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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比思再也没有什么造就。我进入军情五处时，发现可以用技术设备的方式来帮助“暂停”行动，而不是用情报人员的方法。正如比思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一个技术人员，很难理解我的意见。他是唯一的一个被允许和通讯总部保持联系的官员。如果我想让上面的人听听我的想法的话，我必须自己作出努力。最后，我找了一个晚上约比思出去喝酒。我问他，如果我自己到切尔特南通讯总部去找那里的人谈谈，他会不会介意。
“不会介意的，老伙计，”比思高兴地说，“你只管去就是了。我对这些无线电玩艺儿不在行，我的职权范围是管束那些人类恶习。”
我约见了过去在海军的一个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讯总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我向他解释说，我觉得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需要重新进行全面的考虑。巴特勒为我做了安排，我们绕过比尔·柯林斯，直接见到了通讯总部高级的密码分析专家休·亚历山大和休·德纳姆。
亚历山大负责通讯总部的二处，该处是主管密码分析的。他有一个言语不多却勤奋认真的助手——德纳姆。六十年代德纳姆终于接替了亚历山大的职务。战争爆发时，亚历山大加入了通讯总部在战前的前身——布莱奇雷公园。战时的德国密码由他和艾伦·图林以及戈登·韦尔什曼负责破译。战后，图林到曼彻斯特大学去搞电子计算机设计，因为同性恋的事，他被逼得自杀了。韦尔什曼则去了美国，专门从事高级电子计算机的工作。这三个人当中，只有亚历山大独自留在通讯总部从事和平时期的工作。他是一个出色的国际象棋赛手，又是个了不起的密码破译专家。尽管他的工作和爱好都非常费脑筋，可他在表面上仍是一个平静的穿着花呢西服的人。我敢肯定，由于他用脑过度，终究要使他的健康恶化。虽然他一生在乡下过着安宁的生活，从不沾烟酒，但后来却突然死于癌症，当时年纪并不大。
我对亚历山大和德纳姆说，我奉命参加“暂停”行动，觉得军情五处对通讯总部的工作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我解释说，自从一九四九年布伦德里特委员会成立以来，军情五处在技术上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新型话筒方面。我建议说，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而不是利用情报员来获得“暂停”行动所需要的情报。仅用情报人员这种方法在目前看来注定还会不断失败。
“我不敢肯定我们能作出什么具体的帮助，除非有机会进行试验。可我敢肯定，我们的新型高灵敏度话筒有可能从密码机里获得一些东西。密码员每天早上都要对密码机进行调整。如果我们能听到把新密码放进去的声音，那不是很有帮助吗？”
两位密码分析专家对我的想法很赞同，我在讲话时显得很紧张。他们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是第一次看见情报界的军情五处还有这样的科学家。
“我们对任何帮助通讯总部的行为都感激不尽，”亚历山大说，“何况，和你们的机构相比，我们仅仅是些新手。我们连房屋都还没有盖好。”
他指着窗户外面，在不远的地方，有一队建筑工人正在通讯总部的主体建筑后面修建另一排尼森式活动房子。
“我们的问题是计算机的能力跟不上。”他继续说。
“我们现在手里有许多密码要破译，我们也知道该怎样去破译，可就是没有强大的计算机来承担这项工作。当然，我们很快会有这种计算机的，但目前的任何帮助都会给我们开辟一条捷径。”
我问亚历山大，目前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他对我这样直接的提问方式感到为难。
“嗯，当然，我们的目标很多，它们不断地被更换，就像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要求那类东西。”
“对，”我坚持说，“可是你得选出一个当前最为重要的目标，你选择什么呢？”
亚历山大挪了一下他的椅子，和德纳姆交换了一下眼色。
“应当说最重要的目标是埃及人，”亚历山大最后说，“外交部几个月来一直在催着我们弄点密码名堂出来。我们弄到的东西都是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也是零敲碎打地进行工作，弄不到什么新东西。”
那时是一九五六年春天，英国和埃及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迅速恶化。纳赛尔开始采取了一些行动，结果在当年年底导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
“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机器？”
“哈格林。”德纳姆回答说。他指的是瑞士克里普托AG公司生产的一种密码机。这种密码机在五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很有市场。
我向通讯总部借了一台哈格林密码机作为样品，把它装在我的汽车的行李箱里带回伦敦。我和贾格尔到摄政王公园内军情五处的一间保密室里，把机器架起来进行试验，看看我的理论是否与实际相吻合。哈格林密码机是一个键盘系统，载有密码电文的带子从一侧出来。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有七个转动轮，只要接通交流电，在键盘上任意打出的字符就会自动出来。使馆里的密码员每天早上在传发电讯之前要重排七个轮子上的字。如果我们能用话筒窃听到重新调整密码机时的声音，我敢肯定，通讯总部就可以利用这些声音来确定密码机所谓的“核心位置”，这样就有办法破译密码。亚历山大和德纳姆向我解释说，如果我们能弄到密码机的三套或四套排字，他们就可以破译密码。
