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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普希尔完成他的研究之前，显然是不可能找他谈了。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许，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普希尔在该校担任客座教授。我对普林斯顿非常熟悉，我当科学家时，常常到那里去访问。鲁迪·康普弗，即那位发明行波管（在大多数微波线路上使用的无线电电子管）的科学家，曾经就普林斯顿的奇特的建筑向我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他把它称为“冒牌的哥特式科兹沃尔德”。
我同汉普希尔谈了一阵，主要问他对伯吉斯还能回忆出些什么。他告诉我，说他现在想起来当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对象，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描述说他和安东尼·布伦特是怎样一起去巴黎旅行的。有一天晚上，他们同詹姆斯·克卢格曼以及另一位艺术家本·尼克尔森一起吃饭。饭后，克卢格曼主持了一次长会，他们对汉普希尔的政治信仰进行了考察。
几个月后，他被邀请到伯吉斯在切斯特广场的公寓里与伯吉斯一起吃饭。两个都穷酗极饮。半夜两三点钟时，伯吉斯劝他为和平而工作。伯吉斯说，虽然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但却是很值得的。他们还谈到了许多当时知识界的动乱，纳粹的威胁，谈到在学术研究中需要采用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汉普希尔当时以为这是邀请他参加左翼争鸣学会的前奏，这种学会当时在牛津剑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很流行，可伯吉斯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建议来。“现在回想起来，”汉普希尔说，“也许伯吉斯正在试图招募我。”
我回到伦敦后同布伦特核实了这件事。他还记得克卢格曼的晚餐，并证实那是一次检验活动。但他说他并不知道伯吉斯的劝说，也不能肯定那次晚餐是在一九三五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这些日期很重要，一九三五年，布伦特和伯吉斯仅仅只是共产党员；可到了一九三七年，两个都成了间谍了，因此任何招募工作都是为俄国人干的。我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去看本·尼克尔森。非常幸运，他保存着记录他生活的完整的日记。为此，我们可以肯定，那次晚餐毫无疑问是在一九三七年。
我去见怀特，把汉普希尔的材料拿给他看。令我惊奇的是，为什么汉普希尔在伯吉斯一九五一年叛逃后，从未把他同伯吉斯有过来往的事告诉给军情五处。怀特也证实汉普希尔从来没有向他提及过这件事。我从汉普希尔回到伦敦后又去看他。他仿佛有一丝尴尬。他告诉我，说伯吉斯对他的接近之混乱，使他无法肯定其重要性。至于布伦特，他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布伦特参加晚餐聚会与伯吉斯的接近有什么关系。布伦特在整个战争期间同狄克·怀特、盖伊·利德尔等人私交很深，因此汉普希尔认为布伦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不管怎么样，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要想结束这一章。
怀特和霍利斯选出来主持英美情报合作机密检查工作的人，竟曾经不知不觉地成了苏联的招募目标。这一发现使他们两人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知道，对汉普希尔进行的审查在美国人眼里简直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当时，美国对英国情报部门搭上的“守旧的老关系”极其反感，因而他们都不可能爽快地认输，汉普希尔案件就这样永远被小心地埋了起来。
招募汉普希尔的失败点明了克卢格曼在三十年代苏联情报人员招募工作的作用，这也是很有趣的。他是安排那次在巴黎的试探晚餐的主要人物。凯恩克罗斯也告诉我们，招募他的正是克卢格曼。在这以前，军情五处一直认为克卢格曼仅仅是一个公开的英国共产党积极分子，而不是一个秘密招募间谍的人或一个搜罗人才的人。很显然，如果我们说服或强迫克卢格曼坦白，他会把许多三十年代的事告诉我们。我知道克卢格曼是不会让军情五处直接靠近他的，因此我们就同凯恩克罗斯搞了一项交易。如果他回英国来同克卢格曼对质并说服他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以便讲出一切情况，我们就允许他回到英国。
凯恩克罗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在伦敦同克卢格曼见了面。克卢格曼是一个老头儿，阶级战争中坚韧的老战士，他正忙于写英国共产党党史，以作为他一生工作的最后遗嘱。他听了凯恩克罗斯要他去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时，便大笑了起来。凯恩克罗斯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同意，他就要揭发他，克卢格曼听了以后完全不屑一顾。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凯恩克罗斯被迫回去继续过他的流亡生活。不久，克卢格曼就带着他的秘密进了坟墓。
还有其他许多拒绝让我们靠近他们的英国共产党忠实的公仆。鲍勃·斯图尔特和伊迪丝·杜德·哈特两个人都是作为信使与“五人集团” 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有过联系，我们对这两个人进行了试探。他们两个人都守口如瓶，他们都是纪律性很强的战士。我们很难找到突破口。公众很少知道军情五处在进行这类调查时所处位置的薄弱环节。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譬如，布伦特告诉我们他知道有另外两名间谍，其中一个是在招募利奥·朗时被发现的，其实朗已经由布伦特在指挥。布伦特当时正在同那个招募间谍搞见不得人的不正当关系，双方就朗的问题都互不通气，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了。这两个间谍现在还活着，住在伦敦。他们在战争期间从事“幽灵”计划，后来他们离开了这个工作，开始了学术生涯。两个人都不同意与我们见面讨论他们与俄国情报工作的牵连。惟一的积极行动是对一名高级警长进行警告，这位警长与其中一个间谍是朋友。于是这两个人的关系便中断了。
