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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多寂寞的时光，和我一起陪伴着这里的冻土。”孙建民站起身，带着我们走进风火山观测站的室内，小狗飞快地向门内跑去。
“我们中铁西北科学院在风火山坚持冻土观测研究已经41年了，主要是为攻克高原冻土难题提供参考数据。我们在这里开展了气象观测、太阳辐射比观测、地中热流观察等科研项目，41年来，我们一共记录了1200万个数据，每一项观测内容、每一个基础数据，都直接关连者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关连着青藏铁路建设的成败。”孙建民介绍说。
在新建的观测站内，放着一人多高的资料，孙建民搬出厚厚一沓发黄的照片，这些照片纪录了风火山观测人员的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一边翻看照片，一边讲述风火山观测站历经的风雨……
1961年，风火山冻土定位观测站建立。当年4月，观测站的第一代创业者王建国、李建才、周怀珍等同志，从兰州乘苏制卡车，沿着似路非路的路，过草原、跨戈壁、翻山越岭。历经了四天三夜的颠簸，饱尝了头痛、头晕、呕吐、鼻嘴出血等高山反应的苦头，来到了这一“生命禁区”。
风火山属可可西里山脉，西邻昆仑山，在格尔木以南300多公里。这里渺无人烟，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年冰冻期长达七八个月，最低温度到零下43度；空气稀薄，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0％～60％，人在这里慢步行走，相当于在内地扛着两袋面走路；这里生活条件的艰苦，常人难以想像。
第一次登上风火山，谁都要经受高原反应的痛苦。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痛头晕，心悸发慌，胸闷气短。有的鼻子出血，脸色发紫，有的心中倒海翻江，呕吐不止，就是徒步行走，两腿也沉重得像灌了铅似的。
度过高原反应期后，迎候他们的便是无穷无尽、极为严酷的生存考验。这里没有春夏秋冬，有的只是被延长了的冬天。在寒冷的冬季，到了夜晚奇冷无比，单层帐篷里生着火炉还浑身僵冷，实在捱不过，只好两人挤在一起相互取暖驱寒。夜里气压更低，缺氧性头痛使他们彻夜难眠；仰面睡觉，呼吸困难，容易发生缺氧性休克，只能侧着身子睡觉。早晨起来，被子上覆盖了一层白霜，被子因呼吸结成了硬邦邦的冰，靴子要用铁棍敲打才能把脚伸进去。
观测人员经受着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磨难。山上的生活物资大多要从1200多公里外的兰州运送，但由于路途遥远，新鲜蔬菜即使运到风火山上，已是一半枯黄，一半变烂，有时甚至供应不上，缺吃缺柴的事经常发生。吃水也要到300多公里远的格尔木去拉，水贵如油，饮水每人每次只分半茶缸子，寒冷季节无法洗衣，只能将脏衣轮换着穿，在山上根本就没洗过澡。
每年10月至来年5月，是风火山上最难熬的日子。特别是遇到大雪封山、交通断道、物资供应不上时，山上的同志就要忍受缺水、少粮、没菜、断煤的生活煎熬。没有水，他们要到几公里外的山沟里砸来冰块，可化开后却是半锅泥浆夹杂着枯草，他们每天就喝着浑浊的苦水。水烧到70多度就开，馒头蒸不熟，饭是夹生饭，面条一煮就成了糊糊。长年吃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很多人都落下胃病。一年四季他们都吃不到新鲜蔬菜，只有干萝卜条，萝卜吃完了，物资接应不上时，就把扔掉的葱皮、莱叶捡回来做菜吃。葱皮、菜叶没了，他们就在饭里拌点盐下饭，有的在喝完的茶叶羹上撒点盐当菜吃。煤烧完了，就拾来牛粪当煤烧。深冬时节，忍饥挨饿是常事。储备粮吃完了，他们就冒雪到青藏公路道班去借，或用东西向藏民换糌粑充饥，实在不行，就到山上打野兔吃。
面对千难万险，大家总是相互鼓励，互相帮助，处处体现着同志情、兄弟爱。这里没有人烟，他们常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缺医少药，经常面临生命的威胁。1985年9月，青藏高原发生了罕见的大雪灾。在风火山及清水河工地的几名同志的生命受至严重威胁，时任格尔木研究站站长的赵坤印接到命令后，抱病与卢建军一起连夜向山上运送粮食和急救物品，使山上的同志转危为安。观测工王建国感冒发烧，李建才奔赴40公里外的煤矿买来
4瓶罐头。观测工王庆安有一天早晨起来就吐血不止，生命十分危险。同志们马上将他送到
格尔木部队医院，挽救了他的生命。
由于一些同志是初涉“生命禁区”，缺乏抵御大自然灾害的经验，有的人头发脱落，指甲凹陷，嘴唇乌黑，身上发肿，特别是在山上患了感冒，随时都有被“缺氧杀手”夺去生命的危险。1976年刚从天津医学院毕业的宋湘云，为了山上同志的身体健康，主动要求上风火山。可三年下来，她一头乌黑的秀发变得稀稀落落。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死考验！这是多么艰难的生活磨砺！这是多么坚强的意志锤炼！为了早日实现修建青藏铁路的理想，他们没有丝毫的动摇、怯懦和退却，而是意志更坚，斗志更勇！
奉献就是人生的价值，奉献就是他们对事业的追求。第一代创业者工程师刘铁良，兰州大学气象专业毕业后，1963年上了风火山，因当时交通不便，仅在路上他就走了八天八夜。他虽然身体瘦弱，但在山上一干就是20年。
