多少台照相机被拿出来用？至少二十五台，也许三十、甚至四十台。每到一个闸门，人们都会上岸，为这艘船或彼此拍个照。应该有二三十个家庭的相簿，多了这次旅游的照片，什么形式的照片都有。最早的一部分应该是在斯德哥尔摩的码头，最后则是在哥审堡拍的。即使这三天里只有二十个人，每个人拍了三十张相片来算好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大约拍一卷，有些也许拍更多。雷那，那表示至少有六百张照片……你知道吗……六百张照片，搞不好一千张！”
“是啊。”柯柏慢慢地回答道，“我了解你的意思。”
17
“当然，这查起来很困难。”马丁…贝克说。
“不会比现在正在做的更糟。”柯柏回答。
这个游戏他们玩过很多次了。贝克对自己的理论有点怀疑，需要人帮忙证实；他其实已预知答案是什么，也了解柯柏已猜到他知道，但他们还是照惯例来玩。
“这招一定能带来一些答案。”柯柏固执地说，过了几秒钟，他又加一句：
“不管怎样，我们有个开始了。除了几个例外，我们已经知道他们都住在哪儿了；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我们也接触过了。”
柯柏的语调总是很有说服力，这是他的特长之一。
过了一会儿，马丁…贝克问：
“现在几点了？”
“七点十分。”
“名单上有谁住附近的吗？”
柯柏翻了翻笔记本。
“可能比你想的要近。”他说，“住在北玛拉史壮，是一对退休的上校夫妇。”
“谁去问过？是你吗？”
“不是，是米兰德，‘他们是好人。’他说。”
“米兰德只这样写？”
“没错。
一路上又湿又滑，当后轮打滑时，柯柏开始大声咒骂。才三分钟他们就到目的地了。
是上校的妻子开的门。
“艾克索，警方来了两位先生。”她扯开噪门对着起居室里大叫。
“请他们进来。”上校吼回来，“或者你们要我出去站在门廊上？”
马丁…贝克把帽子上的雨水甩掉，走了进去；柯柏则是把脚上的污渍努力拍掉再走进去。
“恼人的天气呀。”上校咆哮着，“没站起来迎接两位，对不起。”
上校前面的矮桌上摆着玩了一半的骨牌游戏、一个香摈高脚杯和一瓶雷米…马丁香槟，附近还有一台电视震耳欲聋地嚷着。
“烂天气，对吧？两位要来点香摈吗？这还蛮有用的。”
“我开车！”
柯柏大声回答，却目不转睛地瞪着酒瓶。
花了十秒钟，贝克才由冻僵中恢复过来。
“你跟他谈。”他对柯柏说。
“你说什么？”上校尖声地问。
贝克努力装出笑脸，做了个“没什么”的手势。他知道只要自己插一句话，就会让自己的喉咙倒嗓一个星期。
谈话继续进行。
“照片？我们好久不拍照了。我的视力这么差，而艾克索又老是拍完忘了卷底片。两个星期前有个年轻人来过，他也问起呢！他真是个好男孩。”
马丁…贝克和柯柏很快交换了一眼，不只是惊讶，更因为老太太竟这样描述米兰德。
“但奇怪的是，”上校雷声般地接下去，“坚兹克少校……对了，你自然不知道他是谁。旅途中我们和他们夫妇同桌。他是一位采购军官，一位非常好相处的人，事实上我们同一年被任命为军官的，但是那场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战役，为他的军旅生涯画上句号。你知道，只要战争继续打，官阶就升得快；但一九四五年之后，就没得升了。他是位采购军官，而他们这种人在战后，就像宝藏船稀罕难求。我记得他在奥斯纳布律的一家食品公司，获得董事的席位。我们是有些共同点，很多事可以好好聊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至少他曾经在蓝色师团当过联络军官九个月，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十一个月。你知道蓝色师团吗？那是西班牙佛朗哥的津英部队，用来对付他的政敌。而且我得说，我们总是歧视在这里的意大利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或其他什么人的……是啊，我们真瞧不起人家。但是我得这么说，就像我刚刚告诉你的，这些蓝色师团里的小伙子，他们真的能够……”
马丁…贝克转头绝望地望向电视荧屏，播出的节目是有关瑞典南部拔甜菜的报导，这显然已经是旧闻了，上校的太太却看得目不转睛，而且对周围的环境毫无感觉。
“我了解，”柯柏尖叫着，然后做了个深呼吸，再用相当大的声量继续说：“你刚刚说到照片时，是说什么呢？”
“什么？噢，对啦，我是说奇怪的是，坚兹克少校是个玩相机的高手，尽管他这方面并不比我们听或看得多。他一路上照了许多照片，而几天前我们才收到他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里面都是他拍的照片。我觉得他真是考虑周到，他洗了这么多照片一定很贵。这些照片都拍得很不错，至少是美好的回忆。”
马丁…贝克移向电视机，把音量关小一点；这其实是一种本能的、自卫的动作，他并未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上校的太太不解地望着他。
“什么？当然可以。米桑，麻烦你把德国寄来的照片拿来好吗？我想拿给两位先生看。”
当这名叫米桑的女人离座时，马丁…贝克从打结的眉毛下方观察着她。
照片是彩色的，大小是三乘四寸。信封中大约有十五张照片，上校坐在安乐椅中，用食指和拇指抓着它们。马丁…贝克和柯柏站在椅子两侧，弯下腰一同检视照片。
“我们在这儿，而这位是坚兹克少校的太太。噢，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