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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传授高级枪法。他向我们露了几手绝技，例如对着镜子射击身后的目标，反手过肩击落放在喷水池顶端的乒乓球。这是粗旷而充满美国味的情报人员的必修课。联邦调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国那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扎下根基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可我怀疑这种绝技与现代化的反间谍工作是否有关系。
我并不乐意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蒂斯勒案件。从胡佛处理这个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个的暗示。他希望我们无法解决军情五处是否藏有间谍的问题，以便他可以借此向总统建议停止与英国交换情报。我希望霍利斯和我过去对美国的访问能为我的道路扫除障碍。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着参观，他是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哈里这样亲切友好的人，他曾是爱尔兰国际橄榄球运动员，和霍利斯一样，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并且还差不多是一个职业障碍跑运动员。人人都喜欢哈里，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视为一种社交活动。五十年代末期是卫星和计算机情报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现代气息时代，哈里的气质和知识已跟不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见面，如果对立是无法避免的，他就采取一种简单的对策。
“听我说，彼得，老朋友。让他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断他。在他讲完后你记住对他说，非常感谢你，胡佛先生，……我已经为午餐订了一个桌位，我们会需要的。”
联邦调查局像一个雄伟的凯旋门式的陵墓，我们穿过它前面的拱道，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艾尔·贝尔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沙利文负责处理共产党事务。（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兰打野鸭时丧命的，当时被认为是遭暗杀。）贝尔蒙特是一个彪悍的老式“枪手”，过去联邦调查局的人都知道这个绰号。从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里面。沙利文是四肢发达（但并非头脑简单）的贝尔蒙特的军师，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匕首胜于说教。贝尔蒙特树敌很多，但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样，有过一个灾难深重的童年经历。他的父亲在一次街头殴斗中遭人枪杀，他母亲日夜操劳，攒钱供他念完了法学院。他凭借着在工作上的勤奋和对“老头子”的无限忠诚，被提拔到联邦调查局的最上层。
这两个人在表面上虽然刚硬，在局里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却十分懦弱。我感到，这种无限忠诚有些不自然。当然，他们是钦佩胡佛的。这是因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个腐败无能的组织建成了一个有效的、令人生畏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机构。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着难于启齿的隐疾的折磨，他们却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连私下地默认也没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同这两个人讨论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术意义，直到与胡佛会晤的时刻到来。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走廊，看到了许多年青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他们整洁、健康，穿戴得体，梳着短发，一脸正经的神情。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使我想起了医疗卫生诊所，到处可见抗菌的白色瓷砖在闪着亮光。工人们整天忙乎着，经常重新刷油漆，打扫卫生，上地板蜡。如此洁痹，令人怀疑其灵魂是否阴暗。
胡佛的房间在一套四间相连的屋子中的最后一间。贝尔蒙特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胡佛站在他办公桌的后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蓝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从他那皱纹丛生的小脸上搭拉下来。他坚实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并没有欣慰的感觉。
贝尔蒙特开始向他介绍我来访的原因，可胡佛却尖锐地打断了他。
“我看过报告了，艾尔。我要听赖特先生给我谈。”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开始简略地谈到“筏夫”发现的经过，他几乎立即打断我。
“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捷克情报源提供的情报感到满意了吧……！”
我开始回答时，他又把我岔开。
“你们的安全组织从华盛顿这里捞到了不少好处，赖特先生。”
他声音里暗示着不止一点的威胁。
“如果这些好处对我们国家的安全造成了问题，我可就要劝告总统了。像这起案件，我得亲自关注，尤其是英国在这起案件中所遇到的问题。我需要知道我是否处在一个安全的地位。我说明白了吗？”
“当然，先生，我完全懂了……”
哈里·斯通忙着细看他的鞋带。贝尔蒙特和沙利文坐在胡佛办公桌的另一边，被阴影遮了一半，我就只是一个人孤军作战。
“我想，你会在我的报告里看到……”
“赖特先生，我的人把你的报告做了一个摘要，我对你的经验教训很感兴趣。”
没等我回答，胡佛就开始激动地谩骂西方面对共产主义的进攻显得无能。我同意他的许多观点，只是对他说话的那种腔调感到厌恶。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胡佛几乎是用刻毒的口吻提到他们的名字的。
“在我们局里，赖特先生，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官员们都是经过彻底审查的。这可是教训啊！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当然，胡佛先生。”斯通插进来说。
胡佛突然又凝视着我，说道：
“要全面警惕，赖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们局可是在日夜戒备啊！”
他猛然站了起来，这意味着会晤结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共进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见过他。他思路敏捷，对赢得冷战抱定决心，其理由不只是为了好斗取乐。我喜欢他，他给了我足够的暗示，鼓励我考虑一起干工作。
安格尔顿这颗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华盛顿升起的，尤其是他从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里搞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他是冷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招募来的人之一，在赖德街军情六处的旧办公地点里受过反间谍技巧训练。训练他的是菲尔比。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他的这位喜欢抽烟斗的英国教官一见如故。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被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菲尔比发现了这位崭露头角的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沉溺于策划阴谋。很快，安格尔顿在英国情报官员当中获得了经常企图利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的敌对情绪从中捞取外快的名声。
我乘出租汽车去了乔治城。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优雅的红砖房子，树木成荫的街道以及密集的书店和餐馆。我到达哈维餐馆时，安格尔顿早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着一套灰色西服，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杯杰克·丹尼尔牌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
“胡佛怎么样？”当我坐下来以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仿佛把一撮砂砾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浪费时间，”他说，“我记得你们早就在设法接近他。可他总是对我们讲，他忍受不了英国佬。”
我感到有些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正中他的下怀。
“嗯，我也不能说中央情报局就更友好一些。”
“过去的十年里，你们在华盛顿把许多信誉都丧尽了。”他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这样的人，”他继续说，“看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看到军情五处的现状，总要问：‘这有什么意思？’”
他叫来侍者，我们点了菜。
“你完全离题了，吉姆，”我说，“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年前他们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当科学家的，可现在我在那里了，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人涌进。”
“我进过英国的公学，”他讥讽道，“你们那帮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事都过去了，世界更小了，我们应该重新合作。”
我为自己突然如此动感情而感到惊奇。安格尔顿始终端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吞云吐雾。
“你从胡佛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咕噜说，“他也不情愿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顿午餐用了很长的时间。安格尔顿什么也没有透露，却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还有，尽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仍然是个触动神经的事，安格尔顿想知道每个细节。他甚至问我，是否可以从军情五处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档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同苏联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报界的注意。可是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粗率。
“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喃喃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勉强的财政部，让其在军情五处的秘密拨款之外，再为军情五处买一幢房子。这幢房子挤在苏联的几幢外交楼之间。我们在阁楼上安装了“筏夫”接收机，并在这幢新房子和邻街的目测监视楼之间挖一条隧道，把探测到的大使馆内的信号通过埋在隧道里的电缆发送回去。我们让西里尔·米尔斯作为房客住在这幢楼里。他在战争时期是军情五处的官员，现在是著名的马戏团的老板。此后的许多年里，米尔斯就在这幢楼里经营他的马戏业务。如果要往这幢楼里运送人员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