风火山的科研工作，无论哪一项都浩繁复杂、细致入微，其及时性、准确性、连续性要求极高，这就决定了西北院的科技人员必须每时每刻坚守风火山。时间久了，人最难熬的就是精神上的极度孤独和寂寞。而他们连收音机都没有，只能听到马蹄小闹钟轻轻的“滴答”声，这是他们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
在与世隔绝的风火山上，天是蓝蓝的天，地是静静的地，人是清一色的男子汉，生活十分单调、枯燥、乏味。孙建民说，夏季，上山的人多了，山上还有几分生气，可是到了冬天，三四个人留守在山上，孤独寂寞就更加难以排遣，天长日久，就会心情烦燥，性情抑郁，语言功能退化，思维反应迟钝，总想放声大喊。特别是逢年过节，山外是万家团圆，欢天喜地，
山上却是孤寂一片。夜晚，他们依偎在冰冷的被窝里，伴着一根摇曳的蜡烛，只有在心中向
远方的亲人默默地祝福。
有一年春节，山上的一位同志病了，去格尔木治疗，山上只有李恒和袁海二人。夜晚他们俩相对无言，使心情更加烦闷。忽然，李恒像发了疯一样，双手攥起拳头使劲砸墙，呼喊，发泄着心中的孤独和寂寞。风火山的冬季难过，春节更难过。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春节，青藏公路上跑的汽车没有了，在夏季偶尔也能看到的牧民也进山了。1983年在清水河，刘文龙等三位同志离开兰州已经整整10个月了，本来就想家，何况又逢春节，刘文龙做了几个菜，招呼那二位来吃，但谁也没有去理会那热腾腾的饭菜，而是都侧身躺在床上，脸对着墙，一声也不吭，眼里含着泪花，只是谁也不愿表现出来，外面的风声像一台不停的发动机，永远发出一种令人生畏而又讨厌的声音。
“在风火山上工作久了，最怕的是孤独，最盼的是来人，最渴望的是家信。”孙建民说
。每当生活车到来时，大家都蜂拥而出，争抢家信，围着司机问长问短，简直就是风火山上
的盛大节日。收到家信的人兴高采烈，有的热泪涟涟，有的两手攥着家书舍不得马上看，等
回到帐篷再慢慢感受家人的爱、亲人的情。没有收到家信的就黯然神伤，心里不是滋味。可有时盼来的并不是喜悦，而是撕心裂肺的悲痛。
观测工李宗保接到盼望已久的家信，竟是母亲去世前写给他的绝笔信。信中透着一位生
命垂危的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念和临终前见不到儿子一面的巨大遗憾。看完信，李宗保心如
刀绞，悲痛万分。他痛哭着用风火山上的干草枝扎了一个世界上最简单也是最珍贵的小花圈
，来到小河旁，跪在河边，泣不成声，将花圈轻轻地放入河中，呜咽的河水带去了他对母亲的无限哀思。
建站初期，观测站有10个人，夜里住帐篷，白天在外边露天作业，每日观测3次，早上8：00，中午2：00，晚上8：00各观测一次，观测人员称之为“828”行动，41年来没有一天间断过。观测人员每天光走路就达25公里，超时超劳是家常便饭。天冷时，搞实验路段冻胀观测，摆经纬仪和水平仪经常冻得连手指都伸不开，只好用拳头拨动螺丝调水平。虽说戴着手套，手却冻得红肿麻木。凸起的鼻子和耳朵被冻得红肿，却不能揉搓，弄不好触摸处就会留下终生的黑疤。
到了七、八、九月，天气虽然趋暖，但却变化无常，时而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时而大雪纷飞，时而冰雹阵阵，简直就像魔鬼的恶作剧。由于风火山海拔高，云层低，常常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滚地雷。有一年夏天，孙建民和同事正在野外观测、钻探，忽然狂风大作，乌云蔽天，一声霹雷过后，只见一个大火球自山坡上呼啸而下，从他们身旁十几米处滚过，草地焦黑一片。1972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风火山，狂呼怒吼的寒风把一座帐篷平地拔起，帐篷如同飘落的降落伞悬在空中，恰好观测站的同志都赶了回来，六个人拉着帐篷绳和固定帐篷的扒钉，甚至两腿悬空，他们硬是拼搏了3个多小时，才把帐篷重新整好。这时候，他们个个全都变成了雪人，帐篷内的火炉熄灭了，水桶也冻裂了，就连热水瓶也被冻炸了，帐篷成了寒风刺骨的冰窖。
1961年至1962年，西北科学研究院参与了国家组织的大规模地质考察，掌握了高原冻土的分布情况。为了进一步摸索、总结高原多年冻土的内在变化规律，西北科学研究院在昆仑山至唐古拉山550公里多年冻土地区，设立了以风火山为重点的9个观测场，对高原冻土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长期、系统、多方位的科学观测。
每次科学观测，观测站的同志都要身负20多公斤重的观测仪器和防身武器，往返于几百公里的观测场。冬天观测，他要在冰冷的雪地里，一个点一个点地读取、记录观测数据，一千多个点观测下来，浑身僵冷。为确保抄录数据准确无误，观测人员不顾天寒地冻，坚持不戴手套，好几位同志的手指被严重冻伤。大雪过后，灿烂的阳光映着积雪，刺得眼睛针扎似地疼，当时他们没有防护眼镜，有的还得了雪盲。夏天观测，他们经常一身土一身泥，每天观测下来，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竭。但他们四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一丝不苟。
风火山观测站的第一任站长周怀珍，在风火山上一干就是22年，直到退休才下山。有一年冬天，寒锁高原，大雪封山，沟壑难辨，周怀珍在返回途中掉进了雪坑。他急忙拧腰蹬腿试图挣扎出来，可越是挣扎，越是下陷，雪已埋到了他的胸部。
情急之下，周怀珍脱下手套，用双手刨雪，才将自己解救出来，但两手的手指终身残疾。张发权被誉为“风火山上的铁人”，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