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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从知道哪些国家对自己的密码室采取了屏蔽措施，哪些国家还没有这样做。按照我所建议的那种路子来搞行动得花两年时间才能成功。我们知道，苏联肯定对它的密码进行了妥善的保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花费全力来企图破译俄国的密码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要选择重要的目标，而且是有可能使我们获得成功的目标。
在选择目标时，我们认为法国密码较之其它国家的密码来说，最适合用来做进一步的“咽吞”试验。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都面临着外交部的压力，外交部要他们提供法国对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态度的情报。通讯总部还研究了法国在伦敦使用的密码系统。他们使用了两种密码：一种是低级的，用电传把电文发回法国外交部；一种是高级的，供大使通讯用，由一台密码机独立发送电文作为一种额外的保安措施。亚历山大认为，高级密码无法破译。但低级的密码可以用我概述的办法破译。库柏同意了，于是又开始了“栅栏”行动。
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联合执行的这项行动中的第一个任务是对法国大使馆的分布作一次详细的技术侦察，尤其要找到密码室的大概范围。我请地方市政委员会把使馆的建筑图纸送来，之后又同邮政研究组取得了联系。此时约翰·泰勒已退休了，米切尔接替了他的职务。米切尔因为中风而半身不遂，虽然已言语不多，可头脑仍十分清楚。米切尔把法国大使馆的电传和电话的输入和输出线路图都给了我，我把这张图与建筑图参照来看，从而确定了密码室的大概位置。
我们让邮局把法国大使馆的电话弄坏，于是借维修机会进去对密码室一带进行了目测。与埃及人不同，法国的安全人员对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进行了监视，可是我们仍然搞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密码室里没有电话，只有走廊里才有一部电话。密码室和电传室相连，中间只有一块塑料板隔开。
我们用邮政局的线路图进行核实，发现法国使馆的输入线路是沿着大街接进通向海德公园的艾伯特门入口处尽头的人行道上一个盒子里。我和米切尔商量好，在这个盒子里的电缆上装一个宽频带的无线电装置，把捕捉到的信号传递到我们在海德公园旅馆里租用的一间特别操作室里。为了不使我们的行动被人发现，在我们把从那个盒子出来的电线接到旅馆四楼我们的操作室时，我们故意弄坏了旅馆的电话系统。此外，还在线路上安装了特殊的障碍电容，以便保证线路单向工作，不会有任何电文漏回大使馆而使我们的行动被人发现。通讯总部经常截听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的来往无线电和电传通讯，他们在帕尔默街有一些房子，专门干这种事。我们从帕尔默街的房子到我们的海德公园旅馆之间，接了一条含有法国使馆通讯的电线。我们把这条线作为指南，用以核对我们用无线电频率收到的信号是不是从法国使馆来的。
第一天上午，我们听到了那组低级密码的信号，并与帕尔默街收到的信号进行吻合。收听线路与我们自己的电传打字电报机一接通，截取的法国密码便开始咔咯咔咯地在我们眼前输出。很显然，这条收听线路上传送出来的信号不止一种。你只需坐下来，用铅笔把非密码电文与密码电文区分开来，就可以直接读懂密码。
我开始拣出一份译文，发现电传打字电报机上还有另一种信号的踪迹，我把这与声纳图进行了核对并证明我没有搞错，于是我就把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找来了。
信号的高峰与低谷不断静静地掠过荧光屏，低级密码的线条很强，其阴影线条也很容易识别。可另一个信号掠过每个尖峰时，就有一阵低低的杂音出现。
“天哪，”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喃喃地说，“我们连高级密码也收到了，那肯定是从塑料隔板那边传过来的。”
我急忙通知帕尔默街，让他们把高级密码也传送过来，以便比较从两个途径得到的信号。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重新调整了放大器，把信号加强到足以显印的程度。我把帕尔默街送来的信号作为标准，把非密码电文区分出来。不到十分钟，我就搞出了一份电报译文的初稿。这是一份法国驻伦敦大使发给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办公室的电报。
从一九六0 年到一九六三年差不多三年时间中，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每天阅读法国驻伦敦大使馆收发的法国高级密码电报。我们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意图虽然没有成功，但法国人在这个期间的每一个举动都被我们监听到了。外交部对这种情报大感兴趣，戴高乐的电报被逐字逐句地制成副本，经常送到外交大臣的红色文件箱里。
实际上，“栅栏”只是生动地表明了情报工作存在的局限性。戴高乐决心抵制我们的申请，无论有多少高级情报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的确把关于法国人的独立“核打击力量”的设想之细节捅给了美国人，这有助于鼓励美国人更加不相信戴高乐，但我们从中捞到的好处却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如此，在外交部，“栅栏”行动仍被视为一次重大的胜利。外交部的常务大臣召见了我，对我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智谋与天赋表示祝贺。
“这些材料真是无价之宝，”他满脸堆笑地说，“真是无价之宝。”他的话使我毫不怀疑“读懂法国佬的电文通讯”，是继阿让库尔战役、火烧加来港和其他打击习惯于背信弃义的法国人的这些古代伟绩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巨大价值的成功。