我装了一系列高灵敏度的话筒，与哈格林密码机保持不同的距离，并在机器背后的墙上安装了一个探测话筒，每只话筒依次接到一台示波仪上，示波仪把记录到的声音转变为图像。贾格尔用一架电影摄像机拍下了示波仪荧光屏上的图像。我打开哈格林密码机的盖子，小心翼翼地重新排放轮子，把旧排列和新排列都作了记录。一串假编的密码信号被机器传送出来，咔啦咔啦地响着。我把结果送到切尔特南，让德纳姆作评价。
我们把电影的胶片冲洗出来，示波仪上的图像非常清晰，足以提供一些关于哈格林密码机排字情况的线索。这些图像至少提供了七个轮子当中的三个的排字情况的依据。我又用了“森林之神”装置作了进一步的试验，其声音灵敏度远远不及那些话筒。轮子转动的声音也能听到，但非常模糊不清。我把结果让信使送到切尔特南。第二天德纳姆打扰频电话来告诉我：
“彼得，效果好极了。”他说。我听得出他很激动，由干扰频电话线路的失真，使他的声音变得近乎发疯。
“音响话筒传出来的声音最理想。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图像弄清两个甚至三个轮子的排字情况。用无线电收听的那个效果不太好。可我想，只要花点时间，我们是可以弄点名堂出来的。”
电话线路在一阵静电干扰中将谈话中断了片刻。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它来行动？”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叫喊。
“一旦得到大臣的批准就可以开始用它行动。”我回答说。
第二天，通讯总部从计划人员当中抽调了一个叫雷·弗劳利的人去了伦敦。弗劳利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讲究实际的人，他起着一种桥梁作用，沟通了亚历山大和德纳姆这种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庞大的通讯总部。他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直接同电子计算机相结合，那些危险的不合理现象将永远被消除。在冷战的严酷岁月里，有这种狂想的人简直就像个稚童。可我们还是成了关系密切的同事，尽管我的内心仍然坚持着非理性主义，相信突发的直觉或灵感可以解决问题。
温特博恩、弗劳利和我刚刚着手策划对埃及采取行动时，我便意识到，最简单的办法也就是最好的办法。我向邮局特别调查组核查，搞到了一整套关于埃及大使馆电话安装情况的材料。有一台电话似乎不在密码室里便在密码室附近。我们决定在那台电话上安装特殊装置，用话筒来截取密码机的声音。邮局弄坏了埃及大使馆里的那部电话，我们等待着埃及人到邮局来请人去修理。我作好了安排，装成工程师，同另一个负责在电话上安装特殊装置人一起去。我想要借此机会观察一下密码室，看看是否有废掉的密码材料丢在周围。
第二天早晨，我到圣保罗去和邮局的人会合，然后，坐着他们的车去埃及大使馆，使馆门口戒备森严，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都有人陪着。密码室在一座配套的建筑物里，哈格林密码机正在里面咔喀作响。三个密码员正忙于操作电传机，处理外交电报。我仔细地观看了是否有多余的废旧密码带，可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非常干净。一个密码员走出来跟陪同我们的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回去把机器关掉，他再次走出来，走到我面前，指着电话机。他不会讲英语，只得打手势，我明白他是要我把电话机移到密码机旁边，这样可以离他的座位近些。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会如此之好，便赶忙延伸电话线。我慢慢转过身去，用背对着他，好让另一位同来的工程师把小垫圈放进电话机。那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特殊装置。我把电话机放在那个密码员的写字台上，离哈格林密码机不超过两英尺。那密码员敲着电话机，咧着嘴对我笑着，我也朝向他一笑，可我总感到我们笑的不是一回事。
我离开埃及大使馆后，便急急忙忙地赶回第八楼去监听从那台电话机里传过来的声音。开始时仿佛是一阵电子干扰声，但经过仔细的调谐，哈格林密码机的咔喀声就能够清楚地听到了。军情五处安装了一条特别线路到通讯总部，每天早晨密码员一调整机器，通讯总部的二处就开始计算新的排字情况，直接把密码读出来。这个工作过程被称作“引密码机”。以后，这种用技术监听来窃取密码机情报以及破译密码的新技术的代号就为“咽吞”。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的联合行动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读懂了埃及驻伦敦使馆的密码。埃及人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了四种不同的密码系统，我们采用“咽吞”技术在其他几种密码系统中获得大部分的情报。这次对埃及密码所采取的行动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当时军情六处在提供情报方面作了努力，可还是明显地失败了。按照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所作的指示，军情六处在埃及的情报网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人员全被逮捕。军情六处惟一的贡献是搞了一次企图暗杀纳赛尔的笨拙的行动。
霍利斯正好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到达沸点的时候登上局长这个宝座的，破译埃及密码的行动对他来说真是巧逢时机，使他在上台的头几个月里就获得了坚实的成就。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正是我把这种成就送给了他。
破译埃及密码所得到的最为重要的情报就是埃及和苏联在莫斯科讨论的连续通报。埃及驻莫斯科大使把这些通报的详细情况直接发给埃及驻伦敦大使馆。从这个渠道获得的情报使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深信，苏联真的表示它要干预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