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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是韩国、朝鲜，甚至是日本的母体文明，他们传播融合以后成为东亚的亚文明，子体的亚文明必然与母体形似。又由于汉字是朝鲜语的古老载体，所以学习朝鲜语时必须先充分掌握汉字，必须知道所要标记的原中国文字的意义，否则就要去按约定的意思去理解，去猜测。那当然不可能做到非常准确，也不可能成其为准确、高雅的朝鲜语言。而且文化上的废除行为，却使他们逐渐失去了母体文明的灵魂！如果不与中国母体文明再次联接，朝鲜文、甚至日本文，都将成为风干的、没有灵魂的文化木乃伊。因此在后世之中，韩国政府在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全面恢复使用中国汉字是必然和明智的历史抉择，其实也别无选择！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深深的植入了他们的文化体系中去。
而日本则在这点上很聪明，即便是在后世中，日本虽然改良减少了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但是仍旧保留了一千多个常用汉字，因为在这点上它们知道，完全使用平假名片假名作为文字的话那将是个灾难？
朝鲜和越南在之前试图摆脱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是因为中国的衰落，而现在，对于百多年来中国自身的衰落所造成的附属国流落遗失，中国又一次开始用着强权和强势开始影响着周边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的强盛让这些附属国们随人仰视，虽然用着一些小聪明来淘换着好处，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中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形成和构建了他们自身文化的底蕴框架，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没有中华文化，这些国家还是一些没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蛮夷野人。
可中国在百年间没落了，中国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曾经倚仗的大国被人打败了，而这些原先的附属国们有的变成了新主子的附庸，有一些努力奋进成为了末流的强者甚至打败了曾经的老师，这更让这些国家感到失望。他们在之前为什么会摒弃汉字改用其他文字，就是因为中国百年来的积弱使得自身文化输出和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变使得这些国家脱离了中华文化的大范围圈，不得不说，这就是一种悲哀。
因此既有主观意愿也有客观的外部因素，这些国家开始试图摆脱中国文化重新构建出自己的文化，这其中，就以越南和棒子国为最典型的代表。
这其中以棒子国的人最为恶心，成天满世界嚷嚷汉字是它们发明的，端午是它们创造的，孔子是棒子族的人，亚洲也是它们曾经的国土。操！如果汉字真是它们发明的话那为什么当五千年前汉字出现在甲骨龟背上时怎么就烙印下了这个民族的印记，而棒子文却是十三世纪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上帝是先创造了它自己还是先创造了棒子的世界？娘都没成长起来还在嗷嗷待哺这儿却满世界到处跑去打酱油了？
而现在，在这个时空中，段国学用着自己的方式和手段让中国正在重新崛起，这样的崛起让这些跳梁小丑们重新的战栗起来。面对强大的中国，他们要么就成为中国附庸或者是友邻，要么就要承受强大起来的中国今后对他们虎视眈耽的惊恐之日，放任这么强大的邻居在身旁，换谁谁都不能在夜里睡好觉。
而阮永仲所主张的这个事就是证明着中国崛起的代表。抛开政治因素不说，这些国家要想彻底的将影响自己多年的中国文化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历史的书籍和经卷上都是用着汉字来记载承录的，不懂得汉字就不能阅读自己的历史古籍，也不能在各种古籍中获得历史的过程。说个不好听的，难道今后需要从小学拼音文的越南历史学家再学一门“外语”后才能看懂自己的历史典籍？
中华文化现在开始回归越南，这不仅顺应着越南人民今后沿承自己文化的脉络，同时也说明着中国在重新崛起。越南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字和文化自然会重新回到中华文化体系中去，段国学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是段国学在考虑，现在中国仍旧没有出兵朝鲜半岛，这是因为段国学心中的那股恶气还没有出完。段国学虽然恨日本，但是更讨厌在后世成天喊自己宇宙第一的棒子国，段国学还要让这个棒子国的人民在日本矮子兵的刺刀淫威下再艰苦的过上一段时间。虽然日本现在已经过的不咋地，但是作为被殖民的国家，这些后世宇宙第一的超人们过的还要苦。
而且在今后出兵朝鲜半岛之后，段国学准备让这个可笑的思密达语言彻底的消失在朝鲜半岛上，国内的朝鲜族同胞也就算了，而在朝鲜半岛上，这里的人从小就只能学汉语，开口闭口就是中文而不是什么思密达！
第四百五十八章 国家外交
“总指挥，还没休息呢。”轻轻而又有节奏的敲门声后，李德林出现在了段国学的套间里的客厅中，虽然已经知道段国学没有休息，但是看到他连睡衣都没有换上感觉有些奇怪。
“悦研刚才想出去走走，我就陪着她在外面散散步，她现在已经睡了。”段国学指指身后的房间示意着自己的夫人已经入睡。
“还在恶补国际外交礼仪？”李德林看到段国学的茶几前面摆放着一本关于国际外交礼仪的书籍便张口问到。
“是啊，你这个副职兼任着外交部长，你应该很清楚，对于外交中，任何细节都不是小事，我这也没太多的经验，这不临时恶补一下咯。”段国学有些无奈的说着，做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在这些方面他还真的不是太合格。
“是啊，外交无小事，虽然有人认为对待这些小国、附属国用不着这样以礼相待，但是这种自我独大的态度还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在外交上就有一定的误区，总是认为天下独我居大，鼻孔朝天的接待对方，导致逐渐树立了不应该的敌人，其实对待任何国家，不管对方国土是大是小，国家实力是强是弱，我们都应当一视同仁以礼相待。”李德林抛出了自己在任这么久之后的自己的心得。