第十七章
在我同布伦特见面后一年，一个明显的模式出现了。我以开玩笑的方式从他那里掏出了一些东西——大多数是他从伯吉斯那里搜集来的枕边谈话。他声称《泰晤士报》有一个撰稿人曾经被他们拉拢过。我跟踪了这位撰稿人，他证实伯吉斯企图招募他，但被拒绝了。他害怕被抓的后果。布伦特证实的另一个联系人是国防部的职员，叫汤姆·怀利，此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布伦特说怀利过去常常让伯吉斯看他手头经管的一些材料和文件。虽然布伦特迫于压力只得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情况，可他交待出来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早就退休了，要么舒舒服服地跳出了危险并不再有机会接触机密了。
我知道布伦特一定知道那些还没有退休，并仍然活跃在秘密世界的人，这些人便是他正在保护的对象。我怎样才能够识别出他们呢？我决定排出一张名单，凡是我所会见过的人所提及的并在战前持左翼观点的人，凡是我所会见过的我认为有可能是伯吉斯的招募对象的人都被列入其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在所有其他名字里显得很突出：阿利斯特·沃森。柏林提到过他，作家阿瑟·马歇尔提到过他，特斯·罗思柴尔德也提到过他。他们都说他在三十年代是剑桥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使徒学会”的成员，是布伦特和伯吉斯的亲密朋友。据他们回忆，伯吉斯在三十年代很欣赏他，因此他有可能被伯吉斯拉拢过。
我开始对沃森的背景情况进行了调查。我在战争期间同他很熟。他现在是海军部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实际上他曾经在布里斯托尔与我弟弟在一起住过两年。当时我对沃森从不介意。他个子很高，瘦削，一张打皱的脸就像山羊一样。他走起路来总是踞起脚，其姿态很奇特。沃森把他自己视为他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可他那些同事多数则认为他在实际工作上的动手能力是很差的，而且他在理论方面也是错误百出。我认为，他倒有点像个骗子。
沃森是个失败者。他在剑桥时，曾被认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并注定要获得学术上的最大的荣誉，可后来人们发现他的论文里有大量的基本错误。他没有能够争取到奖学金，只得在海军部找了一个工作。他先在海军的一个雷达信号集团工作，后来当了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潜艇探测研究小组的组长。这是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御体系中最机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这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尤其对一个曾在青年时代大有希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剑桥大学时，沃森是一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在我所会见过的那些人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沃森描述为使徒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级传教士”。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美妙的逻辑，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点使他入了迷。他像一个不得志的传教士被《圣经》所吸引一样，被《资本论》所深深吸引。他开始在他的朋友当中宣传他的教义，尤其当他那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希望渐渐淡漠之后。布伦特后来承认沃森曾向他传授过马克思主义。
当我研究沃森的档案时，他离开剑桥的情况尤其令我感到惊奇——正好是在慕尼黑事件发生的时候离开。当时激进派对英国统治集团的对立情绪已高涨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一时期的所有特点都可以解释伯吉斯和菲尔比移向右倾的原因。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在一九五一年给怀特写了一封信，建议对沃森进行调查，由于他在三十年代同共产党关系密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维克托的建议从未被采纳过。后来沃森成功地通过了不少于三次的审查，也就没有人再提到他的政治背景了。
我决定在同布伦特下一次的见面时从他嘴里诈出沃森这个名字。我知道要直接提出这件事是浪费时间，因此我准备列出一张所有已知的信徒的名单，其中包括沃森在内。我让布伦特挑出他认识的人的名字，或挑出他认为会使我感兴趣的名字来。他看了一遍名单，但并没有提到沃森。
“阿利斯特怎么样？”我终于问他了。
“不，”布伦特坚定地说，“他跟这没有关系。”
该是与布伦特对质的时候了。我告诉他，他又一次在撒谎，他和我都知道沃森在剑桥时是他的好朋友和共产党伙伴。布伦特的面神经痉挛又发作了。是的，这是真的，他承认了。他们是朋友，他们仍然定期在信徒学会的晚餐会上见面。但他并没有招募他，据他所知，伯吉斯也没有招募他。
他说阿利斯特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的生活道路完全选择错了。他是一个具有很大希望的人，但却一事无成，而他的大学朋友如布伦特本人以及图林，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图林的成就更是不朽的。
“我是拜倒在阿利斯特脚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布伦特告诉我。
“我想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你是知道的吧？”我问。
“海军部，不是吗？”
“你说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安东尼。你说你在跟我说实话……”
布伦特一味地拨弄炉火。
“我永远不会是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