第九章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 英国情报部门在“咽吞” （埃及）和“栅栏”（法国）行动中取得了成就。政府通讯总部制定了一个列有所有目标的庞大的名单，并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重点。军情五处负责收集所有国家驻英国大使馆的情报，包括密码室的位置，输入和输出电缆的细节，以及就某个目标是否可以采取“咽吞”或“栅栏”行动进行估计。军情六处在国外干同样的事，他们对列入通讯总部名单的目标进行了详细的技术侦察。由于在国外没有邮局的宝贵协助，他们只得主要依靠间谍的一些传统方式来开展工作。
在“栅栏”行动以后，又拟定了准备破译大部分欧洲国家密码的计划，并从德国开始。可是在作了巨大的努力之后，这个行动又被取消了，因为德国人的机器屏蔽状况极佳。后来我们却成功地把一只探测话筒放在希腊驻伦敦大使馆的密码机后面。希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目标，因为他们在塞浦路斯紧急状态时期对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发生冲突期间，对印尼大使馆也采取过同样的行动，在整个冲突期间破译了印尼的密码。
对于军情六处来说，最令人难忘的无线电截听行动是针对俄国巡洋舰“奥尔忠尼启则号”的行动。尽管上次用“巨型炸弹”克拉布在朴茨茅斯没有成功，但军情六处仍然有决心侦察这艘军舰。一九五九年，这艘舰要到斯德哥尔摩的船坞里去修理，军情六处知道瑞典信号情报局计划对它采取行动。军情六处驻当地分站的站长向瑞典人建议，说英国愿意提供先进的技术进行援助。瑞典信号情报局在名义上保持中立，其实它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保持着非正式的秘密关系，因此对英国主动提供帮助，瑞典倒是感激不尽。
我在一九五九年去了斯德哥尔摩， 布置对“奥尔忠尼启则号” 的密码机采取“咽吞”行动的计划。我伪装成瑞典工程师，在夜深人静时分，由两个身强力壮的信号情报局的技术员陪同来到船坞，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通讯总部的两个人。我们躲在“奥尔忠尼启则号”对面的仓库里。“咽吞”设备早已被送到楼上的工作室里，我们爬到工作室，蟋伏在这间小屋里整整五天。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外面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仓库的屋顶是波形的铁皮做的，我们在里面热得差点儿中暑，幸好冰箱里放有一些浓度极高的贮藏啤酒，才使我们感到一丝欣慰。我们虽然收听到了一些密码噪声，但却始终未能破译这些密码，可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都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就像骑警队一样，”军情六处的代表帕特·奥汉朗满脸堆笑地在后来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会议上喊了起来，“我们能搞到我们所要的人。”
技术侦察的成果不断增加， 在这些技术侦察基础上进行的行动也有所扩大，“筏夫”和“咽吞”行动的规模也明显地膨胀起来。一九六0 年，由军情五处、六处和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成立了，主要任务是协调工作。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有时在切尔特南开，有时则是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开。尽管雷·弗劳利自告奋勇出来主持日常事务工作，而且不久就在委员会里握住了统治大权，但我是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雷·弗劳利是通讯总部的官员，他朝气蓬勃，严格要求自己，具有管理的天赋，不像他的一些在切尔特南的同事那样心胸狭窄。他主管文件工作，并为各种行动的负责人提供技术资源和工作人员。此外，他还负责从主管大臣那里接收极为重要的批示。
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是英国情报界在战后最为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六十年代末出现了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委员会在这十年当中为通讯总部的密码分析工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扫清了隔离军情五处、六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障碍。英国情报界又开始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作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在开展工作，因此比从前更加成功。
在五十年代末，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进展。我加入军情五处时，科学研究的主要讲坛是科尔莫尔委员会。军情六处每年都要从秘密世界以外邀请十几位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在卡尔顿阶梯大厦的一间保密会议室里开一次会。军情六处请这些人吃一顿非常考究的午餐作为回报，希望这些显赫的人物能作为秘密部门的非正式的科学顾问，来为他们提供指导，出出主意并建立联系。我第一次参加科尔莫尔委员会的会议时，立即就发现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上午的讨论会很松散。在喝了一些啤酒、金酒和最优质的红葡萄酒以后，委员会里几乎就没有人对复杂的科学问题还有什么心思了。一天的劳累过去了，彼得·狄克逊领着大家到城里又来一顿夜宵。到夜深时，又让大家到索霍的一家下三流的夜总会俱乐部去。如果说得文明一些，那么在这里表演的节目可被称为“黄色歌舞”。我永远也忘不掉狄克·怀特那张难看的脸，他向桌子周围那些喝得脸红筋胀的雅士们强装着笑颜。他和我一样，感到这种办法是不能解决军情五处所面临的深刻的科学问题的。
科尔莫尔委员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