“说的好。在古时候，中国就一直以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由于经济的特殊性，中国不像西方诸国那样需要从外部来获得经济的输血和刺激，同时由于中国出产大量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这也使得中国在对外部文化的交流上处于一直处在贸易顺差经济模式中。当然，任何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只是单向的扩散，中国文明与周边文明同样存在着双向交流的需要，而历史上周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也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周边地区对中国文明的需求，要远远大于中国对周边文明的需求。对中国文明而言，周边文明的意义更多的是补充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就可以推断，国外对中国物品的需求大于中国对国外的需求这样一种模式，在汉代就已经很明显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仍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的基本特色。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更多的不是因为中国人渴求得到国外物品，而是因为国外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同样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增加，不是因为中国人奔赴在商路上所收集到的；因而在总体上来说，是因为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带来了信息之后才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因此，中国人在对外探索上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消极主动性。”
“还有，这是在经济上的关系，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非常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文明一直保持着东亚甚至是亚洲文明中心的地位。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它的扩散性，文明之间的势差越大，扩散的动力与速度也越大，围绕该文明而形成的国际体系的范围也就越大。中国文明对周边的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亚洲国际体系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同时中国的技术发明和技术输出也是吸引周边国家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中国的技术发明，包括从周代的弩到东汉的纸，都加深了中国与邻居们之间的差距，并因此而在所有层次上都增加了国际关系增长的潜力。”
“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中国都以一种高高在上不求人的形式高度，再加上儒家中所谓的德化以及夷秋的所指，中国一直以来都不屑于对外的交流。这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文明的优势几乎总是意味着积极的对外扩张，而优势的中国文明追求的却是“四夷来朝”、“德化来远”。一个是去，一个是来，正是中西方文明的不同本质。”
“是啊，万朝来贺，好威风，好风光……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的迷失了自己。那时候的外交，完全就是一个强势的外交，我记得从汉代开始，虽然古代朝廷的接待十分的冷淡，但是一些小国政权仍旧隔三岔五的派使者带着“贡品”来到中原，原因就是朝廷的回赏永远要大于贡品的价值，中国的皇帝和礼宾官都成傻子了。”李德林也在感叹着曾经的辉煌所带来的痛楚。
“哈哈，德林，这种进贡除了表面上的不等值收入外，同时在朝贡体系中，进贡本身就是一种特许贸易。一些边远的国家派使者前来中国并不是因为他们敬畏中国的力量，而是只有通过加入朝贡体系，他们才有资格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且这种特许贸易是以‘厚往薄来’为特点的；一方面，贡使来朝，沿途供给基本上是由中原王朝负责的，中原王朝对朝贡国的所谓赏赐的价值也往往远远超出朝贡国的贡品价值，再加上很长时间以来，中原各王朝都对外国进贡之人所带来的贸易物件采取了免税的政策，因此对于朝贡国来说，对中国朝贡是一件十分有利可图的事情，因而出现许多朝贡国不到贡期就要求朝贡的现象。例如明初本来规定朝鲜三年一贡，而朝鲜却多次要求改为一年三贡，而日本在自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后即退出了朝贡体系，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却要求受其控制的琉球王国继续维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以从中获利。”
“那我们中国岂不是一直在做最大的冤大头？”李德林眉头有些拧，他也略知这些历史，但是却没有段国学所叙说的这样详细和透彻。
“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的，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朝贡国在得到各种经济利益之后，却在返程之时又将所获得的各种利益重新购买了民间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其他中国原产物品，这也是刺激中国民间经济的一种反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一直是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这样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当冤大头的形式也变相的在减小着贸易顺差。德林你也知道，贸易顺差和逆差都不能过大，长期的贸易顺差并非好事，它不仅意味着一部分资源没有利用，而且加大了贸易磨擦，增大了货币升值的压力，经济学中有所谓‘三元悖论’或者‘永恒的三角形’的理论，是说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中，只可能达到两个，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我们目前的现实是，在资本流动不能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保持了汇率的稳定性，却部分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投资出现过快增长的情况下，导致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缩小，对遏制投资增长效果有限。有国外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从明清时期以来，由于长时